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学术勤奋生活淡泊的周培源
周培源先生是我父母生前的挚友，又是父亲梁思成20世纪20年代初的清华同学。当年的清华学生有极强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自豪感，只要一提起“我们清华”，那简直是神圣不可侵犯。30年代，我还是小娃娃时，在几位交往最深的北大清华教授之间，子女们都把长辈们互称为“爸”和“姨”。因此，周老对于我来说，从小就是“周爸”，父辈则一直称他“周公”。后来，人生的经历又曾使我有过一段和他相当接近的生活。然而在他去世后，当周家姊妹要我写一点对周老的回忆时，我却忽然发现，从纯粹家庭生活的角度来描述他，竟是多么困难。这可能是因为，他虽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在生活上，他却太“平常”了，平常得让人想不起该怎样刻画他才好。在我所熟悉的许多老一辈著名教授学者中，包括我自己的父母在内，像周老这样，办事能力这么强而又这么随和，生活上兴趣这么广而自奉又如此淡泊的，他几乎是仅有的一位。
我开始记事，已是抗战时期了。当时，原北大、清华、南开的许多教授都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过着一种他们原先所不熟悉、不习惯的艰苦生活。很多教授夫人，甚至教授本人都得学着到市场上去讨价还价地买米买菜，要卷起袖子洗衣、做饭……比起如战前清华园中那样舒适的生活来，不少人一时难以适应。如著名的逻辑大师金岳霖教授就老爱讲自己在联大教授单身宿舍煮挂面的笑话：往火上坐了一锅凉水，把面条下了进去，盖上盖子，等啊，等啊，老不见动静，却发现锅盖被“慢慢地顶了起来”，觉得好生奇怪。打开一看，“咦？面条不见了，却看到一锅糨糊，没法子，只好把糨糊吃下去！”但是周老却很能应付这种局面，当时周姨生病卧床，他却把生活料理得很好。那时，为了躲避敌机轰炸，许多教授都住到了昆明市郊乡下，周家则住在滇池边，西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里，离他每天去上课的联大校舍好几十里路，当时又没有什么公共交通。他年轻时会骑马，于是便从老乡手里买了一匹，不仅自己每天骑马上班，还要在鞍前鞍后带上大妹、二妹两个女儿到邻村去上小学。周教授如此“单骑走联大”，也真可算是当年昆明“一景”！这种事，是别的教授都做不到的。由此，引出了金岳霖教授后来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他比我还不行；梁思成也许能活得久一点，可身体不好，最后唯一能活下来的，大概只有周公了。
1939年冬，我们家从昆明又迁到了四川李庄，两年后周老全家从昆明去了美国。这些事，当时作为小孩的我只不过模模糊糊知道一点。关于他在美国以及我的父母对他为人的评价，我第一次获得的深刻印象，大约是在抗战结束，我们迁回北平后的1946年末。当时内战正酣，国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清华园里教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一位在昆明和我们家共过患难的北大教授来访，聊天中谈起当时全家尚在美国的培源先生。这位教授说了一句：“我看周公是不会回来的了。”不想对这句随口说出的话，我母亲林徽因却突然变色，厉声对这位老友说道：“周公一定会回来的！”母亲新中国成立前历来不十分过问政治，也谈不上有“进步”倾向。她在“周公是否会回国”这个问题上突如其来的激动，使坐在一旁的我这个中学生吃了一惊。自然地体会到，在我父母的心目中，周爸的品格必有其不同寻常的地位。因此，当1947年周老真的如母亲所预言的那样，举家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并来我家看望的时候，我曾怀着一种好奇和敬佩的心情，想看看这位我已记不太清的周爸究竟是一副什么气概。
不久，国内形势突变，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兵临城下，北平即将解放。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前锋到达清华园一带，北平守军龟缩城内。一时间，清华曾处于“真空”状态。为防止国民党败兵和附近地痞流氓趁乱打劫，清华决定组织师生巡逻队，保卫校园。教师中，带队的就是周老。当时，他家中有几支一位外籍教师回国前留下的猎枪。周老，这位当时已是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就每晚掮着猎枪，领着学生彻夜在校园里巡逻。我母亲得知后笑着说：“Typical周公！除了他，这还能是谁？”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北平解放时，解放军举行入城式。周老并未被邀观礼。但他却和女儿一起，一大早就从清华园骑车进城，在前门大街五牌楼旁，挤在人群中站了大半天。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清华、北大和科学团体中先后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他的工作越来越忙，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但他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却仍然是那样平易，淡泊，随和；他不沾烟酒，对饮食也毫不挑剔，从不要求任何特殊的享受，也不为任何个人的业余爱好而分心。在他身上，看不到在其他“大知识分子”那里有时难免的“名士派”作风和某种怪癖。他非常勤奋，生活很有规律，只要在家，主要时间都在他的书房里工作，极少与人闲坐闲谈。但绝不是那种不懂得生活乐趣的“书呆子”。他的兴趣其实是很广泛的：年轻时不仅爱骑马，而且爱打猎，家中墙上曾挂过一只他当年在山西猎得的鹿头。20世纪50年代，有一次他忽然来了兴致邀我和他的大女儿凌晨去圆明园废墟里打野鸭，我们在水塘边草棵子里趴了好几个小时，我是连一根鸭毛也没见着，他毕竟是个老猎手，竟在乌黑之中打中了一只猫头鹰；他爱运动，50多岁时还曾和女儿一起到未名湖上溜冰；他们夫妇都喜欢古式家具和字画，五六十年代，这些还没人“炒”，他们还能不时用仅有的一点积蓄买些自己喜爱的字画，但从不“发烧”，所以才会在晚年将自己的全部收藏无偿捐赠给家乡的博物馆。
周老的平易表现在他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在家里，他对待晚辈非常平等，从不训人，更少有疾言厉色；一些学生、同事来访即使有他所不赞成的言行，也总是用商量的口气进行说服，没有提高过嗓门。其实，有许多事他并非真的不动感情，但他从不感情用事。常常地参加某个会议，或与某负责人谈工作回来后，会长时间地沉默不语，显然心情沉重。但作为晚辈，我们却极少听到他发牢骚、背后埋怨别人。在我所认识的老一辈学者中，他在这方面是特别严于自律的。
“文革”中，周老曾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对待。那时我和他已没有什么联系了，对他的处境不大了解。但就在当时，当社会上有种种关于他的传闻时，我也深信，他那种急公好义、正直不阿的品德，是不可能因为几张大字报、几条大标语就可以被歪曲、被抹杀的。
周爸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形象在所有认识他的后辈心中，是永远不会泯灭的。像他那样勤奋于学术和事业，而在生活上又能如此平易、淡泊的大学者，恐怕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