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兹全：爱国一书生
对北伐的关注，促使他走上史学研究之路
何兹全1911年生于山东菏泽。何家是当地的大户，既是书香门第，又是官宦之门，但何兹全这一支的祖上却未能延续家道的盛极，到他父亲时日趋衰落的家境已近贫寒，无奈之下他的父亲只好到河北保定军官学校入伍从军。到何兹全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做了小军官，家里因此多了一些收入。由于是家里最小的儿子，上边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所以何兹全从小就受到父母的宠爱，娇生惯养，没吃过苦，也没挨过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此养成了心地善良，平和软弱，不愿意争斗的性格。他认为从小挨打的孩子，容易激发脾气、暴躁以及报复的心理，乃至性格刚烈。
他的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慈祥而又随和的人，她乐于助人，常常帮助邻里乡亲，从来不和人斗嘴闹气。何兹全说自己与世无争，与人为善，讲团结，另外还有点软弱的性格多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他的父亲生性刚烈，为人正派，对上级抱有尽忠和感恩的思想，这种思想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何兹全；小学时，语文老师给他们讲“中国的戏，不出四个字‘忠、孝、仁、义’”，这些怎样做人的道理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让他铭记了一生。走入社会后，他的朋友各式各样，有进步的、也有反动的；有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也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而他则一直是中间偏“左”，包括政治思想、为人处事等始终都持中庸的态度。他说：“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进步，但不过激。”他认为人类文明的总趋势是要向中间阶层发展的，今后，人类生产越丰富，人类越文明，中间阶层就会越大，这种枣核形的社会构成不会有太大的社会矛盾。人们的心态好了，社会也就相对稳定了。历史上两极分化较多，这样社会矛盾、阶级斗争也就多了。
1926年末至1927年初，少年懵懂的何兹全参加了国民党。他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时加入国民党应该说大半是稀里糊涂，小半也有点思想想法。那时我在南华学校（中、小学）读书，我们的校长是非常进步的，老师也有很进步的，另外还有很多同学跑到广州加入了黄埔军校……我就受了他们的影响。当时自己对国民党、对政治理想以及对三民主义等都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我从小就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非常关注国内形势和北伐军的胜利发展，每天都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寻找北伐军的消息，并且还帮着报贩子往学校送报纸，对国民革命军的将领、编制以及北伐路线等都做了很多的记录，北伐军胜利的消息常使我兴奋不已。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加入了国民党。”
对北伐战争的关注，促使他后来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北伐战争失败后，在知识界有一种思潮就是反思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于是在知识界兴起了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农村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史的思潮。由于个性中喜欢刨根问底，何兹全就很想知道中国社会是怎么来的？它又是怎么发展的？由此引发了他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在我的孩提时代，我从没想到过要学习历史这门学科，后来考入北京大学，那时考大学不分系，先进校后选系，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随意选系，我选了政治系，后来发现政治系只讲现代政治，不讲历史根源，而我最主要的是想知道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于是又转入史学系，自此开始了一生的历史研究。”关于为什么学了历史专业，何兹全如是说。
何兹全从大学到留学，经济上一直有族兄何思源先生提供资助，学业上又有多位知名学者护“学”，他感到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提起何思源先生，何兹全总有道不尽的感激之情：“何思源（字仙槎）先生是我的族兄，我叫他仙槎大哥。解放前他曾任山东教育厅厅长等职务。解放前夕，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吁，国民党特务在他家里安放了定时炸弹，他的女儿何鲁美被炸死，全家受伤。国民党撤往台湾时，他留在了新中国，直到1982年去世。1931年我考取北京大学后，我的大学及留学的生活费用和教育费用从此就都是由仙槎大哥提供，是他帮助我、资助我读书、留学，使我成人，我非常感激他，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他对我的培育之恩，恩同再造，永生难忘，他是我没齿不忘的恩人。但我一生学无大绩，真的是辜负了他对我的厚恩厚望。”
何兹全是幸运的。他在大学时期的老师是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陶在学术思想上给了他极大的影响和导引。在陶的影响下，何兹全走上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道路。另一位大学老师傅斯年先生，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筹建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对他更是恩重如山。1935年何兹全大学毕业后，本打算应傅斯年之约去史语所工作，但因仙槎大哥已说好送他去日本留学，于是他放弃了史语所的工作去了日本。从日本回国后，他编杂志、写社论，艰难地混日子，度日如年，是傅先生又邀他回史语所，才使他重新走上了做学问的道路。回首往事，他感慨万分：“要不是傅先生让我回到史语所，我真不知道现在会在何处，也可能早就死了。是傅先生给了我重新再奋起的机会。”1995年12月，何兹全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教授的邀请去台湾参加“纪念傅斯年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使他有机会参拜了傅斯年先生之墓。在墓前他先行了三鞠躬礼，然后绕至墓旁跪下，沉痛默哀良久。此情此景，师生两人虽近在咫尺，却是天上人间，生死相隔，想起傅先生的培育之恩，何兹全不禁潸然泪下。
提到那些让何兹全难以忘怀的老师，就不能不说胡适先生。1947年何兹全去美国留学，是胡先生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Goodrich教授写了推荐信，使他如愿以偿。他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胡先生当年给他们上课时的一段往事：“当时有很多人都到北大来听课，学校里流行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旁听生是指北大学生，但没有选修这门课的人；偷听生则是指根本不是北大学生，却来听这门课的人。有一次胡先生上课时问：‘你们哪位是偷听生啊？没关系，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你们给我一个名字，就是我班上的学生……’我听了胡先生的话非常感动，他宽厚待人、身教言传的品德对我的人性成长有很大的启迪。”正是在这些先师和兄长的启迪、影响和帮助下，才成就了何兹全今天事业的辉煌。
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
大学毕业后，何兹全在何思源的资助下直接去了日本留学，但不到一年他就回来了。在日本，他发现街上的日本人都步履匆匆，紧张而忙碌，像赶庙会一样，生活和工作也都是快节奏的。相比之下，中国国内却是一片歌舞升平，街上养花的、遛鸟的，悠哉闲哉……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使他猛然清醒：“人家全国上下紧张勤奋，而我们却昏昏欲睡，麻木不仁。此时不是读书时，此地不是读书地。”于是他毅然决定回国。
回国后，当时北师大教育系的青年学生朱启贤正在积极地呼吁创办一个以乡村小学教师为对象的刊物——《教育短波》。朱启贤深切地感到，乡村小学教师知识结构及知识的丰富程度对千百万儿童的影响是中华民族的大事，何兹全被他的精神及热情所感动，便积极地投身其中。他们的《教育短波》当时办的很有生气，最高发行量曾达到过五万份，而当时上海的《大公报》也只有一万多份，从发行量上来说，它可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多的杂志之一，现在北京各大图书馆仍可以查得到它。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华北、南京等地的沦陷失守，《教育短波》的订阅量急剧下降，由原来的四万份左右直降到只有几千份的订量，于是他们决定停刊。何兹全说：“《教育短波》一共办了五年，创办之初我们曾拉到了陈立夫的赞助。我们开始的想法是想先用他的钱把《教育短波》办起来，造出声势，使它能够得到学术界、教育界等各界名家的支持，给自己创造一些社会地位，这样就使得陈家只能出点钱支持我们，而不能控制我们。我们可以在上面发表我们自己的主张，我们的基本立场是进步的，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陈立夫也说不出什么来。当时我们还想出版以后有了社会知名度，经济上能够独立时就摆脱陈家的经济补助而独立发展。基于这种想法，我们先找了同乡庞镜塘，因为庞镜塘是陈立夫的人，正好这时候陈立夫来北京，庞就跟他说了此事，陈答应每月给200元开办费，以后办好了可以再多给，就这样《教育短波》办了起来。”何兹全说陈立夫之所以会支持这件事，主要原因是当时各党派都在北京拉学生，陈自然也想拉一些学生，而在当时来说，他们这一干人也算是一大批有才干、有学问的优秀青年，自然陈也就愿意拉他们扩大支持面。
决定停刊后，何兹全曾给陈立夫手下经管《教育短波》的叶秀峰写了封信，说钱是你们的，刊物是我们的，承蒙多年关怀，非常感激，君子绝交不出恶言，请从此绝，等等。后来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还把何兹全找去谈了一次话，他说这个刊物正值年轻、富有朝气，正是成长的最好的时候，不要就这么停了，还是继续办吧……不过最终何兹全等人还是决定停办了。
1947年5月，何兹全在仙槎大哥的资助下来到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主要学习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摆在中国留学生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回祖国大陆，另一条是留在美国，而何兹全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去台湾地区，因为他的老师傅斯年先生以及史语所当时都已随国民党撤往台湾地区，并且他的书籍等物品也都已被带了过去，如果他选择去台湾地区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更何况当时他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院已经取得了研究员的职位和待遇，可以轻松地留在美国。但是在这三条路中，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国民党的大队人马都去了台湾地区，可他却单枪匹马地跑了回来，他说是“祖国”两字的神圣力量把我这个游子召唤回来了。俄国大史学家M. Rostovzeff一生流落欧美，临终时他曾非常伤感地说：“我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何兹全对此深有感触，他忘情地说：“一个有祖国的人是无法体会到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感情的，我心中的祖国是中国大陆，我是回来真诚地向共产党投降的，换取共产党的宽容，真心地想在它的领导下，建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的新中国。”何兹全说：“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生来就是爱国的，关心政治的。我也是这样的人，无能而又爱国心不死……很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一辈子做学问，一辈子不忘情国家……自誉‘爱国一书生’。”
正是这一腔的爱国热血，使他在抗美援朝期间，毫不犹豫地把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大约20两金子一并交给了北师大党委，通过师大党委捐给了志愿军。多年来他和夫人生活简朴，从无奢华，却多次为灾区捐款，为贫困学生解囊，而他们自己在金婚纪念日时，却是何兹全以画代实，用笔给夫人画了几十枚钻戒作为金婚礼物，他还风趣地说这才叫情谊无价。
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问题
何兹全提出“汉魏封建说”，他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于汉魏之际。汉魏之际，中国的社会经济有变化，并以可靠的历史文献证实这一变化是由古代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他说：“我是研究社会史的，研究比较多的是商周到隋唐的社会状况，我对周的看法，对战国、秦、汉的看法，对魏晋南北朝的看法多和别人不一样。我提出了‘汉魏之际封建说’。我认为中国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才进入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是中国的古代社会，商、周是由部落、部落联盟，到国家、阶级社会的过渡时代，至多是早期国家时代。到了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我又提出了这个说法，当时一些史学界的学者，包括翦伯赞等都主张西周之际是封建社会的开始的观点，我发表了上述观点，是很大胆的，也很提心吊胆，担心不定何时就会遭批判。实际上，我只是提出我的认识，这只是我的研究成果，是‘一家之言’，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历史评定。真理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对客观的认识是相对的。因为真理本身还在发展变化，认识总是会晚一步，和实践总有个距离。人类总是一步一步地接近客观真理，永远达不到客观真理，正所谓‘日取一半，万世不竭’。我只能说我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好在最终他并没有因此而遭批判。
何兹全认为看一个人在学术上是否有建树，一要看他有没有创新，对于学历史的人来说，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是否有更进一步、更深一步的认识；二要看他是否有所突破，如果大家都停留在一种认识的迷惘上，他却能向前发展一步，这就是了不起的成绩。
何兹全对自己在学术上的评价是“贫乏”但“不浅薄”。他诚恳地说：“比起老一代的学者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指新中国成立时三四十岁的人）从小生活动荡，历经军阀混战、日本侵略、国共战争等，无时不在战争与动乱中。我生活在小城市，动乱得很，念书的机会就比我上一代差多了，所以我认为自己是贫乏的。比起我的老师傅斯年等人十几岁时就通背前四史、通背《十三经》那就差得太多了。比起前辈学者，他们是博学的，我们是贫乏的。之所以又说不浅薄，是指在学术见解上不浅薄。我很喜欢梁启超先生在自我评价时的一段话：‘我写历史上的梁任公（梁启超）是写在近代史上起了很多作用的梁任公，像戊戌变法等，这是客观的自我评价。’我认为这样很好，人们应该客观地看自己、客观地评价自己，要有自知之明。”为此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我较早地接受了辩证唯物史观的影响，对自己在学术上的评价是不浅薄。和我的同代人比起来，我的聪明、才智、读书都不如他们，我很佩服他们，但我的思想方法是辩证唯物史观，这就好比虽然我的武艺不如他们，但我的武器好，我用的是机关枪，它可以使我的战果不比别人差太多。所以我说自己不浅薄。”
在《九十学术自我评述》中，何兹全又写道：“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遇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时间都浪费掉了！我是‘幸运’的，也是‘悲剧’的。”之所以说是悲剧，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就历史和个人的两方面来说：从历史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多悲剧，商鞅变法遭车裂；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孔子、孟子虽都能寿终，却都惶惶一辈子；有好结局的可能就只有一个诸葛亮。而近代中国，又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都没有安定下来，无数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被吞噬了，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而就其个人来说，生在一个多变的时代，连年混乱，疲于逃难，没有时间多读书，一生的时间大部分都被浪费掉了。如果不是这么动乱，如果能把时间都用在学术上，他觉得自己的成就应该比现在高，应该更上一层楼。所以他才嗟叹“我是悲剧的”。然而所幸的是他既没被杀头，又没被大浪淘去，所以他又感叹：“我是幸运的。”
何兹全自我评价在聪明才智上只能算是个中人，是中等之才，不是个有才华的人，虽说没有才气，生性又鲁钝，但他却极好钻研，有一种“打破砂锅璺到底，要问砂锅几道纹”的坚韧精神。他说历史上不乏上人，像孔子、司马迁、马克思、恩格斯等都应该算作上人，司马迁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的水平是胜人一筹的，他的老师陶希圣、傅斯年也都是学而知之的上人。以前傅先生给他们上课时引文，想不起出处时就背，觉得可能在《尚书》里，就呜噜呜噜地背一大段《尚书》，发现不对，不在这篇，就又呜噜呜噜地再背一大段，哎！找着了，在这儿！足见其中的功夫。
用小说体传播历史知识
何兹全很赞成用小说体来传播历史知识，他说中国人知道最多的中国历史就是三国史，为什么？因为《三国演义》太深入人心了。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曹操、诸葛亮那是历史上有地位的人物，可是像张飞、关羽等却不是什么重要的历史人物，但他们的知名度在历史上却比那些比他们地位高得多的人要高。因此他呼吁，历史学家应重视用小说体来传播历史知识。他说自己一直有写章回体历史小说的念头，如果要写的话会从秦汉史先入手。
针对社会上“读史没有饭吃”这种现象，何兹全认为这主要是社会问题，文科知识分子现在出路不行，工作不好找，挣钱又不多。目前社会上普遍是什么挣钱多就学什么，现在历史系招生困难也跟这个有关系。学生毕业后不好找工作，报志愿的时候他就会慎重考虑，人们在考大学选专业时，更多地要考虑到将来的出路问题。只有等大家都富裕了，衣食无忧了，人们才会从追求物质的满足过渡到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人们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的时候，才会认识到学史的重要性，才会自觉自愿地学习历史。政治家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都是从学历史、学哲学、学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和智慧中来的。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是为了让后人能够以史为鉴，从历史上的成败兴亡、盛衰得失、褒贬君臣、纵横捭阖中得到启发，从而反躬自问，知所行止。无数古今事实证明，史载的经验、教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教育人慎思明理、辨别是非。人类应该了解过去的人是怎样走过来的，未来又可能朝着哪个方向发展。通过了解人类的历史以及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们就会知道哪些事是可以避免的、哪些事是可以借鉴的。比如历史上凡是荒淫腐败必然导致亡国亡朝，每一个王朝最后灭亡都是因为君昏臣乱，相反，如果君明臣忠，则国富民安，这些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
他强调在科学技术很发达的今天，注重科学发展固然很有必要，但绝不能轻视、漠视文科，文科是谱写人类社会前景的。科学可以制造原子弹、计算机，可以架桥、铺路，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但如果人文科学滞后羸弱，就有可能导致人类社会的毁灭。一个决策的失误，就有可能带来人类的大劫难，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轻视文科。文、史、哲是大政方针，是指导人类方向的航标，人类的思想品德、道德理想都体现在这里面。
他说“上帝”赋予历史学以及历史学家的使命有二：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认识和经验，提高对历史、社会、人类自我的认识；二是把总结历史得来的经验和认识普及化，使他成为全人类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