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译
南郭子綦,有一次靠着几案而坐,仰首向天,缓缓吐气,茫然地,好像丢掉了他的形体。这时,他的学生颜成子游正在身边服侍他,便问:“究竟是什么道理啊?形体固然可以变成枯槁之木,难道心神也可以变得像死灰一样吗?今天你靠几而坐,和以前你靠几而坐是完全不一样啊!”子綦回答说:“偃啊!你问得很好。今天,我失去了自我,你知道吗?你听过人造的各种音籁,而没有听过大地的音籁,也许你曾听过大地的音籁,可是你却没有听过天上的音籁。”
子游说:“请告诉我这个道理。”子綦说:“大自然吐出来的气息,叫作风。这个风不发作时好像没有,可是一发作,便使得自然界的各种洞穴产生怒号。你难道没有听过那长风的嘶鸣声吗?那山林的盘回曲折,百围树木的枝杈,形成各种的洞穴,有的像鼻孔,有的像嘴巴,有的像耳洞,有的像方形的柱,有的像圆形的杯,有的像杵米的舂臼,有的像水洼,有的像泥沟。当风吹进去之后,而发出的声音,有的如水的激荡,有的如箭的呼啸,有的似叱骂,有的如吸气,有的像叫喊,有的似哭号,有的如低语,有的像犬吠。前面声音发出‘于’,后面声音和着‘喁’。轻风则所和之音也小,大风则所和之音也大。强风停了之后,各种洞穴又变得寂然无声。你难道没有看到风静后,树枝由激烈地摇动而变成慢慢地摆动吗?”
子游说:“地籁是指各种洞穴所发的音响,人籁是指竹制乐器所奏的音响。可是什么又是天籁呢?”子綦回答说:“风吹万窍而有不同的声响,这些声响之所以如此都是由洞窍本身的形状而产生的,但究竟这个发动风产生音响的又是谁呢?”
(再从人心的窍穴来看,)大知思虑严密,小知思想散漫。大言气势凌盛,小言唠叨不休。睡着的时候,意识交错,醒来的时候,精神外驰。此心与万物相接相错,每天都处在钩心斗角的状态中。心思有时缓慢,有时深沉,有时绵密。遇小恐,心神不安,遇大恐,心神麻木。心思的发动,好像箭矢的快速,就像我们以自己的见解去论断别人的是非一样。心思不动时,正如坚守誓盟一样,为的是能稳操胜券。这种斗争的杀气,就像秋冬之日,阳气每天都在逐渐地削减。我们的心念也是如此地沉溺,而不知反省。我们的心贪餍物欲,关断了生机,变得枯槁衰竭。可说是将死之心,再也没有回阳的希望了。我们情绪的变化,有时欣喜,有时易怒,有时哀愁,有时快乐。我们的心念有时多虑,有时多悲,有时反复,有时惶恐。我们的态度,有时轻佻,有时纵逸,有时开放,有时忸怩。这些变化,就像声乐出于乐器的空处,菌类因水汽的蒸发而成,是无中生有的。这一切现象的迁流变化,如白天和夜晚的交替,我们却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生成的。停止向外追逐吧!停止向外追逐吧!早晚如能证得这个,也就是万物之所以生的主体了。
(现象界的一切,)没有“彼”物的存在,也就没有“我”的存在。没有“我”的存在,也就无从去体觉“彼”物的存在了。这个关系似乎是近乎真实的道理了。但仅仅知道这种互存的关系,仍然不知道在“彼”“我”之后使他们生存的主体。这背后似乎有个真体主宰着,可是却没有征象。就以“我”的存在来说吧!“我”能行动,可以证得“我”的存在,但使“我”行动的主体却是无形无相的。“我”有精神作用,可是精神作用的主体,也是无形无相的。“我”的躯体有百骸、九窍、六脏,这些都具体地存在着,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和它们中间的哪一个比较亲近呢?我是一视同仁地爱着它们呢?还是对它们有所偏私呢?就像君主对臣妾一样。但臣妾之间是否能互相支使呢?或者只有一个是君,一个是臣才能层层支使呢?这样推到最后,总有个最后的君,那不就是这个“我”的真君吗?无论我们是否能见到这个真君的实体,都不至于灭损真君存在的真实性。
当人们一受天的赋予而有了形体,纵然暂时身体不致消灭,却是等待死亡的来临。人们的肉体与外物相交,有如刀刃的相割相靡。走向死亡的终点就像飞马的奔驰,停也停不住,这不是很可悲的事吗?人们一辈子劳役,而见不到最后的成功,疲于奔命,而不知最终的归宿,这不是极悲哀的事吗?虽然人们认为目前还没有死,但这又有什么好处呢?人们的形体逐渐变化而至死亡,人们的心也随着形体而亡,这才是真正极大的悲哀呢?人的生命是否本来就这样令人迷茫,还是只有我自己这样迷茫,而另有并不迷茫的人呢?如果大家都以他们本有的真心为导师的话,又有谁会没有自己的导师呢?不仅是那些知道万物变化而心有所主的人存有现成的真心,即使愚人也存有现成的真心。如果我们不能觉悟这个现成的真心,而动辄就做是非之论,就像名家的诡辩,说什么“今天起程去越国,而昨天早已到达了”等论题,这是以“无”为“有”的做法。如果是以“无”为“有”,即使有大禹般的神明,也不能理解,我又如何能理解呢?
人们的语言并不像风吹一样,而是有意的。发言者所说的话,(随意而定)并没有一定不变的准则。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所说的话,是否真有所说呢?或未曾有所说呢?他们自以为所言与小鸟啾啾之声不同,是真的不同吗?或并无不同?“道”是被什么遮盖而有真伪的产生?“言”是被什么掩蔽而有是非的争论?“道”去了哪里而不存?“言”究竟执着在什么地方,而有所不可呢?“道”是被小有成就所遮盖了,“言”是被外在的粉饰虚饰所掩蔽住。因此有儒家和墨家的是非争论,他们都是将别人认为“非”的,而认为“是”,将别人认为“是”的,而说成“非”。像这样的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还不如舍是非,而归于万化的自“明”。
万物的知见,无不是以不同于自己的为“彼”,也无不是以自己的为“是”。大家都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别人,也就不能真正地了解别人。反过来,只有自己对于自己的认识才是真正明明白白的了解。所以说,把别人看作不同于我的“彼”,这是由于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的自以为“是”,也就是由于我们都把别人看作不同于我的“彼”。万物互相以“彼”相待,也都以自己为“是”,这两种观念相互对立而衍生。虽然,观念的相生,是随起随灭,随灭随起的,观念的作用,是可也即是不可,不可也即是可的。观念的判断,由此因而非,也就由此因而是;由此因而是,也就由此因而非。可是圣人却不顺此而行,他们以天道之明来照物,而能任物的真是。
我们的自以为“是”,是由于我们的以别人为“彼”。我们的以别人为“彼”,也是由于我们的自以为“是”。这样一来,别人的“彼”有彼的是非,我的“此”也有此的是非。但果真是否有“彼”和“是”的差别,或根本没有“彼”和“是”的差别呢?“彼”和“是”的产生是对待而立的,这就像所谓道的枢纽。这个枢纽是在一个圆环的圆心之中,它可以左转右转,因应无穷。自以为的“是”是无穷的,批评别人的“非”也是无穷的,所以不必去追逐这种观念的无穷,不如还归天道的自明。
用名相去指物的“指”来比喻这个名相的“指”不是所指之物的自身,还不如干脆不用“指”,去表明这个“指”不是物的自身。用马的名词去比喻名词的“马”不是真正马的自体,还不如干脆不用“马”的名词去表明马的名词不是马的自体。天地虽大,抽象来说也像名相的“指”一样,是一种称谓。万物虽多,归结来看,也像名词的“马”一样,是一种指称。这种名相或名词,约定俗成,说它可,也就可;说它不可,也就不可。我们追求的道,是它自己运行而成的;我们所运用的物,都是因为我们如何称呼它们而得名的。由于是称呼,为什么这样称呼?这样的称呼就是这样的称呼,为什么不是那样的称呼?不是那样的称呼就不是那样的称呼。其实万物都有它们的本然,都有它们的本可。没有一物是不然的,没有一物是不可的。基于这个道理,比如万物之中,小如草茎,大如木柱,丑如癞病,美如西施,以及很多大而无当,反于常态,变化莫测,怪诞不经等事物,这个自然的道都是一炉而熔之。就自然大化的现象来说,分的一面,就是成的一面,成的一面,也是毁的一面。事实上,万物无所谓成与毁,因为成毁都存乎一体。唯有真正悟达的人,才了解道打通万物而为一体的妙理。他们不以自己的“是”去用万物,而能本之于万物的自然之“庸”。这个“庸”就是天生万物,各有其用的“用”。万物各有其用,才能互相平等而“通”。能相“通”,才各有所得,而成就自体。能自“得”,也就差不多达到道的境地了。这也就是前面一再强调的顺万物之真是。已经顺万物的真是,而不知其所然,这就是所谓的“道”。
(相反地,)我们竭精劳神地把万物硬打成一片,而不知万物的本体是相通相同的,这就有点儿像那个“朝三”的故事了。什么是“朝三”呢?以前有一个耍猴子的人,他每天喂猴子果实,说:“早晨给你们三个,晚上给你们四个。”猴子们都大怒。接着他又改口说:“那么,早晨给你们四个,晚上给你们三个。”于是猴子们便大喜。由这故事,可见七个果实的总数并没有增减,可是猴子们却因此而有喜怒的不同。这个耍猴的人能在果实总数不变下,使猴子们转怒为喜,这也是一种顺物的自性,使它们各得其所啊!所以圣人的用世,就是要调和是非的争论,而回归于天道自然均平的境界中,这就叫作来去自由的双线道。
古代的人,他们的知识追求最高的境界。什么是最高境界呢?他们以为未曾有物的无的境界是最高的,是究竟的,没有比这更高的了。其次的境界是有物,但尚没有物与物之间不同的分别。再其次是已有物与物之间的分别,却尚没有是非的对立。当是非争论一显著,道便因此而亏损。道由此而亏损,爱欲就由此而形成。是真的有所谓“成”和“亏”呢?还是真的无所谓“成”和“亏”呢?所谓有“成”和“亏”,就像古代有名的琴师昭文,当他一按琴弦,便有成亏。所谓无“成”和“亏”,就如他不动琴弦,便无成亏之可言。古来这些名人,如昭文的善于弹琴,师旷的善于持杖击拍和惠施的据梧而辩谈。他们在各自领域的知识,都是登峰造极的,所以他们的名声才得以流传下来。可是他们所喜好的技艺,都与众不同。因此他们都强调自己的特色,以夸耀于人。他们夸耀不应该夸耀的,就像公孙龙等名家,一辈子只辩论“坚白石”是三个概念或一个概念等论题。而他们的后人,像昭文的儿子,徒拾父亲的余绪,终其一生,而无自己的成就。像他们这样的技艺,如果算得上成就的话,即使不才如我也自有我的才能,也可算是有成就了。如果像他们的技艺不能算是成就的话,那么外物和我都没有任何成就可言。所以这种“成”与“不成”的说法似乎很滑稽,令人疑惑,但其中的智慧火花,却是圣人所小心体悟的。舍弃自以为是,而把自己寄存于平庸之中,这也就是所谓本之于自然的自明。
我所说的这些话,不知与万物的真是相合呢,还是不相合?无论是相合与不相合,既然说了出来,都是一种言论。则与其他言论互相以彼此来对待是一样的。虽然如此,我还是尝试把它说出来。从时间上探讨,万物都有一个开始,而开始追溯到最初,这个开始之前却没有一个开始。再追溯上去,这个开始之前的“未始”,也没有一个开始。再从空间来看,有存有的“有”,也有没有存有的“无”。这个“有”“无”都是始于无始。而这个“有”“无”的无始,也是无始的。所以两者都归于“无”,那么我们突然有了“有”和“无”之后,我们便不知这个“有”和“无”,究竟是真的“有”呢,或真的“无”呢?现在我说了这些话,也不知我真的有所说呢,还是没有所说呢?天下万物,就自体来说,没有一个东西是比秋天毫毛的尖端更大的,泰山比起它来也应该算是小的。就自体的存在来说,没有谁比少年夭折的人更长寿,彭祖比起他来也不能算长寿。真正能体证这个“我”,天地虽长久,却与我共生存;万物虽众多,却与我为一体。既然在本源上都是一体,那还需要去说“为一”吗?既然说了“为一”,就已经有了文字语言的概念了。这个本源的“一”和用文字表达的“一”,已变成了“二”。这个“二”与我们要去“为一”的一,又衍成了“三”。这样观念的相衍相生,即使神算子也会数不清的,何况平凡的我们啊!所以从“无”去谈到“有”,已变成了“三”,何况自“有”而谈“有”,更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境地了。因此最好一无所适,完全顺万物之真是吧!
这个道未曾有它的界限,我们的言论更没有不变的标准。由于各自以为是,才有彼此的差别现象。这个差别现象,有左,有右,有伦理,有义理,有分际,有辩白,有竞赛,有争斗,这是一般人所谓八种德行。在上下四方之外的宇宙,圣人只是把它放在一边而不论说;在上下四方之内的现象,圣人只是加以论叙,而不评议。《春秋》治世是先王的心志,圣人虽评议,却不强辩。这是由于现象界的一切,有可分的,也有不可分的;有可辩的,也有不可辩的。为什么呢?圣人只是怀抱万物,而一般人却是辨别万物,以表示自己的高明。所以辨别万物便不能见万物的真是。
大道是没有道名的,大辩是不用言辞的。大仁是不自以为仁德的,大廉是不自言诚信的,大勇是不逞勇狠的。道如果表明自己是道就不是道,言语如果只讲争辩就不能表达真意,仁如果有一定准则就不能周遍,廉德如果清以自显便不能征信,勇如果勇狠忮求就不能成事。这五者本是圆融的,可是却好像是方的。所以我们的“知”,必须止于所不知的境地,才是最完美的。谁又能知道不用语言文字的大辩,不靠名辞言称的至道呢?如果能知这一点,就是所谓的天府了。天府如宇宙的仓库,不断地注入,也不会满,继续地酌用,也不至于干,使人不知它的水从哪里流到哪里,这叫作掩藏了光芒。
从前,尧问舜说:“我想攻伐宗、脍、胥敖三小国,在我临朝时,想到这点总是心有不安,为什么会如此呢?”舜回答:“这三个国家的君王,小得就好像生长在蓬草艾草里的生物,你对他们为什么心有不安呢?很早以前,有十个太阳同时出来,照耀万物而不相碍,何况德行比太阳还要高明的圣人呢!”
啮缺问王倪说:“你知道万物所以为是的标准是否相同?”王倪回答:“我怎么知道啊!”啮缺又问:“你知道你所不知的吗?”王倪回答:“我又怎么知道呢?”啮缺再问:“那么万物都是无知的吗?”王倪再答:“我又怎么知道呢!虽然一切都不可知,但我可以试着加以说明。你怎么知道我所谓知,不是一种无知?怎么知道我所谓不知,实际上是一种知呢?我要问问你,人们住在潮湿的地方,便会得风湿的腰病和半身不遂,而泥鳅在同样的地方是否会得病呢?人攀在树上,便会气结、战栗、恐惧,猿猴是否也会如此呢?人、泥鳅、猿猴三者之中,谁知道何处才是真正合适的住所呢?人类吃牲畜,麇鹿吃草类,蜈蚣喜吃小蛇,鸱鸦喜吃鼠类,这四者之中又有谁知道哪种是真正的美味呢?猿以狙为雌,麋与鹿相交,鳅与鱼相游,毛嫱和丽姬是人们公认的美女,可是鱼儿看到她们,便会深深地潜在水底,鸟儿看见了她们,便会高飞,麋鹿看见了她们,便拔腿飞跑。这四者中,又有谁知道什么是天下最标准的美色呢?以我的眼光来看,仁义的源头,是非的路子,是混淆杂乱,我又怎么能知道它们的分别呢?”啮缺又说:“你既然不知道这一切是利是害,难道至人也不知道是利是害吗?”王倪最后回答:“至人已达到神化之境,大泽被焚尽而他却不感觉热,河汉冻成冰而他也不感觉寒,迅雷摧破山岳,飓风摇动大海,而他也一点儿不感觉惊惧。像他这种功夫,可以乘驾天上的云气,骑跨日月两轮,而遨游于四海之外的宇宙。死和生,都不能改变他,何况区区人世间的利害关系呢!”
瞿鹊子问长梧子说:“我曾听孔夫子谈起过:所谓圣人不从事于世务,不亲近利,不逃避害,不喜欲求,不攀缘道。不说而说,说而不说,遨游于尘世之外。孔夫子以为这些话都荒唐不羁,而我却认为它们是精妙的道行。你的看法如何呢?”长梧子回答:“黄帝对精妙的道行也有所不明,孔夫子又哪能知道妙道呢?至于你认为这些话就是妙道之行也未免言之过早了。你好像是看到了蛋就想到司晨的公鸡,看到了弹弓就想到吃烤鸟的肉。我姑妄跟你谈一谈吧!你也姑妄地听一听吧!我们何不依傍日月,拥抱宇宙,与之和合。任万物的滑乱混杂,而自处于低的地位和它们互相尊重。人们都驱役自己的精神,而我却自居于无知的愚人之心,而和万代的生生变化融成纯然的一片。万物都有其自是,而我以此和万物相待相摄。能如此,我又怎么知道贪生不是一种迷惑呢?我又怎么知道怕死不是一种迷途而不知回归呢?丽姬是艾封地方的一个女孩,晋国国王开始召她入宫的时候,她吓得涕泪满襟。后来到了王宫,与国王同睡在华丽的大床上,吃美味的肉品,于是她大悔以前哭泣时的无知。同样,我又怎么知道人死了以后不后悔以前贪生之不当?就像做梦饮酒作乐的人,醒了以后便哭泣。做梦时伤心哭泣的人,白天便快乐地去打猎,当他们做梦的时候,不知自己在做梦。在梦之中又做另一个梦,梦醒之后,才知都是梦。等到有了大觉之后,才知所做的是大梦。只有愚笨的人才以梦为觉,好像自己知道得很清楚似的。是君主,是臣子,好像确实分明。其实孔子和你都在做梦,我说你做梦,也是一种梦话。这样的说法,似乎是一种诡辩的谈论,只有等万世之后,遇到一位大圣,为我指点迷津,对于以前的梦境,犹如一夕之间的突然而悟。”
“假定我和你辩论。你辩胜了我,我胜不了你。难道你就真的对吗?我就真的错吗?相反的,我胜了你,你胜不了我,难道是真的我对,而你错吗?还是说我们两人中,必有一人对,或一人错呢?还是有可能两人俱对,两人俱错呢?我和你都不知道,这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各有蒙蔽。我能请谁来做裁判,加以辨正呢?请和你见解相同的人来辨正,此人既与你相同,又怎能客观地辨正?请和我见解相同的人来辨正,此人既与我相同,又怎能客观地辨正?请与我和你都不同的人来辨正,此人既与我和你都不同,又怎能客观地辨正?请与我和你都相同的人来辨正,此人既与我和你都相同,又怎么能客观地辨正?既然我和你和第三者都不能知道,难道还期待其他的人吗?其实,自然变化声息的互相对待,正如它们并没有互相对待。因此我们要‘和之以天倪’,即以天道自然来调和万物的不同,顺万物的自是以发展,这样才能使各物都尽其所得于自然的命限。什么叫作‘和之以天倪’?也就是说:‘是’的还它一个是,‘对’的还它一个对。如果‘是’是真正的是,它就很清楚地与‘不是’不同,不必去强辩。如果‘对’是真实的对,它就很显然地与‘不对’不同,也无须去强辩。忘掉年命的长短,忘掉义理的是非,使我们的精神振扬于无限,使我们的生命寄存于无限。”
影子的余影问影子说:“刚才你走,现在你停;刚才你坐着,现在你起来,为什么你没有一定的操守呢?”影子说:“我是有所待才如此的啊!我所待的东西又有它的所待才如此的。我之所待就像蛇脱去的皮、蝉脱掉的翼一样,都是没有不变的定体。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如此?我又怎么知道我为什么不如此?”
以前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像蝴蝶一样翩翩而舞,自以为得其所哉,不知自己是庄周。突然他醒了过来,发现自己的形体是庄周。不知道是庄周做梦变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庄周。庄周与蝴蝶之间,必然有所分别。这叫作物化,就是与物无碍,相与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