《定婚店》的安排

杜陵韦固，少孤，思早娶妇，多歧，求婚必无成而罢。元和二年，将游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马潘昉女见议者，来日先明期于店西龙兴寺门。固以求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布囊，坐于阶上，向月捡书。固步觇之，不识其字；暨非虫篆八分科斗之势，又非梵书。因问曰：“老父所寻者何书？固少小苦学，世间之字，自谓无不识者，西国梵字，亦能读之，唯此书目所未觌，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间书，君因何得见？”固曰：“非世间书则何也？”曰：“幽冥之书。”固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当来也。凡幽吏皆掌生人之事，掌人可不行冥中乎？今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尔。”固曰：“然则君又何掌？”曰：“天下之婚牍耳。”固喜曰：“固少孤，常愿早娶，以广胤嗣。尔来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此，与议潘司马女，可以成乎？”曰：“未也。命苟未合，虽降衣缨而求屠博，尚不可得，况郡佐乎？君之妇，适三岁矣。年十七，当入君门。”固问：“囊中何物？”曰：“赤绳子耳，以系夫妻之足。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君之脚已系于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家何为？”曰：“此店北卖菜陈婆女耳。”固曰：“可见乎？”曰：“陈尝抱来，鬻菜于市。能随我行，当即示君。”

及明，所期不至。老人卷书揭囊而行。固逐之，入菜市。有眇妪，抱三岁女来，弊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固怒曰：“杀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当食天禄，因子而食邑，庸可杀乎？”老人遂隐。固骂曰：“老鬼妖妄如此！吾士大夫之家，娶妇必敌，苟不能娶，即声伎之美者，或援立之，奈何婚眇妪之陋女？”磨一小刀子，付其奴曰：“汝素干事，能为我杀彼女，赐汝万钱。”奴曰：“诺。”明日，袖刀入菜行中，于众中刺之而走。一市纷扰，固与奴奔走获免。问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眉间。”尔后固屡求婚，终无所遂。

又十四年，以父荫参相州军。刺史王泰俾摄司户掾，专鞫词狱，以为能，因妻以其女，可年十六七，容色华丽。固称惬之极。然其眉间常贴一花子，虽沐浴寝处，未尝暂去。岁余，固讶之，忽忆昔日奴道中眉间之说，因逼问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犹子也，非其女也。畴昔父曾宰宋城，终其官。时妾在襁褓，母兄次殁，唯一庄在宋城南，与乳母陈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给朝夕。陈氏怜小，不忍暂弃。三岁时，抱行市中，为狂贼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七八年前，叔从事卢龙，遂得在左右，仁念以为女嫁君耳。”固曰：“陈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命也！”因尽言之，相敬愈极。后生男鲲，为雁门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乃知阴骘之定，不可变也。

宋城宰闻之，题其店曰“定婚店”。[1]

《定婚店》录于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当成文于元和二年（828）之后。细细读来，它似乎包涵了唐代婚姻的许多特征，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强调婚姻乃命中注定。从上古至唐，中国人的婚姻观念非常务实，很少去思考婚姻背后超现实的东西。上古时代虽有高禖崇拜，但其主要内容是“祈孕妊”。[2]高禖为上古人择偶提供了机会和动力，但他／她并不对人间的婚姻做出事先的安排。《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明》曾赞美周文王与太姒的天命作合[3]，不过，这篇颂诗与其说是反映了对周文王与太姒前世命定婚姻的赞扬，不如说是对周文王天命在身的强调。婚姻在生前已定，而且在身后也应持续（如合葬和冥婚）的观念是唐朝时才盛行起来的[4]，而这种婚姻乃命中注定的观念在《定婚店》中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5]在这篇故事中，月下老人称，人出生时，即已被一根红绳系住了脚。“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韦固人为的力量显然是不能与“命”抗争的，因此连“素干事”的韦固奴仆也会在“命”前失手，致使幼年的韦妻得以活命而最终嫁给韦固。有意思的是，虽然唐代社会很“认命”，但人们还是希望婚姻的最终结局符合社会公认的规则：当色为婚。比如，韦固因嫌他未来的妻子是“眇妪”之女而且“弊陋”不堪而生了歹念，但他结婚时，他的妻子不仅已长得“容色华丽”，而且还出身高贵。《定婚店》借其妻之口强调说，她的父亲曾“宰宋城”，而且“终其官”。

婚姻乃命中注定也是唐人作品《张老》的主题。这篇故事讲到：

张老者，扬州六合人，园叟也。其邻有韦恕者，梁天监中自扬州曹秩满，有长女，既笄，召里中媒媪，令访良才。张老闻之，喜而候媒于韦门。媪出，张老固延入，且备酒食。酒阑，谓媪曰：“闻韦氏有女，将适人，求良才于媪，有之乎？”曰：“然。”曰：“某诚衰迈，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幸为求之，事成厚谢。”媪大骂而去。他日又邀媪，媪曰：“叟何不自度，岂有衣冠女子，肯嫁园叟耶？此家诚贫，士大夫家之敌者不少。顾叟非匹，吾安能为叟一杯酒，乃取辱于韦氏！”叟固曰：“强为吾一言之。言不从，即吾命也。”媪不得已，冒责而入言之。韦氏大怒曰：“媪以我贫，轻我乃如是！且韦家焉有此事？况园叟何人，敢发此议！叟固不足责，媪何无别之甚耶？”媪曰：“诚非所宜言，为叟所逼，不得不达其意。”韦怒曰：“为吾报之，今日内得五百缗则可。”媪出以告，张老乃曰：“诺。”未几，车载纳于韦氏。诸韦大惊曰：“前言戏之耳。且此翁为园，何以致此？吾度其必无而言之。今不移时而钱到，当如之何？”乃使人潜候其女，女亦不恨。乃曰：“此固命乎！”遂许之。[6]

《张老》的故事如果是到此为止，可以说是“婚姻命中注定”观的最佳例证。但是，唐代社会似乎对现世标准的“美满姻缘”更感兴趣。《张老》的作者告诉我们，韦恕为女儿嫁给了一个又老又丑的园叟而深感羞愧，又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便婉言将张老和韦女赶走了。后来，韦恕“念其女”，“令长男义方访之”，方知张老与韦女生活在“神仙之府”中。张老的住处从远处看去“朱户甲第，楼阁参差，花木繁荣，烟云鲜媚，鸾鹤孔雀，徊翔其间，歌管嘹喨耳目”。韦义方进入中厅之后，但见“铺陈之物，目所未睹；异香氛氲，遍满崖谷”。再上堂前，见“其堂沉香为梁，玳瑁帖门，碧玉窗，珍珠箔”。韦氏女“服饰之盛，世间未见”，而所进之物则“精美芳馨，不可名状”。家中更有“十数青衣，容色绝代”。韦义方临行时，张老与妻还“奉金二十镒”。五六年后，韦家“困极”，这些金子还救了韦家的命。[7]

此外，戴孚《广异记》中的《李元平》也似乎说明，在唐代，婚姻命中注定的观念与当色为婚的社会现实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使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咒》，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惬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托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今为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8]

在这篇故事里，李元平与“美女”在前世已经因“因缘之故”而私相“交通”，但是两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平等，“美女”在前世是江州刺史之女，李元平则是江州门夫。当他因病死后，“美女”发愿来世“各生贵家，重为婚姻”。果然，“美女”的后身父是一个县令，而李元平的后身父则是睦州刺史李伯成。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真实故事里，还是在笔记小说中，对“命”心存“种种阻碍”或试图改变“命中注定”的婚姻的都是男性，而真正接受“命”的则都是女性。比如，据《新唐书》，代宗皇帝素来喜爱李白的诗，他即位后便令臣下察寻李白之后，居然找到了李白的两个孙女，她们都已嫁给了贫穷的农民。代宗为此深感可惜，“因告二女将改适士族”。但李白的孙女都不愿意改嫁，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穷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生纵偷安，私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9]与之相同的，在《定婚店》中，韦固的妻子在听了韦固的坦白之后也感叹道“命也”，夫妇俩因此而“相敬愈极”。在《张老》中，韦恕之女对嫁给张老的反应也是“此固命乎”。而《李元平》中的“美女”不仅以“因缘”之故在前世与李元平相通，而且还在身后为了从“命”而主动找到李元平。

为什么婚姻乃命中注定的观念会在唐代时兴起来呢？想来这与佛教在唐代的影响有关系。在唐代，佛教的因果论与六道轮回的观念已相当普及，佛教中前世结缘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在敦煌文稿中，就有一篇题为《八相押座文》的变文，以释迦牟尼母亲的口吻讲到与其父亲的姻缘：“前生与殿下结良缘，贱妾如今岂敢专。”[1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人作品中，强调女性之主动认命似乎又带有儒家说教的风味，劝诫女性接受社会给她安排的角色和生命历程。这种佛儒交织的婚姻观在以下这篇题为《韦氏》的故事中表现得更具体。它描写了一位唐代女性虽预知“命中注定”的婚姻会以悲剧告终，却依然冷静地“选择”了它的经历：

京兆韦氏女者，既笄二年，母告之曰：“有秀才裴爽者，欲聘汝。”女曰：“非吾夫也。”母记之。虽媒媪日来，盛陈裴之才，其家甚慕之，然终不谐。又一年，母曰：“有王悟者，前参京兆军事。其府之司录张审约者，汝之老舅也，为王媒之，将聘汝矣。”女亦曰：“非也。”母又曰：“张亦熟我，又为王之媒介也，其辞不虚矣。”亦终不谐。

又二年，进士张楚金求之。母以告之，女笑曰：“吾之夫乃此人也。”母许之。遂择吉焉。既成礼讫，因其母徐问之，对曰：“吾此乃梦征矣。然此生之事皆见矣，岂独适楚金之先知乎！某既笄，梦年二十适清河楚金。以尚书节制广陵，在镇七年，而楚金伏法，阖门皆死，惟某与新妇一人，生入掖庭，蔬食而役者十八年，蒙诏放出。自午承命，日暮方出宫闱。与新妇渡水，迨暗及滩，四顾将昏然，不知所往。因与新妇相于滩上掩泣，相勉曰：‘此不可久立，宜速渡。’遂南行。及岸数百步，有坏坊焉。自入西门，随垣而北，其东大门屋，因造焉。又无人而大开，遂入。及坏戟门，亦开，又入。屏，回廊四合，有堂既扃。阶前有四大樱桃树林，花发正茂。及月色满庭，似无人居，不知所告。因与新妇对卧阶下。未几，有老人来诟，遂告以前情，遂去。又闻西廊步履之声，有一少年郎来诟，且呼老人令逐之。苦告之，少年郎低首而走。徐乃白衫素履，苦拜阶下曰：‘某尚书之侄也。’乃恸哭曰：‘无处问耗，不知阿母与阿嫂至，乃自天降。此即旧宅，堂中所锁，无非旧物。’恸哭开户，宛如故居之地。居之九年前从化。”其母大奇之：“且人之荣悴，无非前定，素闻之矣；岂梦中之信，又如此乎！”乃心记之。

俄而楚金授钺广陵，神龙中以徐敬业有兴复之谋，连坐，伏法。惟妻与妇□死，配役掖庭十八年，则天因降诞日，大纵藉役者，得□例焉。午后受诏，及行，总监绯阉走留食，候之。食毕，实将暮矣。其褰裳涉水而哭，及宅所在，无差梦焉。[11]

到了唐代后期，唐人对“命”在婚姻结合中的重要性更为迷信，以至出现了所谓的占婚嫁的习俗。占婚嫁不仅指以占卜来选定吉日，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了所谓的“合婚”法。黄正建先生指出，从敦煌占婚嫁文书来看，唐代的合婚法是用“命”，特别是用男女即夫妇各自的“五行命”来占断互相之间是否相配。[12]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冥冥中已指定的配偶将是谁，所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是唐代社会婚姻组合的起点。正如《定婚店》告诉我们的，韦固很想“早娶，以广胤嗣”，以至多番求婚，他最后一次不成功的媒人是定婚店里的旅客。他与他命中注定的夫人的结合也是由他的上司和他夫人的叔叔“牵线”而成。下面我们来看看一般唐代婚姻组合的第一步是怎么走的。

[1] 李复言《续玄怪录》卷4。

[2] 蔡邕《月令章句》。

[3]《诗经·大雅·文王之什·大明》全诗如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4] 参见牛志平《唐代婚丧》，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9页。

[5]另外一个与月老相似的媒人角色，氤氲大使，大概也是唐代的产品。他最早出现在宋朝的文字记载中。陶谷的《清异录·仙宗》记载道：

朱起，家居伯氏虞部，有女妓宠宠，艳秀明慧。起甚留意，而种种阻碍。一日，恍惚至郊外，逢青巾担筇杖药篮者，熟视起，曰：“郎君有急，直言，吾能济。”起以宠事诉青巾。青巾笑曰：“世人阴阳之契，有缱绻司总统，其长官号氤氲大使。诸夙缘冥数当合者，须鸳鸯牒下乃成。虽伉俪之正，婢妾之微，卖笑之略，偷期之秘，仙凡交会，华戎配接，率由一道焉。

[6] 牛僧孺《玄怪录》卷1。

[7] 牛僧孺《玄怪录》卷1。

[8] 戴孚《广异记》。

[9] 《新唐书》卷127《文艺中》。

[10] 《敦煌变文集新书》卷1。

[11] 《玄怪录》卷1。

[12] 见黄正建《敦煌占婚嫁文书与唐五代的占婚嫁》，载项楚、郑阿财《新世纪敦煌学论集》，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74—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