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多产

我们无法得知，在约瑟夫二世皇帝统治晚期，莫扎特是否对奥地利当时的整体政治氛围和现实境遇存在切身感受（更无法得知他对其是否有深刻理解）。通过现存家庭书信集的内容来判断，莫扎特一家对国内外发生的事件甚为敏感。但在父亲利奥波德去世之后，莫扎特家中几乎停止了书信往来，因而有关莫扎特日常生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的最为宝贵的资料，也随之消失殆尽。由于他和康斯坦策通常都在一起，因而没有必要互写家书，仅当其中一人偶尔离开维也纳时，他们才会与对方通信。利奥波德·莫扎特去世后，莫扎特向康斯坦策讲述时事的家信还不足他信件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且其中没有任何一封书信表明莫扎特对以下几方面时事有丝毫的关注：一是约瑟夫二世皇帝针对国家和机构实施的多项铁血改革举措正面临土崩瓦解的局面；二是“开明专制”（enlightened absolutism）的固有象征——精神观念、社会观念和政治观念的三位一体——正相互分离；三是社会上对约瑟夫皇帝对内及对外政治策略的批判声越来越高；以及特别是第四点，即由于向奥斯曼帝国宣战而导致国家经济水平严重下降。不过，维也纳民众也并非完全反对发动奥土战争，至少在战争之初尚是如此。莫扎特也不例外，他也曾创作一些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如交响乡村舞曲《战争》（La bataille，K.535）[1]，为男低音和一支土耳其式军乐团而作的战歌《我愿化身为君王》（Ich möchte wohl der Kaiser sein，K.539），以及歌曲《驶向战场》（Beim Auszug in das Feld，K.552）[2]。

几乎无人可以料到，约瑟夫皇帝对内及对外的政治策略会落到全盘皆输的境地，但莫扎特绝不会看不到这对维也纳音乐生活在各个层面上都产生的恶劣影响。在对奥斯曼帝国作战的三年中，奥地利共约三十万人参战，这不仅导致了惨重的伤亡，更使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开销高达两亿弗洛林^㉞。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而由约瑟夫皇帝和贵族成员担当将领与官员的军团也深陷硝烟炮火之中，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务。例如，1788年约瑟夫二世亲任作战指挥官，率领军队离开国都九个多月，直至12月方才拖着重病之体精疲力竭地返回维也纳。约瑟夫皇帝曾亲自吩咐莫扎特创作的维也纳版《唐璜》，于5月7日在布尔格剧院上演，总共上演了十五场。尽管他向来对音乐戏剧喜爱至深，并且对莫扎特的歌剧作品更是爱如珍宝，无奈，却未能出席其中任何一场演出，包括在他（和莫扎特）有生之年上演的最后一场《唐璜》（上演于12月15日^㉟）。此外，自1787年秋开始，宫廷中止了一切室内音乐会的举办，直到约瑟夫皇帝故去后许久，才重新慢慢地恢复。宫廷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同样也存在于宫廷以外的生活之中，特别是对于贵族阶层而言，他们必须随着无法预知结果的战争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更何况他们还须承担极为沉重的赋税——尽管普通百姓也须缴纳一定的战争税。

莫扎特生平最大的不幸，是他经历了奥地利历史上一段经济萧条、政治动荡且前途未卜的时期。1789年，约瑟夫二世的统治力日趋下滑，而在1790年初，利奥波德二世在时年48岁的兄长过世后不久便接管了王位，但是，他与兄长背道而驰的统治方式也只持续了两年。当他于1792年3月1日去世时甚至还不足45岁。直至利奥波德的儿子弗朗茨二世皇帝（Emperor Franz II）执政时，才至少在拿破仑前期，为神圣罗马帝国带来了短期稳定的政治局面与相对的平静。尽管专制压迫的氛围依旧存在，但于1792年11月抵达维也纳的年轻的贝多芬，还是从这种短暂的祥和中有所受益。弗朗茨二世皇帝与他的伯父约瑟夫二世一样，也是一位尽人皆知的音乐爱好者，在与玛利亚·特蕾西亚皇后（Empress Maria Theresa）[3]结为连理之后，他们对海顿晚期的创作和贝多芬的支持，成为维也纳宫廷在该时期最为重要的音乐赞助举措^㊱。

鉴于周遭如此这般的境遇，莫扎特在当时锲而不舍的创作及其丰硕的创作成果则愈发显得可贵，然而这段时期却也成为他生命的最后四载光阴。仅从当时重大的音乐事件一窥其不遗余力的创作：1788年，添加了一些新内容的维也纳版《唐璜》面世，此后他又新创作了三部歌剧，分别是：于1790年1月在布尔格剧院首演的《女人心》；于1791年9月初在布拉格，即利奥波德二世成为波西米亚国王的加冕典礼中上演的《狄托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于同月月底在威登城郊剧院（Theater auf der Wieden）首演的《魔笛》。

与之相应，新晋宫廷乐长安东尼奥·萨列里在同一时期（即1788年3月就任以来）也创作了三部歌剧。不过，其中有两部作品大体上都是基于先前的创作加工而来，它们分别是1788年9月首演的《护身符》（Il talismano）和1789年12月首演的《角色》（La cifra），两部作品的脚本都由洛伦佐·达·彭特（Lorenzo Da Ponte）改编。在这三部歌剧中，只有根据达·彭特脚本创作的《忠诚的牧羊人》（Il pastor fido）是一部新作，然而其序曲又来自于一部先前创作的歌剧^㊲。此外，这部作品仅于1789年在布尔格剧院中上演了六场，而在次年，莫扎特根据达·彭特脚本《恋人学校》（La scuola degli amanti）所创作的《女人心》则上演了十场，并且其包厢上座率也明显高于《忠诚的牧羊人》。事实上，原本为“恋人学校”谱曲的人应是萨列里，然而在创作了几页不成形的草稿后，他便将创作工作转交给了莫扎特。由此来看，冗繁的行政工作严重削弱了这位宫廷乐长的创作力^㊳。

如果把1788年至1791年这四年间，在布尔格剧院中上演的所有新、老歌剧作品都予以考虑的话，宫廷乐长萨列里作品的上演次数显然处于领先地位——他所创作的六部歌剧总共上演了97场。此外，尽管他负责统筹整所剧院上演剧目的工作，但他更受人瞩目的身份却是一名指挥家。在这四年中，他执棒指挥了包括安福西（Anfossi）、契马多罗（Cimadoro）、契马罗萨（Cimarosa）、迪蒂耶（Dutillieu）、古列尔米（Guglielmi）、马丁·索勒（Martín y Soler）、拿索里尼（Nasolini）、帕伊谢洛（Paisiello）、赛德尔曼（Seydelmann）、斯托拉斯（Storace）、萨尔蒂（Sarti）、特里托（Tritto）和魏格尔（Weigl）所创作的歌剧作品，其中马丁·索勒作品的上演场数居首（共97场），而帕伊谢洛和古列尔米的作品紧随其后（分别为73场和72场）^㊴。即便如此，莫扎特作品的上演状况也并不逊色，仅《费加罗的婚礼》《唐璜》和《女人心》这三部歌剧便创造了总共上演54场的纪录。与此同时，必须一提的还有他创作的三首穿插在其他作曲家歌剧作品中的咏叹调，即K.578、K.582和K.583，它们全都是宫廷剧院中的常演作品。此外，他还为席卡内德尔（Schikaneder）的城郊剧院创作了几部作品，包括1790年与他人共同创作上演的歌唱剧《贤者之石》（Der Stein der Weisen）^㊵，以及自1791年9月30日首演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而不断重演的歌剧《唐璜》。

从某种程度上说，莫扎特所接到的创作委约及演出邀约与萨列里截然不同，也有别于大部分身为莫扎特前辈的其他维也纳歌剧作曲家。这些人几乎全都心无旁骛地全神贯注于戏剧音乐的创作，就算其中有人创作器乐作品，也向来无非是些无足轻重的小曲罢了。莫扎特则与众不同，他自始至终都创作着形式包罗万象的音乐作品，甚至在效命宫廷后，他还进一步丰富了自己创作的多样性。一项研究统计了莫扎特这一时期在歌剧领域之外的丰硕创作成果，从下表中不难看出，莫扎特的创作几乎涉及了所有体裁和种类的音乐作品（表1.2），其范畴之广、数量之多，使作品相对匮乏的宫廷乐长萨列里无法与之匹敌^㊶。

在莫扎特自1784年开始编订的《主题编目册》[4]中，作曲家标出了所有已完成作品的日期及信息^㊷。然而，这份编目却并不能尽善尽美地体现莫扎特的创作能力。因为，尽管他把每部作品都记载其中，但这些作品在篇幅规模上其实是各不相同的，并且所涉及的体裁也千差万别（包括歌剧、歌曲、交响曲、小型键盘作品等）。无论如何，这份编目可以使人们对莫扎特在该时期的创作状况有一个宏观了解，与此同时，编目还呈现了莫扎特在这八年中每年最为重要的新作，对此人们也可一目了然（表1.3）。

从表中可以看出，1788年和1790年的作品数量与先前年份的数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以创作三部伟大交响曲为代表的1788年，堪称莫扎特器乐作品的丰收之年。有观点认为，作为宫廷作曲家，深受鼓舞的莫扎特深感自己肩负着为整个音乐世界奉献更多音乐作品的责任，而1788年的多产状况似乎与这种观念不谋而合。与之相反，1790年则明显是他的创作低谷期，尽管《女人心》在当年的一月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不过，这部作品的创作在前一年便已完成，是年莫扎特还曾离开维也纳，用两个月旅访了布拉格、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因此，以一部重量级歌剧收尾的1789年，才是体现他正常创作水平的一年。

《主题编目册》中的作品数量在1790年时下跌，仅仅六部，而约瑟夫二世正是在这一年去世。尽管作品数量之低毋庸置疑，但就作品本身而言，还是不乏室内乐的三部精品之作：两部《“普鲁士”弦乐四重奏》（Prussian Quartets）——K.589和K.590，以及《D大调弦乐五重奏》（K.593）。与此同时，莫扎特在1790年时还起草谱写了一大批作品片段，并打算在日后完成它们的创作（见第六章）。同年晚些时候，即9月至11月间，他再次离开维也纳三个月之久。为了能够风光体面地参加利奥波德二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典礼，他甚至借钱前往法兰克福[5]。他的出行之举一方面是为了在加冕典礼上演出，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在往返于德国莱茵美茵地区（Rhine-Main Area）和家乡之间的旅途中，顺道走访其他城市，为自己搭建人脉。这一年，是维也纳政治风向发生转变的一年，是人人谨小慎微观望未来的一年，是莫扎特经济状况尤为拮据的一年，也是他因辗转反侧于是否应继续留身维也纳而时常焦思苦虑的一年。对自己为期三个月的德国之旅，莫扎特这样言简意赅地表述了自己遭受的失望情绪和冷漠环境：“倘若人们可以探视到我的灵魂，展露在他们眼前的将是一颗羞愧之心。万物待我皆似冰——其寒彻骨。”^㊸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两句出自莫扎特于1790年9月30日由法兰克福写给康斯坦策的信件中的话，也不应被断章取义，进而被无端夸大。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封情意绵绵的家书，信件开头使用了“我最亲爱的小娇妻！”（Dearest little wife of my heart！），而信件内容则大致上叙述了他试图“商谈一些公事”，进而让“我的小娇妻”感到快乐。同时，他在信中也表达了自己受挫的沮丧之情：“诚然，我在这里确有名气也受人尊敬，然而——唉！你看，都发生了些什么啊！”在写信时，莫扎特极为善于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和调动情感，语句间的标点符号时常为措辞添加着几分戏剧性的效果。因此，人们根本无法通过他的通信文字来探求他真实的心理状态。他在同年较早时候不还曾认为自己“站在时来运转的大门之前”吗？在莫扎特快节奏的生活中，其身旁之事向来瞬息万变，而随着奥土战争走向尾声，1790年至1791年的外部环境也逐渐得到改善。因此，即便1791年他周围的境遇发生了惊天巨变，那也并不足为奇。实际上，从1791年初开始，他便回归了自己高产的创作状态。

1788年至1791年间，尽管莫扎特整体的创作状态活力四射，其巨大的作品数量也令人惊叹，然而他的经济状况却陷入了混沌不堪的境地。令人费解的是，这种状况竟发生在他首次在宫廷任职并因此定期领取薪酬之时。在800弗罗林的年薪下，他的收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对比来看，当时的宫廷管风琴师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雷希茨贝格（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的年薪仅为300弗罗林。实际上，莫扎特的薪酬足够用于满足基本的生活开销，包括支付房租和购买食物。例如，莫扎特一家在维也纳曾居住过最为昂贵的房屋[6]，年租金为450弗罗林，而莫扎特去世时所在的房屋[7]年租金为330弗罗林^㊹。然而即便如此，就在莫扎特迁入这所房屋之前，他不但借了一笔钱，还不得不典当了家具，才凑到足够的旅费前往法兰克福参加利奥波德二世的加冕典礼。

正逢经济状况如此苦不堪言之时，莫扎特竟决定迁居至更加宽敞、条件更好、地段更佳的房屋中居住。这看似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但它实际上表明，随着奥土战争的结束和新政权的建立，莫扎特期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加丰厚的收益，而这种想法也并非异想天开。自1787年开始，莫扎特便时常困扰于无法获得更多的收入。同年秋天，他日后铺张浪费和频频举债的恶习初露端倪，身为一名彻头彻尾的债务人，他将父亲遗产拍卖所得全部转给了米夏埃尔·普赫伯格——一位可靠的债主、商人、音乐爱好者、共济会会友，也是一位知音。显然，当时莫扎特尚欠他1，000弗罗林。之后几年中，一直到1791年4月，莫扎特又多次向他借入了数笔款项。毫无疑问，莫扎特在世时偿还了大部分的借款，但直至他去世，康斯坦策依旧面临着丈夫丢下的共约3，000弗罗林的债务，即便当时货币已经发生了贬值^㊺。

在莫扎特写给普赫伯格的书信和便条中，丝毫不见那种他和父亲多年以来通过信件热火朝天地进行交流的场面，其中绝大多数信件的内容都是在向普赫伯格寻求经济资助，金额从100至500弗罗林不等。此外，尽管莫扎特向普赫伯格提出的借款数额不菲，但普赫伯格真正借给他的钱款总额却并不及他索要的那样多^㊻。在这方面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1788年6月时，莫扎特给这位乐善好施的友人写信道：“若您心怀慈悲并惦念我们的友情，请以适当的利率向我提供一至两年贷款，款额为每年1，000至2，000弗罗林，您的慷慨将会助我保住事业，守住饭碗！”^㊼他用“饭碗”[8]一词来比喻借款将用于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而非用于穷奢极欲地挥霍。莫扎特盘算着自己大致需要一笔为期两年左右的过渡性贷款，总额不超过2，000弗罗林，现在回过头来看，他的这一估算相当精确。然而普赫伯格却没有欣然允诺莫扎特的要求，这或许是因为就莫扎特当时的开销状况而言，普赫伯格并不及莫扎特本人那样乐观，而他没有就此伸出援手，或许也是明智之举^㊽。不过，“18世纪时的私人借贷现象就好比今天的个人贷款和可透支银行账户一样司空见惯”^㊾，而莫扎特的社会声望和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也使其具有卓著的信誉。

导致莫扎特囊中羞涩的首要原因，是由于奥土战争期间维也纳演出活动的匮乏，从而使得身为钢琴演奏大师的莫扎特鲜有举行公开演出的机遇。与这种态势并存的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包括由于家庭规模壮大导致生活开销增加^㊿，和主要因康斯坦策接连不断的癣疥之疾及其在巴登[9]的诊疗而产生的高额医药费用（康斯坦策是在其医生的建议下前往巴登接受治疗的，她前后共去过两次，一次在1789年7月至8月间，另一次在1791年6月至7月间⁵¹）。此外，莫扎特也不惜挥金追求他理想中那种符合皇家宫廷音乐家身份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格调⁵²。最后，在上述所有正当项目支出之外，不得不说莫扎特还曾将无法自拔的热情投入到各式各样的赌博活动中，他因此付出的金钱数量既无法估量也难以核实⁵³。尽管莫扎特向来不曾避讳自己好赌一事，但他也从未对此进行过详述。他的一些友人——如普赫伯格——对此深有所知⁵⁴，不过他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朋友。

1780年代中期，莫扎特的平均年薪据保守估计约为4，000弗罗林⁵⁵，其收入水平之高令人咋舌，即便是在他生命最后四年中，他的收入也遥遥领先于其他音乐家。据信件和资料中的数据统计，从1788年至1791年，他每年单从宫廷中领取的俸禄总额分别为1，025弗罗林、2，535弗罗林、1，865弗罗林和3，725弗罗林，这一薪酬还不包含他从其他地方获得的收入⁵⁶。不过，从资料的数据来看，莫扎特在战争年代的薪酬还是显然有所下滑的。因此，在这样一种境遇下，沮丧之情挥之不去的莫扎特难免变得消沉落寞，终日煎熬于忧愁之中，或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阴暗念头时常萦绕心头（不得不尽全力将其驱散）”⁵⁷。

与此同时，莫扎特将作品整理妥当并交付给维也纳本地或其他地方出版商进行出版销售的频率，也高于1788年之前的任何时候。这一方面表明莫扎特希望推广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他在广大欧洲公众心中与日俱增的成就和声望（表1.4）⁵⁸。尽管不断积累的公众数量无法立即化作丰厚的收益，加之有几部作品在交付给出版商后便石沉大海，但莫扎特似乎认为与出版商之间的往来，最终会给他带来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来源。

莫扎特去世不久后所出版的一些作品，也都是先前由他本人交付给出版商或由他亲自安排出版的。这些作品有《钢琴吉格舞曲》（K.574）、《弦乐五重奏》（K.406）、《弦乐嬉游曲》（K.563）、《小提琴/中提琴二重奏》（K.423～424，阿尔塔利亚出版公司，1792年）、《钢琴协奏曲》（K.451，施派尔博斯勒出版公司）和《双钢琴协奏曲》（K.271和K.449，奥芬巴赫[10]安德烈出版公司）。在1792年，这些作品仅以选集的形式出版，而在1793年及其之后的年份中，它们的出版次数呈现上涨态势⁵⁹。

依据莫扎特债务缠身的状况来看，他一方面期望自己作品的市场需求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也希望最终能获得大量的金钱收益——其收益不仅来自作品的出版，同样也来自他一切的音乐活动。在1788年6月写给普赫伯格的信中，莫扎特希望借入一笔为期一至两年的过渡性贷款，用以补偿自己“变化无常的收入”，他在信中表示不惜用自己等价的音乐作品作为担保来提升自己的借贷信誉。或许普赫伯格深知自己的这位乐友向来口若悬河，并认为莫扎特在借贷偿付问题上这种自说自话的逻辑颇为荒唐，然而莫扎特却坚信可以通过抵押音乐事业的未来进而争取贷款：

您自己也一定对生活中的患难时刻深有感触[11]，也一定曾亲历过人生的种种痛楚，是啊，变化无常的收入又怎能让人据以为生呢？没有最低的生活保障，身旁万事都杂乱无章、不得头绪。无器之工事难善。若您情愿眷顾友谊相助于我，我将——首先，如期偿付一切账单，换言之，可适度减轻支付负担，不必像如今这般，先是拖延账单，待到经济极为拮据之时虽盼来了收入，却不得不倾其所有用于付账；其次，您的援助将减轻我的思想负担，使我能够轻装上阵专注于事业，从而获得更多收益。至于贷款担保方面，我认为您不需心存丝毫顾虑！因为您深知我事业顺利，您也深知我对此绝非戏言！⁶⁰

1809年，77岁的海顿以富庶之身离开人世，尽管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两次英国之行[12]。从莫扎特1788年和之后几年的收入情况来看，刚过而立之年的他，原本很可能会在比海顿更年轻时便坐享荣华富贵。他势必会留意到那些预示着自己将时来运转的征兆，如就在他去世前几天，一群匈牙利贵族向他提出了每年1，000弗罗林的邀约条件；而几乎与之同时，一份来自阿姆斯特丹的邀约甚至亮出了更高的酬劳⁶¹。

注　释

[1].一部军乐作品，以“贝尔格莱德围攻战”（Siege of Belgrade）为主题，为雷都顿大厅中跳舞娱乐的上流人士而作。

[2].开头一句为“忠于我皇之金言”（Dem hohen Kaiser-Worte treu）。

[3].与弗朗茨一世之妻，即约瑟夫二世和利奥波德二世之母，也即弗朗茨二世祖母重名，为两西西里王国国君费迪南德一世之女。——译者注

[4].Thematic Catalog，一种由作曲家本人或其他人所编写的作品目录，用作品开始部分或主题部分的乐谱片段编制，通常还写有作品的创作信息，如作品号和创作时间等，也称为“音乐日志”（Musical Diary）。——译者注

[5].指“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即Frankfurt am Main。

[6].位于舒勒大街（Schulerstrasse）8号[当时的内城区（Inner City）846号]，莫扎特一家曾于1784至1787年间居住于此。

[7].位于劳恩施坦恩巷（Rauhensteingasse）8号，莫扎特一家曾于1790至1791年间居住于此。

[8].按莫扎特在1788年6月17日信件中所用措辞，此处直译应为“保住‘田地’（Acker）和‘犁’（Pflug）”，按中文表述习惯意译为“事业”和“饭碗”。——译者注

[9].位于维也纳西南约26公里处一个温泉小城，为奥地利“下奥地利州”（Niederösterreich）巴登行政区（Bezirk Baden）的区府所在地，正式名称仅为“巴登”（Baden）。但由于世界各地均有名为“巴登”的城镇，为了与其他同名地方相区别，其常被称为“维也纳旁的巴登”（Baden bei Wien，英文常译作Baden near Vienna），或简称“维也纳巴登”。——译者注

[10].非音乐家名，为德国黑森州的一座城市，坐落于美茵河南岸，故又名“美茵河旁的奥芬巴赫”（Offenbach am Main）。——译者注

[11].加粗部分为英文原著中的斜体字，为原著作者用于强调说明所添加，莫扎特本人在德文信件中并无强调处理，以下译文中对引文部分的处理方式相同。——译者注

[12].一次为1790～1792年，一次为1794～17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