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不义必自毙——读《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著名史书《左传》开篇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一个讲述“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故事。你如果看过《古文观止》，你应该还记得，翻开本书的第一篇也是这篇选自《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在这本专门收录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古代散文的书中，《郑伯克段于鄢》名列第一，当然只是因为该故事发生的时间最早而已，但是，也不可否认，《左传》的作者在记录“郑伯克段于鄢”这个历史故事的时候，是表现出了相当的文学意义的。

“郑伯克段于鄢”堪称《春秋》中首年（即鲁隐公元年）记录的诸侯列国之中的头号大事。据历史记载，在鲁隐公元年，好像唯一一件和战争有关的事情就是“郑伯克段于鄢”了。

“郑伯”，即“郑庄公”（郑武公长子），据说是春秋时期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一位国君，同时也是春秋早年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诸侯之一，有后代史家称之为“郑庄小霸”。

“段”，春秋时期郑国人（今河南新郑人），姬姓，名段，即“姬段”；后因奔共（共地，今河南辉县），故称“共叔段”；郑武公次子，郑庄公的弟弟。

如此看来，“郑伯克段于鄢”就应该是一段王室兄弟阋墙的常规宫斗故事了。

其实，自古以来，王室家族内部的权力争斗，始终就未曾停止过。“郑伯克段”，也并非首例。在此之前，周公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平定“三监之乱”，就是一场王室家族内部的权力争斗。在此之后，为夺皇权，叔伯相争，父子相斗，兄弟残杀，乃至后宫女子也不相让……从男人们的刀光血影，一直演到今天电视屏幕上的《金枝欲孽》《美人心计》《甄嬛传》《延禧攻略》《如懿传》，此类事件就更是屡见不鲜，见怪不怪了。然而，为何“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却让后来的史学家们品头论足、津津乐道呢？

我想，其关键在于这场争斗不仅存在于兄弟之间，其间还夹杂着一位重要的人物：兄弟俩的母亲“武姜”，郑武公之妻，庄公、段之生母。

我们先来读一读《史记·郑世家》中对于“郑伯克段于鄢”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载：

 

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请公，欲立段为太子，公弗听。是岁，武公卒，寤生立，是为庄公。

庄公元年，封弟段于京，号太叔。祭仲曰：“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庄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夺也。”段至京，缮治甲兵，与其母武姜谋袭郑。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溃，段出奔共。于是庄公迁其母武姜于城颍，誓言曰：“不至黄泉，毋相见也。”

居岁余，已悔思母。颍谷之考叔有献于公，公赐食。考叔曰：“臣有母，请君食赐臣母。”庄公曰：“我甚思母，恶负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则相见矣。”于是隧从之，见母。

 

《史记》中的记载，大概是以《左传》为原型的，且比《左传》来得简单得多。

实际上，“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最早记录于《春秋》：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作为经书，《春秋》对历史的记载，简约到了近乎吝啬的地步。区区九个字，就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交代完毕了。

正因如此，后世学者才会对《春秋》进行增益和解释。最为著名的当属《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即《左传》）。

“春秋三传”中都各自记载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但又各不相同。

我们先看《春秋公羊传》中的记载：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公羊传》是专门解释《春秋》的一部典籍，对史实的记录与描述也是简略得很。“……何？……也”句式，显示了《公羊传》自问自答的解经方式，重在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关于《春秋》所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公羊传》也进行了阐释：

“克”是什么意思？是“杀”的意思。杀为什么说成是克？是强调郑庄公的恶。为什么强调郑庄公的恶？母亲是想要立段，自己却把段杀了（害他自杀了），还不如当初不给他地盘。段是什么人呢？他是郑庄公的弟弟。为什么不称“弟弟”？是因为他与国为敌。写明地点是为什么？是因为与国为敌。当年齐人杀公孙无知，为什么不写明地点？那是因为发生在国都之内。发生在国都之内，虽然与国为敌，也不写明地点。不与国为敌，虽然在国都之外，也不写明地点。

我们再看《春秋谷梁传》中的记载：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谷梁传》系为《春秋》作注而著，与《公羊传》不同，它惯用语录体和对话体的方式来注解《春秋》，其重心是在阐释与传播儒家思想。关于《春秋》所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事，《谷梁传》也进行了阐释：

“克”是什么意思？就是“能够”的意思。能够做什么呢？能够杀人。为什么不直接说杀呢？因为要表示出追随共叔段的人很多。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的呢？因为假如国君杀了嫡亲的长子，或者同母所生的弟弟，便用国君的爵号称呼他，现在文中既然已经称呼郑伯，那么也就知道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了。共叔段既然是国君的弟弟，却不称他为弟弟；共叔段应当是公子，也不称他为公子，这是对他的贬斥，因为共叔段已经丧失了一个公子和弟弟所应有的道德行为。所以《春秋》鄙视共叔段的程度超过了对郑伯的批评。在什么地方超过了对郑伯的批评？因为经文并未对郑伯想尽一切方式想要杀掉弟弟的意愿提出批评。但经文说在鄢这个地方打败段的，表明共叔段已经跑到远离郑国都城的地方了，就好比说是从母亲的怀中夺过婴儿杀掉，这又是郑伯做得过分的地方。既然这样，那么对郑伯来说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急着追杀已经逃远了的乱臣，而应该遵循兄弟之间相亲相敬的道德。

《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仅仅只是对《春秋》的文本本身进行了相关的阐释，而同样是为解释《春秋》而作的《左传》，其实质上却可以视作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它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因此，关于《春秋》所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一事，《左传》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标题当然是后来的编者另加的，我们暂且不管这个标题有没有别的深意，它起码告诉了我们，本文记叙的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郑庄公”在“鄢”这个地方打败了他的弟弟“共叔段”的故事。历史上皇室之内兄弟相争的故事是屡见不鲜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左传》中关于“郑伯克段”的故事有什么新鲜之处。

先介绍一下有关人物：

郑武公，姓姬，名掘突，郑国第二代国君。

武姜，武公正妻姜氏。“武”是她丈夫的谥号，“姜”是她家的姓。

庄公，郑武公长子，郑国第三代国君，公元前743-前701年在位。

共叔段，庄公同母弟。段是名，叔是排行，共是国名。叔段与庄公争夺王位失败，出奔共国，所以称“共叔段”。

注意：“武姜”“庄公”和“共叔段”都是他们死后才有的名称。这是史学家用后来的名称追称历史人物。

且看正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先有必要解释一个词语：“寤生”。

西晋学者杜预曾注：“寐寤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说的是姜氏在梦境中生下庄公，受到了惊吓。而当代学者杨伯峻认为：“杜注以为寤寐而生，误。寤字当属庄公言，乃‘牾’之借字，‘寤生’犹言‘逆生’，现代谓之足先出。”我们以为，杨伯峻的说法更为准确，“寤生”，就是倒着出生，即胎儿出生时脚先出来，这是难产。寤：同“牾”，“逆”之意。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认为，寤生，即“生之难”。

不管怎样，庄公来世的两种方式，都是“非常方式”。难产，必定带给母亲更大的痛苦。于是，母亲对难产的孩子，有着天然的特殊情感：或是格外的疼爱，或是莫名的憎恶。不幸的是，武姜对寤生，选择了后者。

看来，事情的起因似乎是由于母亲“姜氏”作祟而引发的兄弟矛盾。

庄公“寤生”，固然不是庄公的过错，而作为母亲的姜氏却因任性率意而对兄弟俩产生了好恶之分，甚至还偏心到不顾宗法制度，产生了“废长立幼”的非分之想。虽然理智果敢的武公没有答应姜氏的要求，但是，故事的开端就已经将“庄公”置于“母子”和“兄弟”的矛盾当中了，从此埋下了兄弟相残的祸根。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等到庄公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王位后，姜氏并没有放弃她的念头，一步一步地着手开始她的盘算。她的第一步就是要给小儿子“共叔段”争取到发动政变的根据地。险要的“制”地，自然是她的首选。

有必要说说这个“虢叔”和“制”地：

虢国，西周初期的重要诸侯封国。周武王灭商后，周文王的两个弟弟分别被封为虢国国君，一个是位于雍地的西虢，一个是位于制地的东虢，起着周王室东西两面屏障的作用。承担着如此重要作用的“制”地，俗名“虎牢”，其易守难攻之险要，显而易见。姜氏请封制邑，显然别有居心。

庄公自然不会答应，以“虢叔”当年在此遇难不吉祥为由，拒绝了姜氏的请求，而许诺“佗（tu4，他）邑唯命”。庄公的拒绝，是真心出于“不祥”的善意，还是看出了姜氏的谋反之心后的假意托词？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留给了读者一个悬疑。

于是，无奈之下，姜氏领走了庄公许给她的第二志愿：共叔段得到了“京”地，并被尊称为“太叔”（注意，这里的“京”并不是“国都”，而只是一个地名而已。当然，因为是姜氏提出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京”地也应该是当时郑国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城邑）。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何谓“雉”？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也指“城墙”。百雉之城，大约千米见方。先秦时期的国都规模，长宽一般在三千米左右；地方城邑，一般为数百米至千米见方。先秦时期，君王对各级都城的大小，有着严格的规定，不可越矩。

文章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共叔段的所作所为，但是，我们从祭仲的话中已经可以感受到在姜氏的怂恿和支持下，共叔段篡位的野心，毕竟他所在的京地是违制了的，是越度了的。

 

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然而，在祭仲的提醒下，庄公似乎对弟弟的举动无动于衷，不以为意，并且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只是感叹了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最后一句“子姑待之”，究竟是无奈的惋叹，还是成竹在胸？庄公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已经得以展现了。当共叔段肆意扩大封地规模的时候，庄公可怜地说：“姜氏欲之，焉辟害？”回过来我们看庄公先前的举动。在姜氏请制的时候，庄公却是找借口拒绝过、反抗过并反抗成功过的，为何到这时候就“束手无策”了呢？他是这样“唯母是从”的君王吗？显然，前后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正是后人评说庄公时的把柄所在。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解释几个词句：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鄙”。“邦之所居曰国，都之所居曰鄙。”按《周礼》，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鄙”者，五百家，于王畿之边。“贰”，背离，怀有二心。又如：《烛之武退秦师》：“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理于晋，且贰于楚也。”其后“国不堪贰”一句中，“贰”字同义。不过，“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一句中的“贰”，就只是一个数词了。这句意思是：之后太叔又命令西鄙北鄙既归属庄公又听命自己。

“无庸，将自及”——

“庸”，即“用”。“自及”，自己到（那一地步）。此句意为：用不着那样做，他自己会招来祸害的。

“厚将得众”——

“厚”，多。“得众”，得到民心。原句意思是，子封说：“可以了（该想办法管管他了），他的地盘日益扩大，将会得到民心的。”

在庄公的退让下，共叔段肆意地收买人心，扩张势力，培植威望，为谋反做准备。庄公手下大臣子封两次提醒庄公，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庄公一味迁就即将面临的后果，建议庄公采取措施，及时制止叔段的嚣张气势。然而，庄公在共叔段的谋反行为尚未成事实的时候，依然采取了退让策略，说“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直到共叔段秣马厉兵，将谋反念头付诸行动的时候，在庄公得知姜氏与弟弟共叔段打算里应外合的时候，在庄公打听到共叔段举事的具体时间的时候，庄公于是果断地命令：“可矣。”于是立即派遣军队，一举将共叔段驱逐出境。对共叔段的反击讨伐，庄公似乎毫无准备，又似乎早有准备，这一战，干净利索。

当初子封说“可矣”（意思是“行了，该管管他了”）的时候，郑庄公却说“别管他，随他去吧”。而今庄公自己终究还是说了“可矣”，意思却是“出兵，干掉他”。当叔段为所欲为但并未对庄公的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的时候，庄公对其弟所为一容再容，一忍再忍；也可谓是一纵再纵。而一旦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实际挑战，庄公便毫不手软，果断出手，将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有人说庄公是“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也有人说庄公是“姑息养奸，以便铲除对手时师出有名”。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此段比较难懂，有必要简单翻译一下：

《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守为弟本分，所以不称其为弟；如同两个君主之间的争斗，所以叫做“克”；对庄公称呼“郑伯”，是讥讽他有失为兄教弟之道，这就是说郑伯之本意就是要故意纵弟为恶而杀之；不说叔段逃亡，便有责难庄公的意思。

称“郑庄公”“共叔段”为“郑伯”“段”，不用兄弟之称，意在表明他们已无手足之情。言“克”，则已然把他们当作两个尔虞我诈、相互攻伐的君主来看待了。《春秋》里对这件事情的记载只有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典型的“春秋笔法”，文辞简约，一字见褒贬。而《左传》却将这句话演绎为一段曲折的历史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左传》在记事上与《春秋》的差别。《左传》的叙事手法，已经带有了后来小说叙事的某些色彩。如果说，中国小说的起源和发展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的话，那么可以这么说，中国小说受到的最早的影响或许就是来自《左传》。

当然，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共叔段的出奔，也并没有完全结束这场纷繁芜杂的矛盾斗争，当然还有对姜氏的处置。

 

遂寘（zhì，通“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铲除叔段的反叛力量的同时，庄公也将合谋造反的母亲姜氏拘禁在颍地，并发出誓言：“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庄公对母亲姜氏的处置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谋反，终究是个大罪，要不是念及了母子之情，那肯定是要杀头的。不过，他又“既而悔之”。悔的原因是什么？是觉得对母亲的处置太过分了自己于心不忍？还是自己念起了母子情义觉得内心愧疚？这些都无可考证。总之是后悔了。

幸而出现了一个“颍考叔”，那个在《三字经》里被传诵着的“至纯孝”的颍考叔。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

 

汉语语义就是这样丰富而有趣。颍考叔也的确是个聪明的人。“黄泉”，可以解释为引申义“墓穴”或“阴间”，当然更可以解释为它的本义“地下的泉水”。这样一来，君王的金口不改，事情照样得到了十分合理的扭转。

 

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巧妙的是：本文起笔于一个“初”字，收束于一个“初”字。开篇“（初……姜氏）遂恶之”，结尾“遂为母子如初”。只是我们并不能知道，当母子两人在大隧之内外“其乐融融”“其乐泄泄”地赋诗言乐的时候，“母子如初”究竟如的是哪般之“初”。似乎庄公一出生，姜氏就很是厌恶他这个儿子的，其后自然就更是母子不和了。那这个“如初”，就应该依旧是“母厌子”“子恨母”的吧，或许也未必？

《古文观止》的编者对此“爱”有一段很精彩的评价：“亲之偏爱，足以召祸。子之真爱，可以回天。”总结了姜氏偏爱小儿子共叔段造成祸患的教训，以及颖考叔对自己母亲的纯孝“真爱”，推及郑庄公，帮助郑庄公克服了毒誓障碍，重建了母子间美好的天伦感情。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kuì），永锡（通赐）尔类。’其是之谓乎？”

 

君子说：“颍考叔，是纯真的孝子啊。非常敬爱他的母亲，又能将这孝道推广到庄公的身上。《诗经》中说：‘孝子的德行无穷无尽，永远能赐予你的同类以崇高的孝道。’这大概就是指颍考叔那样至纯的孝道而言的吧。”

《左传》的作者，假托“君子”的名义发表议论和评说，从所议论的内容看来，《左传》对“颍孝叔”和“庄公”的行为都是赞赏的，对他们的孝道都是肯定的。当然，作为后人，我们宁可相信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真心。

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春秋谷梁传》中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谷梁传》似乎不爱叙事，而重议论。在《谷梁传》作者的笔下，母者不母，兄者不兄，弟者不弟；君者不君，臣者不臣。而实际上，《谷梁传》所提出的“缓追逸贼”的建议，就一定能成全“亲亲之道”吗？历史不仅不能假设，即便假设又如何？只要有利益存在，这类争斗就永远不可能停止。这种大利大益面前，父子又如何？夫妻又如何？更何况是兄弟啊。

历来以皇室争斗、国际纷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都难免会带上作者自身的态度倾向和情感倾向。比如，《三国演义》就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基调。然而，阅读《郑伯克段于鄢》一文，我们却很难揣摩作者的态度，致使“郑庄公”成了历史上众说纷纭的人物形象。有人说他阴险狡诈狠毒无情，也有人说他老谋深算情真意切。完全相左的观点，在“郑庄公”的身上却都体现得有理有据，将历史进退、君王功过、人情善恶，留与后人评说，实在是《左传》笔法高明的一大见证。

对于庄公这个在春秋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我们后人看来，究竟是“险恶、狠毒、虚伪”，抑或是“智谋、仁慈、纯孝”，似乎并不太重要。我们只要看到，是他让郑国避开混乱走向稳定，是他让郑国从弱小变为强大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他遇事能忍、出手能狠、善后能稳，政治手段之高明，是毋庸置疑的。

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他的《东周列国志》中，以小说的方式，也讲述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并以诗做结：

 

（一）

宠弟多才占大封，况兼内应在宫中。

谁知公论难容逆，生在京城死在共。

（二）

子弟全凭教育功，养成稔恶陷灾凶。

一从京邑分封日，太叔先操掌握中。

（三）

黄泉誓母绝彝伦，大隧犹疑隔世人。

考叔不行怀肉计，庄公安肯认天亲。

 

历史，自是要留与后人评说的。你站在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角度，就会得出不同的历史启示。甚至你此刻的心情不同于之前的心情，那么，从历史中读到的东西也常常会大不一样。

读“郑伯克段于鄢”这段历史，你怎么评价庄公？你怎么评价武姜？你怎么评价叔段？乃至于你怎么评价颖考叔？这些问题，不仅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的看法，也或许是矛盾的，是嬗变的，是不确定的。

北京四中教师话剧团，曾经将这个故事改编成了同名话剧《郑伯克段于鄢》，并在北京及台湾等地公演多场。作为剧组的一员，我亲身经历了该剧从策划、编剧、排练到演出的全部过程。每一次演出，都会有人问我：该剧的主题是什么？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每次的回答也都不大相同。

是啊，你可以从中看到宫廷权力纷争，你可以看到政治斗争中的阳谋阴谋，你可以看到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可以看到母子之间的孝悌伦理，你甚至可以看到，家庭教育是多么的重要……

我想，都不全是，但也都可以是。而这，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