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

孙钦善

☉1934—☉

偶用笔名闻贤，山东烟台（祖籍山东乳山）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同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63年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曾任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从事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高适集校注》《龚自珍诗文选》《论语注译》《论语本解》《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文献学文选》《全宋诗》（合作主编）《儒藏》（合作总编纂）等。

经典导读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学术，经史子集四部的整理与研究，经为纲，史为目，可以说基本上是围绕经学研究而展开的。“五四”以来，经学衰微，西学浸盛，故又有倡导国故，以“国学”救世者。自汉以来的经学研究，义理与考据，如同一车之双轮，相须相用，方能不偏不倚。汉、唐重考据，宋、明重义理，至清代又为考据学之天下。但20世纪学术史上，西风炽盛，大兴诸种义理之学，而文献考据，时弃时用，至“文革”起，终至扫地无余。

虽然“文献”一词，出于孔门，源渊有自。然以“文献学”为名最早成书者，却迟至20世纪30年代，方有郑鹤声、郑鹤春所纂《中国文献学概要》（1930）。该书首次用“文献学”来综括中国古籍的分类、目录、校勘、编纂、版本等为一门学科。尽管此“文献学”之范围，并不溢出于传统考据学之外，但是书仍被视为“我国文献学系统论述和研究的开始”[20]，“标志着文献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诞生”[21]。

此后50余年间，战乱频仍，学术衰微，势所必然，故再无一部文献学之作面世，直至80年代以来，文献学的研究才迎来一个相对兴盛的时期。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者，则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1982）、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王欣夫《文献学讲义》（1986）、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1994）、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目录、版本、校勘、典藏四编，1988—1998）、杜泽逊《文献学概要》（2001）等，各具特色，贡献良多。其他以“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等为名的著述，加起来恐怕不下百种，林林总总，蔚为大观。孙钦善先生综论这种现象说：

今人对古文献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有关古文献学的著作书名和内容看得出来。从书名看，有的称“文献学”，但内容仅包括古文献学，文献有古有今，单称“文献学”，界说不清；有的称“古籍整理学”，而古籍整理学仅是古文献学的一部分，涵盖不了古文献的研究和利用，因此称“古籍整理学”，如果专讲古籍整理的内容未尝不可，如果用以称古文献学，有以偏概全之嫌；有的称“历史文献学”，内涵有歧义，有的“历史”与“古”字相当，“历史文献学”即指古文献学，有的则指所讲对象仅限于历史方面的文献，属于专科文献学，同一名称既然产生歧义，则名不正，名不正则言不顺，容易产生混乱；有的称“文学文献学”，专讲文献仅限于文学方面，而且涵盖古今，亦属于专科文献学。从各书的内容看，一般都包括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标点、注释等内容，个别著作还把文献检索或抄纂（编纂）包括在内，其共同特点是皆未脱离古籍整理的框架。

正如孙先生所论，诸家著述虽多，但谈到“文献学”之概念，范围小者仅指目录、版本与校勘，外延广者则涵盖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传注、史源、编纂、典藏等诸多方面；而对文献学史，则较少涉及。全面梳理与论述数千年文献学史与文献学家之专著，有之则自孙钦善先生《中国古文献学史》始。

孙先生在长期教学科研实践中，不断探索与思考，形成了自己对古文献学独特而又实事求是的新解。正如他自己所言：“对古文献学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是在长期的专业教学和科研的实践中逐步完成的。仅就近20年来说，也曾有过变化与进展。”例如在先生大著《中国古文献学史·绪言》中，就“古文献学”的界定说：“什么是古文献学？简言之，就是有关古代文献典籍整理和研究的学问。”同时又论述：“古文献学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它与古代语言文字学、古籍目录版本校勘学以及古代历史学（包括通史、文化史、哲学史、思想史等）都有关联。同时古文献学又是实践性很强的应用学科。古文献学本身又有许多分支，诸如注释（包括字词的注音释义及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的考证辨析）、校勘、目录、版本、辨伪、辑佚、编纂等，可见它是一个成熟的学科。”[22]此后，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认识又不断深入，界定也更为明晰，而《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一文，可谓是他数十年来古文献学观念与意义的总结性文章。先生论曰：

古文献学是关于古文献阅读、整理、研究和利用的学问。古文献就形式而言，包括语言文字和版本形态，涉及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和古籍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编纂学等。就内容而言，分具体和抽象两个方面，具体方面包括人物、史实、年代、名物、典制、天文、地理、历算、乐律等，涉及自然和社会、时间和空间诸多方面的考实之学；抽象方面主要指思想内容，需要结合语言文字和具体内容由浅入深地剖析探求。按学术性质来分，古文献学又分考据学和义理学，有关形式方面的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辑佚、辨伪诸学以及有关具体内容的考实之学均属考据学，有关思想内容的剖析探求属于义理学。从古文献的利用角度来看，涉及古文献的搜集、甄辨和对内容的正确理解；搜集、甄辨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有关，对内容的正确理解与语文解读、内容考实、义理辨析有关。古文献学不仅对古籍整理研究有指导作用，而且是全部中国古代学科即所谓国学的基础。

换句话说，孙先生将古文献学分为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形式又有语言文字与文本形态之别，内容又分具体内容与抽象内容之异。最见先生独到而精辟的新见，就是将义理学纳入文献学的范畴之中，这不仅是对文献学史上历史事实的钩沉与肯定，更是极大地丰富了文献学的内涵，将文献学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先生还特别强调：古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其学科门类历史悠久，发展完善，又是一门成熟的学科；其学具有兼综、交叉、交融、延伸的特点。永祥个人浅见还以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做为边缘学科的古文献学，又在传统文史哲等的研究中具有中心学科的基础与带动地位。因为侈言考据，则行之不远；而空衍义理，则是无本之学。

孙钦善先生关于古文献学的界定与理论系统的建立，并不只是空衍义理，而是在他数十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之上得来的结果。除了整理《论语》《高适集》《龚自珍诗文选》《全宋诗》与《儒藏》等外，先生尚有一纵一横两部大著，即《中国古文献学史》与《中国古文献》学。

《中国古文献学史》自先秦至清末，纵向探讨两千多年来中国古文献学的发生、发展、壮大与流变的历史。就全书结构而论，有四大鲜明特点：第一，以文献学史为经，以文献学家为纬，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及近代七章，贯穿了自先秦至近代的古文献学史；第二，在每章的第一节都是本章的《概述》，又分政治概况、学术风气、学术流派、本时期各类文献整理概况等，对该时期文献学进行综述；第三，实事求是，严谨不苟，别辨精审，论说有理，具有朴学特征；第四，钩沉抉隐，搜辑靡遗，引证之书贯穿古今，包罗四部，所含文献资料极其丰富。[23]有学者评论本书将“微观的个案分析与宏观考察相结合”，体现出了古文献学自身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文献学史领域不可多得的经典著作[24]。也正因为如此，本书与阴法鲁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成为报考北大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博士生考试复习用书中的两大案头必备典籍。

而《中国古文献学》则是从横向分三部分对古文献学各学科进行归纳与总结。第一部分先论述古文献学的历史、内涵与意义，再分论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诸学；第二部分为古文献学的语文解读，分总说、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为古文献的内容考实与义理辨析等。本书是孙先生对古文献学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现实经验和先生治学经验的概括；不仅涵盖了有关古籍整理各个环节的理论和方法，也涵盖了古代学科和古代文化研究中有关古文献利用以及准确理解与诠释的理论和方法。为避免与同类著述的撰写方式与内容的重复，先生在具体章节中根据古文献学学科的特点，对有关内容突出重点，加强薄弱环节，从而显现出本书的特色。

例如在谈到版本学时，以往无论历史经验还是今人所述，均特别强调版本鉴定的重要性，不惮烦碎，举证申说，而孙先生则尤其强调版本源流系统考察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如先生所言，是对校勘的底本确定与校本选择以及学术研究的文本援据，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在今天宋元旧椠日见日稀的现状下，过分强调版本鉴定已经没有太大的必要性，而古籍版本源流的考察与别析，若源流不明，则版本终不能明，校勘无从下手。先生还以为，在古文献学中，属于文献解释的内容，包括语言文字解读、具体内容考释和思想义理诠释三个密不可分而又由浅入深的层次，《中国古文献学》后三章的编排顺序，正体现了解释方面由浅入深的层次，而义理学或诠释学是指导文献典籍解释最高阶段，即诠释古文献内在思想内容的理论体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字表面的解释与校勘等方面，此亦即清代戴震所强调的“大本”。这些论述是其他文献学相关著述中，从未涉及的领域，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与作用，也是先生古文献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近数十年来，西方“阐释学（hermeneutics）”盛行中国，或以为中国传统学术中没有“阐释学”的相关因子。孙先生在平素的学术实践中，一贯重视诠释学的研究和运用。关于中国是否有传统的诠释学（阐释学），他认为中国不仅有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而且诠释方法极为丰富，经过不断积累与总结，早已上升到理论阶段，形成自己固有的诠释学。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诠释学”的名称，但存在“诠释学”的实质，只是名称不叫“诠释学”而已。先生论述道：

从解释层面来看，一般可分为三个层面：1.语文解释，包括字、词和文义的训解串释；2.文献具体内容（如史实、人物、名物、典制、天文、历法、地理、年代等等有关空间和时间的具体事物）的考释；3.文献思想内容的诠释。思想内容的诠释是最深的一个层面，中国传统称为义理学，义理学即相当于现时影响中国最深的以海德格尔、加达默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诠释学关于文本诠释的理论。我们当今的任务，既不是引进诠释学，也不是创立诠释学，而是继承传统诠释学，以此为基础，并借鉴西方诠释学，进一步发展这一学科。

中国传统义理学道分两歧：一派认为求义理离不开训诂、考证，必须以其为基础，深入探求思想本意；另一派则认为求义理必须摆脱训诂、考证，求之于心，主观附会。孙先生认为就古文献学而论，前者能求得本意，属于原意诠释的义理学，在古文献学上具有积极意义；后者附会歪曲，属于附会诠释的义理学，在古文献学上无积极意义，而在思想史上有积极意义。两种义理学，在古文献学史上皆不乏其例，而尤以后者为主。先生进一步主张：

现在我们应发展原意诠释学，本人一直注意探讨其方法，并总结出几点：第一，通过校勘、辩伪取得可靠文本，此为前提，为求义理之依据。第二，不脱离语言文字，正确处理义理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从正确理解文义入手。第三，结合名物、典制、天文、地理等具体内容的考证。第四，综考全书，前后互证。第五，联系作者，“知人论世”。第六，横向、纵向比较，把握思想体系；了解不同体系的本质区别，避免牵连比附。第七，博采众长，用正确的人文、社科理论作指导。[25]

孙先生这些观点，均体现在《中国古文献学》一书及相关论文中。《中国古文献学史》出版后，学术界认为是书对古文献学史的研究，时间跨度长，涵盖面广，资料丰富，规模宏大，自成体系，具有拓荒性质。[26]为方便本科生教学，先生后来又将该书删裁修定为《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并于2001年入选“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出版，有评论者称是书“展示了孙先生及其执教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深厚的学术底蕴与功力”“该书的问世，是对中国古文献学承前启后、发扬光大的一个新贡献”[27]。

如果说《中国古文献学史》是纵向勾勒与概括中国数千年来的古文献学历史，那么《中国古文献学》则是横向比较与论述古文献学的各分支学科。两部著述，一纵一横，互为表里，堪称先生古文献学领域研究成果的双璧。而《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与《中国古文献学文选》等，则是对两部著述的补充与完善，诸书交互为用，相得益彰，构成了先生古文献学研究完整的系列著述，也奠定了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界重要的学术地位。

孙先生《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一文，是先生对自己古文献学理论与实践最新的概括性文章，以上观点基本都包含在本文中。读者通过对本文的阅读与学习，再进而研求先生的专著与论文，则会对古文献学的历史、内涵与意义，以及古文献学各学科的发展与变化等，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

（漆永祥　撰稿）

推荐版本：

孙钦善《古文献学的内涵与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第7-16页

延伸阅读文献目录：

1.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修订本）》（上下），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

2.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文选》，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5.漆永祥《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学行述略》，载《刊落浮词求真解：孙钦善先生八十上寿纪念文集》，北京世纪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