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吴孟超
吴孟超，男，1922年8月生，福建闽清人，马来西亚归侨。肝胆外科学家，我国肝胆外科主要创始人之一。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先后兼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德医学协会副理事长、中日消化道外科学顾问、第三届CSCO委员会荣誉委员等重要学术职务。现为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谈敬业、创新与报国
《中国医院》杂志社约我为《从医感悟》栏目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从医体会，我想就我50多年的外科生涯从敬业、创新、报国角度谈谈我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是马来西亚归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命运，和旧中国贫穷落后的苦难历史息息相关，使我深刻体会到“国家不强盛，华侨受欺侮，个人无知识，家庭遭白眼”的道理。1943年我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战争年代艰苦的求学生涯又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1949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华东人民医学院（第二军医大学前身）开始了我的外科生涯。50多年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颇有感慨。感受最深的是，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敬业精神至关重要，只有把自己的个人前途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才会有所作为，才能成为一名受病人欢迎的好医生。
所谓敬业精神，就是一种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作为医务工作者，以病人为中心，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对工作精益求精，就是医务工作者必须发扬的一种敬业精神。
一、讲敬业，必须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一个人不论职位有多高，技能有多强，他毕竟仍是社会的一员，一个集体也毕竟是社会的一小部分。医务工作者所从事的医疗事业，只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社会给予一切，我们每个医务工作者也必须服务于社会。因此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的医务工作者，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换句话说，要有一种“爱党，爱人民的崇高情怀，为民族争气，为社会争光，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在50年代末，尽管世界第一例肝脏外科手术发生在100多年前的德国，而在我国，肝脏外科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还是一片空白。1956年，外国的一位肝脏外科专家来沪访问断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达到他们的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当时我正师从著名外科专家裘法祖教授，听了非常气愤，从此也坚定了我献身中国肝胆外科事业的志向。
二、要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多做贡献
江总书记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灵魂”。对于我们每一位医务工作者，有崇高敬业精神的人，应当对技术精益求精，应当不怕一切艰难险阻，为社会，为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告诉我，“从发展来看，外科医生有两种，一种是搞临床，不断磨炼和进取，就有望成为技术精湛的一把刀；另一种是结合临床搞科研，专攻一项，如出成果对医学做出一些贡献，那么就是医学家了。当然后者更难，许多医生花毕生精力也未必能在这一项上有所突破”。我选择了第二条路，他传授了“会做、会说、会写”六字诀。“会做，是指手术，业精于勤，要不断实践，才能保持高的成功率；会讲是指知识面宽，才思敏捷，旁征博引，在各种讲台上应付自如；会写，要善于总结经验，会写文章，著书立说，才能对人民的卫生事业做出更大贡献”。50多年来，我始终牢记这“六字诀”，同样我也把这传授给我的学生，严格要求，培养人才，只有这样，才会出成果，才会有创新。
（一）要有创新，必须以实践为基础，敏锐地探索问题
50年代，国内对肝脏解剖的知识仅限于对肝脏分为左右两叶以及内部分布着肝动脉、肝静脉、门静脉和胆道四种管道系统。1958年长海医院收治了一名肝癌患者，并特请一名权威开刀，我做助手，手术进行了5小时，肝脏不断渗血，两天后，病人终因失血过多而去世，这给我极大的震动。要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只有开创性地研究肝脏解剖，于是我们肝脏小组自己动手制作标本，树立了向肝胆外科进军的信心，经过反复论证研究，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的“五叶四段”的新理论，为肝脏外科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解剖学基础。我有时候想，当时如果我们不从解剖入手，怎会有以后肝脏外科技术难题的突破。人体的奥秘还很多，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二）要善于比较，发现类似，灵活转移经验
经验是人的宝贵智能财富。当我们把解决某个问题取得的经验来解决类似的其他问题的时候，就要运用转移经验的能力。在60年代初，肝脏手术有人用肝门阻断低温麻醉切肝法，当时这种切肝法容易造成多种并发症，当时我想有没有其他办法替代，当我看到自来水龙头时突然眼睛一亮，肝脏手术在肝门处是否也可以间歇阻断类似闸门以控制血流，经多次试验，“常温下肝门阻断切肝法”终于成功，并一直沿用至今。因此，我的体会是，作为医生，在获得经验的同时，要善于比较，转移经验，攻克难关。
（三）善于学习，知微见著，高瞻远瞩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必须善于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保持学科特色及领先地位。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要推动我们肝胆外科以及我国其他学科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就必须高瞻远瞩，努力造就一个具有实力的学术群体。我从80年代末开始，就积极扩大对外合作，相继成立了中日合作内窥镜中心、中美合作肝脏移植中心、中德合作生物信号传递中心以及中美合作肿瘤免疫和基因治疗中心等，提出了培养科研人才的“哑铃模式”等，目的很明确，就是与国际接轨。尽管我们肝胆外科有自己的特色，但必须要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把我国的肝胆外科事业推向世界，保持其应有的地位。令人欣喜的是，一幢有600张床位的肝胆外科医院病房大楼已投入使用一年，这将为我们国家肝胆外科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较坚实的基础。
三、敬业与修身相结合，以病人为中心，有爱心，讲职业道德
爱心是一个医生的基本道德规范，职业道德是敬业精神的体现。敬业爱岗，对事业和专业精益求精，同时又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做到这两者的统一和结合不容易，我认为最根本的当然是在于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作为一名医务人员，要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痛他们所痛，苦他们所苦；必须捧出一颗真诚的心，伸出一双温暖的手。我经常告诫我的学生“看病收红包，会玷污医生神圣的称号”。50多年来我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1996年中央军委授予我“模范医学专家”称号，这是党和人民军队给我的荣誉，以后我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严格要求我的学生，为病人服务，肝胆相照，为肝胆外科事业的发展奋斗终生。
四、展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及生物工程技术将代表21世纪的潮流。江总书记指出：“人类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的科学技术革命，我们面对着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当前人类已跨入新世纪，尽管我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但医学的诸多难题仍未解决。每当我目睹诸多深受肝癌折磨的患者，真令人痛心疾首。“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尽管我已步入老年，但我仍奋战在临床一线，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为医学事业奋斗的责任感丝毫未减当年。科学的发展，人才是关键，我将与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一道，一如既往努力奋斗，敬业爱岗、勇于创新，培养出更多的名医，为我们国家，我们军队的医药卫生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发表在2002年第8期《中国医院》）
报效国家为祖国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今天，我主要围绕“报效国家”这个主题，与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谈谈我从医，尤其是从事肝胆外科50年来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与大家共勉。
谈起“国家”这个词，还要从我很小的时候讲起，我感到我的大半生都是和我们国家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打工割橡胶。1927年，母亲带着5岁的我漂洋过海去投奔父亲。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我正在华人办的光华中学读初中。当时从国内来了一个思想非常进步的老师，经常给我们讲国内的抗日形势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那时身在异国他乡，我们中国人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恨那些欺辱中国人的外国人，同时也特别希望我们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如果国家强大了，外国人就不敢欺负我们，小日本也不敢这么放肆。虽然那时候年龄还小，但这些朦胧的想法却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一生的事业轨迹。
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通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给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捐款，想为国内的抗日尽我们的一份心。想不到的是，竟然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回信，鼓励我们回国抗日！这让我们激动不已，回国报效国家的想法也就在我的心里扎下了根。毕业时，我毅然放弃了父母为我作的去新加坡读书的安排，和6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尽管那个时候我还不满18岁，但报国的愿望已经很强烈了。
回国途中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我报效国家的想法。当我们回国途中在越南西贡海关登岸时，当时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同时过关的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们就跟那个验关的说，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签字，为什么不让签字而让按手印？但那个可恶的法国人对我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我们当时气得要命，但是没办法，只有屈辱地按了手印。直到现在，那次经历都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耻辱！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我们再也不要受外国人的欺负和歧视！
回到云南之后，我们才发现，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我们去延安。这时候，参战抗日的想法就不能实现了。我和几个同学合计着，还要继续求学读书，就这样，我们进入了因战乱迁到云南的同济大学附中继续学习。
高中毕业时，我曾想过报考同济大学工学院，希望能够工业救国，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的工业不发达就要受外国人的欺负。后来，我的同班同学、现在的老伴吴佩煜说她想报考医学院，希望我也能报考医学院，因为学医可以救治很多战场上的伤员，可以更直接地为国出力。我一想也对，于是就和她一起报考了同济大学医学院并被顺利录取。后来，在我的老师、我国外科之父裘法祖教授的指导下，走上了科学技术救国的道路，并把肝脏外科作为努力的方向。
一直以来，我国都是肝炎、肝癌的高发区，但直到1949年，中国还没有人能做肝脏外科手术。20世纪50年代，一位外国医学权威断言：“中国的肝胆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需要30年。”这句话让当时还是住院医生的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样子让外国人看看！回到家里后，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就在灯下写出“卧薪尝胆，走向世界”八个大字，作为座右铭放在桌上，激励自己为之努力。
经裘法祖教授指点，我当时所在的二医大长海医院于1958年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三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开始向肝胆外科这座崎岖而险峻的山峰攀登。那时候，国内外的肝脏手术都卡在了出血这个“瓶颈”上，而出血的根本原因在于对肝脏的解剖关系认识不清，我们决心首先攻克肝脏解剖理论这一难关。万事开头难。当时，我们的实验室就在养实验犬的“狗棚”里，只有几张旧桌椅，几把破刀剪，在那里我们一待就是四个多月，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接连试用了20多种灌注材料，做了上百次试验，最后终于成功了，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就这样正式宣告诞生。此后，我和同事们一鼓作气干到1959年底，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这个时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世界没有任何人能比我们更熟悉中国人的肝脏了。经过反复研究、实验，1960年初，我们从中国人肝脏大小数据及其规律中，大胆提出了“五叶四段”这个崭新的肝脏解剖理论，为肝脏手术奠定了解剖学基础。直到今天，国内医学领域依然采用这一理论。
理论只有指导成功的实践，才能验证它的科学。1960年3月1日，在“五叶四段”理论的指导下，我主刀完成了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这例手术的成功，打破了肝胆外科的禁区。但我知道，这仅仅是“零”的突破，要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还得不断探索和进取。之后，我又先后发明了“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开创了我国肝脏手术止血技术革新的先河，让中国肝脏外科的手术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963年，我再一次闯进肝脏手术禁区中的禁区，主刀完成了我国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那时候，全世界敢做中肝叶手术的也绝无仅有，这就标志着我们一举迈入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而这时，距那位外国专家的预言还不到10年。
正当我们鼓足干劲将肝胆外科学科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同事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我们“三人小组”中的胡宏楷教授因为受不了批斗的折磨而割腕自杀。这时候的我，在各种压力之下也一度感到犹豫、彷徨、无助和苦恼，但是，心底始终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发展肝胆外科事业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我一定不能放弃，正确的东西终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方设法创造条件，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肝胆外科的试验、研究和手术。1975年，我又主刀完成了一例重达18千克的特大肝血管瘤手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又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
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了，天空阴霾散尽。我义无反顾地申请成立了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学科，并在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申请招收研究生，我想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从此，我国的肝胆外科开始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1979年，我们肝胆外科正式走上了世界舞台。那年9月，第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苏、英、法等6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外科专家，代表着世界外科的最高水平。我和中国外科界三位泰斗级人物吴阶平、陈中伟、杨东岳接到了大会邀请。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我们如期到达旧金山。从大会宣读论文的目录来看，将在会上宣读肝外科论文的学者一共有三位，我排在最后，前两位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大会主席突然宣布：由于时间关系，将预定的15分钟发言时间改为10分钟。这让我有点措手不及，我是代表我们的国家来参加这个大会的，为了这个发言，我已经准备了半年。不能再受外国人的欺负！我和吴阶平交流了一下后，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地要求大会主席将发言时间改回预定的15分钟，大会主席还是将那5分钟“还给”了我。在我之前宣读肝外科论文的两名外国人，加在一起的肝癌切除术共18例，而我们就做了181例，我们的手术成功率、自创的肝脏解剖理论和发明的止血方法等，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的关注。虽然30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的报告结束时，大会代表热烈鼓掌。那一刻，为国争光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更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无比骄傲！我心底的快乐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也就是从那时起，确立了我国在世界肝脏外科界的领先地位。我们的肝胆外科得到了世界的公认！世界尊重知识和科学，更尊重创造知识和科学的人。
在那之后，我们又连续创造了世界肝脏外科史上的多个第一，使我们这个肝癌大国的肝癌研究与治疗牢牢占据在世界肝胆外科的最前列！
我进入肝外科领域已经50多年了，我们也做了1万多台大大小小的手术，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了。但是，我自己也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大国来说，这无异于杯水车薪，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我特别重视肝外科的基础研究工作，希望有生之年能够在肝癌的预防和早期发现上再做出一点成绩。正是基于这个考虑，我才把自己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500万元奖金一分不留地拿出来，全部用到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上。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留一点？我说，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国家和总后的补贴，还有医院的补助，足可以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上下班有专车接送，我已经很知足了。再说，我也用不了那么多钱。可能这就是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常教诲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在获得200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有的同志劝我，工作是干不完的，也该功成身退了。按理说，我可以休息休息，享享福了，但是我闲不下来。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党和国家培养的普通医生，组织上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但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我只有倾尽毕生之力去工作，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国家和军队的培养！获奖之后，我没敢有丝毫懈怠，马上又投入到新的目标规划之中。
我联合其他6位院士，向温家宝总理打了个“集成式进行肝病诊疗研究”的报告，温总理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当时就批示有关部委落实。在2006年的元宵节晚会上，我又向胡锦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胡主席也表示要大力支持，让我有什么困难直接找他。目前，国家卫生部已经将肝癌集成式研究列入“十一五”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组织全国科学家共同攻关，并投入5亿元人民币。我们医院在这个重大专项中申请了3个课题，总经费达1.7亿元，在全国上百家竞标单位里首屈一指。国家发改委也明确表示，要在上海建立一个由我牵头负责的集国际领先性、不可替代性和高度开放性于一体的一流科研平台——“国家肝癌诊疗科学中心”，去年该中心已在上海嘉定区安亭镇奠基落户。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今年虽然已经87岁，虚岁88了，但每天还是正常上下班，只要不出差，周六或周日总要到医院看看，现在平均每周还要做四五台手术。以后，我还要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以更加昂扬的状态干好工作，努力为我们国家的肝胆外科事业多做一些贡献。我在这里向各位领导表个态：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上。我一定要做到“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为人民健康多服务，为祖国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此文发表在2009年4月23日《科技日报》）
我国肝胆外科居于世界先进水平
这10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医疗技术、医学科研等随着社会进步有了快速发展和大幅进步，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得到较大程度缓解。在我看来，整个医疗卫生事业正在健康和谐发展。
我是肝胆外科医生，结合自己的实践，感到肝胆外科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进步很可喜。从学科规模看，肝胆外科已经普及。我国第一个肝胆外科是1976年第二军医大学在上海长海医院成立的；最近10年来，随着大家对肝胆疾病的认识和重视，全国的肝胆外科人才培养工作得到长足发展，肝胆外科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据我所知，现在，基本所有的县以上医院都开设有肝胆外科，至少成立了肝胆外科医疗组，这是很不容易的。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不管对肝胆病人也好，对国家的疾病防治也好，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病人看病可以就近选择医院，使得我国肝胆疾病的死亡率明显降低。
从学术水平看，我国肝胆外科现在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从1960年完成我国第一例成功的肝癌手术到今天，经过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不断努力，我国肝胆疾病的总体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复发率等评价指标世界领先，其中，肝癌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53.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而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指标还不到20%，可以算一算，以我国每年新发肝癌病人40万例计算，5年生存率提高30.1%，每年就延长数以十万计的生命！当然，手术也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医生和研究人员在国际顶尖和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也大幅提高。
从治疗手段看，肝胆疾病综合治疗效果显著。我国的肝癌治疗，从最初没有办法到单纯的手术切除，再到现在的微创、介入、放射、免疫、病毒、靶向治疗等，从巨大肿瘤不能切除到现在的二期手术、复发再切除等，可以说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也正是治疗手段丰富了，这些手段互为补充，才保证了手术成功率、术后生存率这些指标的不断提升。这里面，既有临床医生们的辛苦工作，也有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互相支持，也就是基础研究指导临床治疗，临床治疗反过来可以推进基础研究。不过，由于治疗手段的丰富，也带来了一个规范治疗的问题，那就是针对同一个病人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是最佳。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同一个病人，外科医生主张开刀，介入医生主张介入，放疗医生主张放疗。这样可不行，对病人不利。医生不能只从自己的立场和能力出发，而是要以病人为中心，按照医疗原则和病人实际制订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当然，作为国内唯一的肝胆外科专科医院，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在推进规范化治疗上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让肝胆疾病治疗有规可循。
从方便群众看，各个医院都推出便民措施，服务病人落到实处。上海最近几年在医疗卫生和医疗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一点老百姓觉得满意，医生护士也都支持。比如上海开展的病人满意度万人问卷调查、卫生部开展的“三好一满意”活动等，都监督和敦促各个医院不断改进服务作风、提高服务能力、提升服务水平。我们医院这几年在医疗服务、护理服务、后勤服务等各个方面都推出了方便病人的措施，病人对医院和医生护士服务的满意度也连年提高。据我了解，全国的医院也都在改进服务、提高能力上下功夫，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大成效。
（此文发表在2012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用一生为理想去奋斗
我叫吴孟超，今年91岁，和在座的大多数同学一样也是个“90”后。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外科医生，这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建立肝脏外科与肝癌斗争。我的经历很简单，先是在马来西亚的光华学校念小学和初中，回国后考入同济大学附中和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工作在第二军医大学。回顾自己的经历，我最大的感受是，做人要诚实，做事情要踏实，做学问要扎实，而且一定要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理想。而我的目标和理想是：早一天摘掉戴在中国人头上的“肝癌大国”的帽子，让我们的人民健健康康地生活！
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谈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
一、要热爱祖国和人民
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一个小山村，由于营养不良，3岁时才会走路，5岁时跟着母亲去马来西亚投奔在那里割橡胶打工的父亲。9岁起，上午跟着父亲割橡胶，下午去学校读书。割胶既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又练就了我灵活的双手。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正在读初中。那时经常遭受外国人的欺负，所以心里特别希望咱们的国家强大。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全班同学将募捐来的钱，通过陈嘉庚先生组织的华侨抗战救国会寄给了八路军，后来竟然收到八路军总部寄给我们的感谢信，让我很受震动。后来，我向父母提出要回国参加抗日队伍。就这样，1940年春天，我和其他6个同学一起相约回国。回国途中遇到的另外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我对祖国的热爱。当我们在越南西贡登岸时，验关的法国人要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而欧美旅客都是签字。我就跟那个验关的人说，我们也可以用英文签字，但那个可恶的法国人对我吼道：“你们是黄种人，东亚病夫，不能签字！”直到现在，那次经历都是我最刻骨铭心的耻辱。我当时就想，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强大起来，我们再也不要受外国人的歧视和欺负！
经过30天的辛苦旅途，到达了云南昆明。我们发现，形势根本不允许去延安。参战抗日的想法无法实现了。我和同学们合计着，继续念书吧。就这样，我考入了因战乱迁到昆明的同济大学附中。后来，考入同济大学医学院，走上了医学道路。
1956年，我听一个老一辈的医生讲，日本的一个医学访问团专家傲慢地说：中国的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的时间！听了这话，我心里非常不舒服，并下定决心要证明我们能站在世界肝脏外科的最前沿，要用实际行动为我们的国家争光，为我国的医学争光！
于是，1958年，我们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创立了肝脏“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1960年，我主刀完成第一台肝癌切除手术；1963年，我成功完成国内首例中肝叶切除术，使我国迈进国际肝脏外科的前列；1975年，切除重达36斤的巨大肝海绵状血管瘤，至今还保持着世界纪录；1984年，我为一名仅4个月的女婴切除肝母细胞瘤，创下了这类手术患者年龄最小的世界纪录；1979年，我参加了在美国举行的第28届世界外科大会，报告了181例肝癌手术切除的体会，引起强烈反响，确立了我们在世界肝脏外科的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我们的肝癌介入治疗、生物治疗、免疫治疗、病毒治疗、基因治疗等方法相继投入临床应用，并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提高了肝癌的疗效。
我现在身体很好，每天正常上下班，一周一次门诊，五六台手术，医院管理上的很多事也要管，平常还飞来飞去出差开会。我觉得，作为一个党、国家和军队培养起来的科学家，我还没有研究透肝病的发病规律，还没有找到解决肝癌的最有效办法，只有倾尽毕生之力，才能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才能对得起我深深爱着的国家和军队！
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把病人当亲人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并用最有效的方法给他们最好的治疗。这是我从医60多年始终恪守的医道。
2004年，湖北女孩甜甜被诊断出中肝叶长了个足球般大小的肿瘤。其他医院的医生说，这个肿瘤无法切除，只能做肝移植，需要人民币30万元。甜甜母亲下岗多年，父亲是一名普通职工，30万元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一家人只能以泪洗面。后来，在别人指点下，甜甜和父母带着一丝希望来到我院。在召集全院专家多次会诊后，我和同事们用了8个小时，成功为她切除了8斤重的肿瘤。
1975年，安徽农民陆本海找我治病，他的肚子看上去比怀胎十月的妇女还要大。经检查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直径达68厘米！当手术打开腹部时，肿瘤之大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毛骨悚然。12个小时之后，当我把那个巨大瘤体完全切除时，已经没有力气把它抱出来了。经过称量，重量竟达36斤！
今年11月15日，我还做了一台手术：一个新疆的13岁女孩，肚子鼓得像充满气的皮球一样，在很多地方看过，大家都觉得风险很大，不敢给她手术。我给她做完B超后也知道手术风险很大。但是，如果不给她开刀，那么大的瘤子发展下去肯定会要她的命。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多，用了将近6个小时，把瘤子切了下来，称了称正好10斤2两！说实话，手术下来后很累，但我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因为我又救活了一个人的生命！
二、科学既要会创新又要讲诚信
1958年，我们“三人小组”开始向肝胆外科进军。我从基础做起，首先是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时出血的问题。
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不同于其他脏器，其他脏器一般都只有两种管道，而它有四种管道，所以血管非常丰富，手术容易出血。如果能够把肝脏血管定型，在不同的四种管道里灌注进不同的颜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了。为了做成血管定型标本，我们在用作养狗的“狗棚实验室”一干就是四个多月，接连试用了20多种材料，做了几百次试验，无一成功。有一天，广播里传来了容国团在第25届乒乓球赛上夺得冠军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它作灌注材料呢？于是，我们就赶紧去买来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浸泡。这一次，居然获得了成功！此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找到了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我发明的“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既控制了术中出血，又让病人少受罪，还使手术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这个方法到现在都在用。
1963年，我们准备进军中肝叶。中肝叶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做中肝叶手术除了需要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之前，我在动物房对30多条实验犬进行实验观察，直到确认已经达到保险系数，才决定在患者身上手术。于是，我完成了我国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也正是这台手术，让我们迈进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勇闯禁区的精神和胆识，更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诚信的学风。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那是脚踏实地的探索，那是日复一日的积累！
孔子曾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必备品质，早已成为齐家之道、治国之本。诚信既是一种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道德的标示，对于社会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科研成果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各种不良风气也逐渐渗透到学术界，各种各样的学术腐败、剽窃造假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引起全社会的反感，也引发了国外权威杂志对我国学术界的质疑，其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学术不端行为既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还败坏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浪费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结果是学术造假和追名逐利风气扩散、蔓延，导致社会道德沦丧，创新能力下降。这应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重视，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严谨诚信做事。
我在这方面对学生要求特别严。在审阅论文时，我对他们的数据和病例都会进行核实，有时甚至连语言的表述方式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有关于论文署名问题，我没有参与的文章一概不署名，没有劳动就不能享受人家的劳动成果，那种不劳而获的事我不干。有时候他们会说挂上我的名字好发表，我说那更不行，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要靠真才实学，你文章写得好写得实人家自然会为你发表，打着我的旗号那是害人害己。还有，我最讨厌那种写文章时东抄西抄的人，说好听点是抄，难听点就是偷！我们医院就曾经有个年轻医生，发表的论文是抄袭别人的，我们在发现后，坚决把他除了名。
我还想跟同学们谈一谈恒心的问题。刚才我说了，我这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作斗争。从1958年干到现在54年，但我还没有把肝脏完全弄清楚，还要继续干下去。其实，其中的失败、挫折和磨难，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完的。我也苦恼过、犹豫过、彷徨过，但我没有退缩，坚持了下来。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一生也都只干了一件事，而干好、干成一件事，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也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做事做学问时要有一些恒心，要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了寂寞，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样才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三、要下功夫培养年轻人
我进入肝胆外科已经50多年了，做了1万多台大大小小的手术，可以说所有的肝脏手术都做了。但是，我常想：一台手术只能挽救一个病人的生命，对于我们这个肝癌大国来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96年，我用自己的积蓄、稿费和奖金，加上社会各界的捐赠共5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医学基金”。2006年，我把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的500万元和总后奖励的100万元全部用到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上。有人问我，为什么自己不留一点？我说，我现在的工资加上国家补贴、医院补助，足可以保证三餐温饱、衣食无忧了。可能这就是我的老师裘法祖教授常教诲我的：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王红阳院士是我学生中的优秀代表。1987年秋天，在中德医学会学术年会上，我发现她头脑冷静、勤奋好学，不久，我推荐她赴德国留学。其间，我们不仅保持着联系，每次到欧洲访问，我都会抽时间去看她，了解她的科研情况。我对她说：“你要回来，医院给你一层楼面，为你建最好的实验室。”1997年，王红阳学成归国，面对中科院上海分院等单位的竞相邀请，她毅然将中德合作生物信号转导研究中心落户我院。她在肝癌等疾病的信号转导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突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重大奖项，发表有影响的论文60余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200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10年又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第二军医大学分子研究所所长郭亚军教授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回国后，我很希望他能帮助我研究肝癌的防治，但得知学校要成立分子研究所时，我果断地向学校推荐了他。现在郭教授也已经是知名的青年科学家。
我对学生要求很严，规定他们必须有过硬的基本功，做到“三会”，也就是：会做，判断准确，下刀果断，手术成功率高；会讲，博览群书，能够阐述理论；会写，善于总结经验，著书立说。查房时，我经常逐字逐句查看病历和“医嘱记录单”，对出现错误的既严肃批评，又指导帮助。我们当医生的，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和健康，一点也马虎不得。这么多年来，我培养了上百名学生，不少人成名成家了，或者是一个单位的骨干力量，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把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他们！
这些年，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但这些荣誉，不是我吴孟超一个人的，它属于教育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属于教导我做人行医的老师们，属于与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回想我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自己当年的四个选择：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岁月不饶人，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只要肝癌这个人类健康的大敌存在一天，我就要和我的同行们与它斗争一天。我牵头的新医院和国家肝癌科学中心正在建设当中，明年就可投入使用，到时候我们的平台就更大了，能做的事情也就更多了。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是我入党和从医时做出的承诺，我将用一生履行这个承诺，用一生为理想去奋斗！
（此文发表在2013年第1期《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创新不是“想当然”
找到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1956年，我听一位老医生讲，日本的医学代表团到中国访问时，他们的专家傲慢地说：“中国肝脏外科要想赶上国际水平，最少要30年时间。”这话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要用实际行动为我国医学争光。
1958年，我们成立了“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制作出我国第一具肝脏血管铸型标本，建立了肝脏“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做基础研究，首先要了解肝脏结构，其次是解决手术出血问题。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难以解决的大问题。
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的重要器官。肝脏不同于其他脏器。其他脏器只有一段，动脉进去，静脉出来，而肝脏有四个管道，血管非常丰富，手术中很容易出血。如果能够把肝脏的血管定型，在四个管道里灌注不同的颜色，血管走向就一目了然了。为了做成血管定型标本，我们在实验室一干就是四个多月，接连试用了20多种材料，做了几百次试验，都没有成功。
后来有一天，广播里传来容国团在第25届乒乓球锦标赛上夺得单打冠军的消息。我突然想到，乒乓球也是一种塑料，能不能用它做灌注材料呢？于是我赶紧买来乒乓球剪碎，放入硝酸里，然后把溶解的液体注射到肝脏的管道里面。这次成功了！之后，我和同事一鼓作气，制成了108个肝脏腐蚀标本和60个肝脏固定标本，找到了进入肝脏外科大门的钥匙。
后来，我们又发明了常温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过去，切肝都是低温下，温度到32摄氏度再开刀。因为阻断肝门时间不能太长，时间长了要坏死。当时我们就想，能不能在常温下间歇阻断切肝，既控制了出血，又能让病人少受罪，还能减少并发症。这使得手术的成功率一下子提高到90%，这个方法直到现在还在使用。
1963年，我们准备进军中肝叶。中肝叶被称为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做中肝叶手术确实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更需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手术前，我们对动物进行实验观察，一直到确认已经达到了保险系数，才敢在病人身上动手术。正是这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术，让我们迈进了世界肝脏外科的先进行列。
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情，要靠真才实学
创新需要有敢于怀疑、勇闯禁区的精神和胆识，更离不开科学的态度和严谨诚信的学风。因为创新不是“想当然”，而是脚踏实地去探索，日复一日去积累。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将诚信作为立身处世的必备品质，甚至把它看作是齐家之道、治国之本。诚信既是一种处世的态度，更是一种道德的标识，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近年来，随着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也大幅度提高，科学成果层出不穷。但另一方面，社会上有一些不良风气也逐渐渗透到学术界。学术腐败、剽窃造假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不仅引起全社会的反感，也导致国内外权威杂志对我国学术界的质疑。
这种现象带来的危害是难以估量的。学术不端行为既影响创新能力的提升，还败坏了严谨求实的学风，浪费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和资源，结果是学术造假和追名逐利风气扩散、蔓延，导致了社会道德败坏，创新能力下降。因此，我们要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年轻人的重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做人、严谨诚信地做事。
在这方面，我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在审阅论文时，我对他们的数据都会进行审核，有时甚至连语言表达方式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还有关于论文署名的问题，没有参与的一概不给署名，因为没有劳动就不能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也有人说挂上我的名字好发表一点，我说那更不行。发表论文不是看面子的事情，要靠真才实学。文章写得好，自然能够发表，打着我的旗号，那是害人又害己。
我这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与肝癌做斗争。1958年到现在已经54年了，我却还没有把肝脏完全弄清楚，还没有毕业，所以我还要继续干下去。其中的失败、挫折和磨难，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完的。我也苦恼过、彷徨过，但我没有退缩，坚持干下来了。很多老一辈科学家也都是一生只干一件事。而干好干成一件事，要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做事做学问要有恒心，吃得了苦，受得了罪，耐得住寂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这样才能有所成就。
（此文发表在2013年2月1日《健康报》）
认真当好一个医生
当一个医生，或者说是当好一个医生，我觉得应该做到以下几条：
一要有良好的医德，这是当医生最基本的一条
首先，要有一张热情的脸。病人找我们看病，既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的帮助。一张热情的笑脸、一句温暖的问候，能瞬间接近与病人的距离，让他们在感情上更信任我们，在治疗上更依赖我们。其次，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我觉得，善良是医生这个职业对从业者的本质要求。我们当医生的，要以善良之心、体谅之心、关爱之心去帮助每一个病人、呵护每一个病人。最后，要有一份真诚的情。医生对病人一定得有感情，得有真实的感情，我们在看病的时候，看的不光是病，而是一个整体的人。我们应主动跟病人交朋友，在感情上亲近他们。只要做到这样，医患关系一定会更加和谐，医疗效果也一定会事半功倍。
二要有较高的医术，这是当医生最重要的一条
第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当医生的基本功一定要扎实，像我们搞外科的，对人体结构、人体解剖、血管走向等都得非常清楚，否则一知半解，没法开展工作。我觉得要靠多学、多看、多记，多学是向书本学，把书本上的知识学懂学会学通，向老师学，学老师的思路、手法、作风，向周围的同事学，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不断进步。
第二，要会做、会说、会写。这是我老师裘法祖教授当年要求我们的。所谓会做，就是有较强的动手和实践能力，病人来了能准确诊断，需要手术能漂亮手术，最好能做别人做不好的手术或不能做的手术，那就是达到比较高的境界了。会说的意思是说要善于表达，比如在带教学生时能说清楚讲明白，给学生最好的指导。还有就是要走上讲台，能在国内国际学术大会上交流自己的见解和成果。会写的意思就是要有很强的文字写作能力，能够在国内国际期刊杂志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能够著书立说，等等。
第三，要善用自己的手和脑。我们的前辈，他们诊断就凭自己的经验、知识、能力，完全是凭手、脑去诊断和治疗。现在甚至有些地方做手术都交给机器人，我对这种用机器取代人的做法不赞成：一是机器人手术加重病人的负担，我们国家目前还没有富到这种程度。二是这样下去久而久之，医生都不会手术了。
三要有济世的胸怀，这是当医生最难做的一条
古人说我们医生悬壶济世，也就是用医技普度众生，造福社会。我觉得要做到这点，每个医生都得强化三个责任。一要有对病人的责任。对每一个病人负起医生的责任，既医身也医心，就像主诊医生负责制一样，只不过这种责任感在平时要化于无形，像烙印一样打在每个人的心里，在面对病人时自然能够担得起责任。二要有防治疾病的责任。我们医生不光要会治病，最好还要想到如何防病。三要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为了缓解医患矛盾，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有时哪怕受点委屈也可以忍，这不仅为自己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也是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
我今年已经92岁了，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多干点就多干点。我现在除了正常的医疗工作，还要搭平台、带队伍，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过我们的接力棒，就算有一天我干不动了，依然会有更多的人把肝胆外科事业继续搞下去。
（此文发表在2015年第1期《浙江医学》）
吴孟超：我的肝胆人生
吴孟超口述 吴菲整理
我国是肝病大国，自新中国成立初期，肝癌患者的人数就不断地上升。
我用了毕生的精力来研究治疗肝癌的技术，现在虽然在治疗手段、手术治愈率上有所提高，但肝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没有下降。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待提高。
作为一名医疗工作者，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是职责所在。人民的痛苦还没有解决，我也不能止步于此。
研究，为患者提供最高超的技术
2005年，我联系了六位研究肝癌的院士，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打报告，提出了两件事：第一，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肝癌研究课题；第二，建立一家国家级的肝癌科学研究中心。
刚好也在那一年我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授奖那天，我将这个提案送了上去，并得到了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很快，国家就成立了一个重大项目，计划用三个五年，把我国的肝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下来，将肝癌的治愈率提高。第一个五年计划，国家拨款五亿元，组织课题研究，全国范围招标。现在正在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相关的课题研究达到了十几个。在建立国家肝癌科学研究中心方面，国家发改委拨款两亿元，上海市拨款两亿元，国家与地方结合起来，现已动工。国家肝癌科学研究中心建成后，将向全世界公开。
国家之所以重视这一项目，是因为一个医学领域技术的提高，离不开科研的发展与探索。这不禁使我想起了肝胆外科的创建之路。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肝胆外科技术还很薄弱，国内也没有人专研这个领域。20世纪50年代，我升任主治医师，也有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裘法祖老师的建议下，开始探索肝胆外科这一领域。
当时筹建肝胆外科是很艰苦的，由于我之前没系统地学习过这一专科，更没有学习过肝脏的解剖，因此最先要做的就是了解肝脏的构造。
起初，我找到了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书籍，并将其翻译过来，在裘法祖老师的帮助下出版了。
第二步，理论赋予实践，从实物解剖做起，我在研究解剖之后将其应用于临床治疗。
肝胆外科，其实是一门转化医学，解剖是为了用于提高患者手术疗效，减少出血。我做动物试验，总结出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这个方法现在全国都在用。还有代谢研究提高了疗效，又开展了新型手术——中肝叶切除，后来又搞起了大血管瘤研究。转化医学就是要不断地从基础研究中掌握方法，用于临床验证，提高患者的疗效，然后从患者中发现问题，再进行研究，解决问题，最终用于患者。因此，最初我成立的研究组，之后到研究室，后来又发展实验室，之后扩大成研究所，最后到现在国家投资建立肝癌科学研究中心，专门研究肝癌课题。
肝癌课题的研究需要资源，没有患者怎么办？所以就要在研究中心旁边建设一家配套的大型医院。
医院，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在医学领域内，科研的技术需要通过医疗体现。正如东方肝胆外科医院一样，有东方肝胆外科研究所与之平行，所以我的医院是一家院所合一的专科医院。
而医院的建立要从“文革”说起。“文革”后，我开始成立了全国第一个肝脏外科病房，也逐渐地从普通外科正式分离出来了，形成了带有正规编制的独立科室。级别与普外、骨科平行，并且受到国家和上级部门承认。
后来，由于患者人数的迅猛增加，科室的工作任务加大，我的肝胆外科迎来了新发展，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里的院中院。并于1996年医院建新楼时，彻底地独立出来，成为现在的东方肝胆外科医院。我的医院目标明确，就是研究肝癌，医院发展的方向也是要解决肝癌问题。
我对我医院里的医生有个要求：一定要实事求是地为患者用最简单的方法、最便宜有效的手段医治好病，不让患者花冤枉钱。其他医院七八万元才能治疗的手术，我们这里三万元就可以解决。
但是同样基于这个原因，建院初，医院的创收很少，医生的收入也很少，很多医生都因此离开了。护理人员的流动性也非常大。但也有些人再苦都愿意留下来，那是因为对医院有感情。我们是军队医院，有正式编制的是军人待遇；另一种是聘用编制，不属于军人，他们的待遇相对较低。现在我逐步将聘用编制与正式军人编制的待遇看齐，实行同工同酬制度，同等待遇，这样就将人才留住了。
在医院里，军人编制的医生收入都是上级拨款，而且编制也有等级之分，我们医院的编制太少，等级又太低。正师级党委，700多张床位的医院，编制至少应该在700个左右，现在我们只有100多个正式的编制，医院80%的运营成本都是靠我们自己创收，我要维持医院的运营，还要兼顾低费用治疗，上级的拨款又很少，我该怎么办呢？
我的医院的发展不是靠药品和手术检查创收的，而是依靠慈善事业的资助。1996年，我的患者家属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商人尹衍梁先生，他的姨夫在我们这里住院，并得到了很有效的治疗。因此，他对我们医院的服务非常满意，就为我们医院投入第一笔资金，赞助我们建了第一栋楼。从此我们就创建了基金会。当时的尹衍梁先生，加上几位企业家，投资500万元，成为基金会的启动资金。
到我们医院治疗的患者很多都是华侨，他们都会为医院捐钱，过去不知道有基金会，他们就捐给医院，我再就将这部分资金放到基金会里面，实际上基金会就是医院的后盾。这样一来，我们医院便可以自给自足了。现在我们基金会的资金发展到了2000万元，这些基金主要用于医院的成本运营、出国留学人才的培养，还包括医生的著书立作、优秀员工的奖励等。
医院的建设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以后，我送了一批可造之才到国外培养，后来这批人90%都回来了，成为了现在我们医院的骨干力量。20世纪90年代，有了基金会的资金后盾，我又陆陆续续地送出去了一些，今后我还要将人才送出去，这样医院的建设发展才有人才。医院要不断地往前发展，我就培养人才，并为他们搭建平台，今后的医疗事业就交给他们了。
（原文刊载于2012年3月15日《中国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