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老师
家乡来信说，沙老师走了，得的食道癌，从检查发现到辞世，不到两个月，走得突然，走得匆匆。
一九三六年，我从浙江同乡会小学转到穆源小学上五年级。沙名鹿老师（那时叫沙先生）教低年级，他是老师，可是我们俩倒像兄弟，他只大我八岁，才二十一，看上去像个大孩子，我们成了朋友。
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文艺。沙老师房间里有好多文艺书刊。杂志就有《文学》《光明》《中流》《电通》《联华画报》等。还有几种早几年的文学刊物《北斗》《萌芽》《拓荒者》《现代》。这些刊物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界，它们的模样、它们的封面，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沙老师让我随便看，还可以带回家。
后来，他不时买一些新书送给我，那是巴金先生主编的《文学丛刊》，本子都不怎么厚，有丽尼、陆蠡的散文集，张天翼、陈白尘的短篇创作集。
我生日那天，沙老师送给我一本巴金的《家》，扉页上写着一些勉励的话，一份珍贵的礼物，唯一的一份礼物；这一年我十四岁。
曹禺的《雷雨》，也是沙老师给我看的，那是一本大型文学杂志，是巴金、靳以主编，在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
沙老师认识陈白尘先生。我读了白尘先生的小说和剧本，知道他原名陈征鸿，还有一个笔名“墨沙”。那时，白尘先生从监狱释放出来。打这起，我才知道共产党要坐牢，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像共产党这样的好人要坐牢？
由于沙老师的介绍，白尘先生知道我这个爱好文艺的小学生，订了一份《作家》月刊送我。每个月初，我都盼望邮局寄来《作家》。白尘先生还寄来《小说家》月刊，里面有小说家座谈记录，参加座谈的有艾芜、沙汀、萧军、欧阳山、聂绀弩、东平、周文、陈白尘、蒋牧良等作家，说是“给初学写作者一点力量”。
在沙老师指导下，我学写小说。当时，爱读张天翼的小说，学着写了一篇，白尘先生拿到上海的一个刊物发表，写的小学生拒绝用东洋货铅笔，闹出一场教室风波。
沙老师写小说、写散文，在日报副刊发表，笔名“伍是”“又名父”。后来他给报纸编《每周文艺》副刊，整整一版，版面仿照天津《大公报》沈从文先生主编的《文艺》副刊。
我也写小说、散文，在这个副刊发表，此外，还在向锦江先生主编的一个副刊发表。沙老师给我起了几个笔名——“范多”“汎容”“帆涌”。
就这样，我一下子冒出了强烈的创作欲、发表欲，一有时间就写，甚至“开夜车”写。沙老师拿去发表，有稿费可得，虽然不多，但可以用来买几本书。
沙老师还跟报社谈好，出一个刊登儿童作品的副刊《蝌蚪》，推荐我去编。我干得了吗？想试一试。我画了一个刊头，沙老师请人带到南京制锌版。画的一群摇头摆尾的小蝌蚪，配上稚气十足的“蝌蚪”两个字。等到版子做来，“七七事变”发生，这件事搁浅。同时去制版的《苏联版画集》里的一幅高尔基木刻像用上了，登在《每周文艺》沙老师写的文章里。那时高尔基刚去世一年。
我把自己的“作品”贴在洋抄本上，一本小说，一本散文。后来带到汉口，小说那本，舒群先生说要看看，再也没有还我。那时他和丁玲主编《战地》月刊，我们天天见面。散文那本至今还在。昨夜，在灯下翻看纸张发黄的贴报本，又想起当年沙老师怎样给我改稿子。发表这些幼稚作品的日报，经过战火，现在镇江一份也找不到了。
一九三六年，在抗日救亡热潮中，沙老师教我们小学生唱救亡歌曲，组织儿童剧社演话剧。“七七”“八一三”一开仗，带我们上街下乡宣传，排演活报剧，有个控诉日军暴行的活报剧，叫作《扫射》。
小学校长不赞成我们这样抗日，他是国民党员，嫌沙老师“思想左倾”。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弄不清楚什么叫“左倾”。现在回想，说沙老师“左倾”，倒也是。从沙老师平日言谈中，可以听出他向往苏联，崇拜鲁迅、高尔基，反对法西斯独裁。“西安事变”消息传来，他兴奋地告诉我：“老蒋被抓起来了。”有这几条，够“左倾”的。
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沙老师之“左倾”。有一位在南京读书的大学生杨德时，也组织了个剧社，演出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我们儿童剧社演出救亡戏剧，跟他们唱对台戏。这位大学生还和几个朋友在南京办了个名为《朝霞》，用颜色纸张印刷的文学刊物，沙老师说那是“象牙塔里的文学”。尽管彼此文艺观点不同，沙老师和杨君私交却很好，是我亲眼看到的。我也认识这位大学生，是个谦恭和善、彬彬有礼的青年。后来听说在上海文化馆工作，“文革”期间被迫害死了。
还有一件事，一九三五年前后，镇江师范有几个学生以“共党嫌疑”罪名被捕，其中一位女生是沙老师的恋人，这是后来他告诉我的，还用了“CP”（共产党）、“CY”（共青团）这两个我从未听说过的名词。至于他与“CP”“CY”有无关系，没有说，也不便问，但是能明显感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对我这个初懂人事的孩子，他毫不掩饰，表示出一种信任。我不会乱讲。
可以说，在那个污浊的社会，沙老师是一个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有着新思想，追求进步的青年。我在他的启发和影响之下，开始懂得是与非，爱和恨，因而一踏入社会，就卷进了革命的潮流。在这方面，我把他看作引路人。
沙老师和校长常常为一些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不伤感情。我想，还不能说校长不爱国，他只是不赞成我们的一些做法，怕我们惹出麻烦，让国民党省党部盯上。在他看来，小学生最要紧的是把书读好，抗日救亡是大人的事。两位老师我都敬重，不过，感情上还是偏向沙老师。我尽可能做到两不误，戏演了，门门功课又拿得下来，都在九十分以上，期终考试总是第一名，黄校长也就没得可说的，认可了我这个“尖子学生”。不过他看到我这个既守本分又不守本分的学生，摸摸我的头，总要叹口气：“唉！”
沙老师爱看电影，镇江来了新电影，便买两张票，带我从城外走到城里大市口电影院去看。看完电影，买四两酱鸭或者干切牛肉，用荷叶托着，再买几个高桩馒头或者半斤侉饼；镇江人叫北方人“侉子”，硬面大饼叫“侉饼”，也就是羌饼，厚厚的一大块。夜晚，我们坐在河滨儿童公园石凳上，边吃边聊。聊看过的电影，谈自己的看法；聊上海正在上演的话剧《钦差大臣》《罗密欧与朱丽叶》，白尘先生写的话剧《太平天国——金田村》我们已经看了剧本。还有非常想看的苏联电影《夏伯阳》《生路》《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可是只在上海放映。就这样，仿佛在艺术殿堂中找到了新的天地，我们向往的天地，尽管这种感觉在我还朦胧得很。
那时看过的电影，像《渔光曲》《大路》《都市风光》《十字街头》《压岁钱》《夜半歌声》《天伦》，把我迷住了，我成了个小“影迷”。
我们还学唱电影歌曲，成天挂在嘴上：“啷哩咯啷，啷哩咯啷，贫穷不是从天降，生铁久炼也成钢……”“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这些歌太讨人喜爱，沙老师又有个好歌喉。
沙老师去了一趟上海，有一天问我愿不愿意去拍电影。怎么不愿意，拍电影，当小明星！那时，正要拍《迷途的羔羊》，我十四岁，可以演流浪儿。沙老师认识郑君里先生，推荐我去试试镜头。可是，要一个人去上海，有点胆怯，再说，也买不起来回的车票，想是想，只好算了。后来，看到《迷途的羔羊》，小演员葛佐治演得很好，不比黎铿差。我想，如果让我演，保险不如他。
办儿童剧社，沙老师又编剧，又导演，又主持剧务，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天天在一起，一天不见面，就好像少了什么。
沙老师为剧社请来两位顾问，一位就是郑君里先生，另一位是应云卫先生，我们把他俩的名字大大地写在海报上，借重他们的名气，其实始终没有见过一面，但我相信两位先生一定支持孩子们演话剧。
暑假，我住到学校里，陪伴沙老师。我家房屋窄小，阴暗潮湿。放了假，整个校园非常清静，成了我的度假胜地。沙老师的房间里，总有一股浓郁的叫人喜欢的文艺气息。我们常常谈到深夜，听他谈作品，谈作家，谈“普罗文学”“布尔乔亚文学”“烟士披里纯”，似懂非懂，还谈普希金为了女人决斗，“罗曼蒂克”得很。可以说，我已经完全沉浸在文艺之中，做起一个又一个文学梦。
沙老师每星期一给我一封长信，写在一种很讲究的印着银色格子的稿纸上，密密麻麻好几页，可以称之为文学书简。信的内容很广泛，从文艺、人生理想到身边琐事。读信成了我最愉快的事情。信上他称我“弟弟”，或者“小斐斯”（face），有二三十封，可惜一封也没能留下来。
自从办了剧社，在省城，人们把我俩看成抗日分子。也就是因为这个，一九三七年十月日本人打来时，我们不得不出外逃难。尽管我是独苗，母亲和外婆也只好叫我快快逃走，好在跟沙老师一块儿走，她们放心。
没想到，上了轮船，沙老师家里追来了，他不得不改变主意，侍奉老母去苏北逃难，把我留在船上，我只好一个人出去闯。十月底，江风吹到身上，已经颇有寒意，心里说不出地凄楚。后来，沙老师还是绕道跋涉到了武汉，跟着又撤退到重庆，结了婚，有了孩子，住在歌乐山，家累很重，生活困难。我虽然在出版社做事，但是薪水只够吃饭零用，无法帮助老师。不久，他又回到镇江，他是孝子，丢不下老母。
在重庆，沙老师又介绍我认识端木蕻良先生。端木先生也鼓励我写小说，几乎是把着手教，是我的又一位文学老师。小说发表了，拿到稿费，约上几个朋友，到小梁子一家叫作“老乡亲”的北方馆子吃了顿水饺，端木先生、沙老师都很高兴。日本空军大轰炸打断了学习写作。至今端木先生还记得这件事，六年前写了首诗赠我，慨叹“范用年甫十六，余曾嘱其从事文艺创作”“诗情似水四（五）十年”，光阴过得真快啊！前不久去看端木先生，他还问起沙老师。
五十年代初，沙老师到北京参加儿童文学讨论会。久别重逢，我们到东来顺吃了涮羊肉、牛肉馅饼，这回算是我这个做学生的有机会请老师吃了顿饭。
他后来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工作忙，很少通信。我想，在那风风雨雨的年代，他一定也坎坷得很，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几人过上太平日子？我不想问，也没有勇气问，安慰的话更是多余的。沙老师年轻时憧憬苏联那样的新社会，而且感染过学生，如今会怎么想，我们又怎么聊呢？我是个共产党员，有许多事情，我也感到迷惘不解，说些什么好呢？
这样一位好老师，在学生身上倾注了不少心血，使我在童年就编织起美丽的梦想，渴望走上文学之路。和沙老师相处的日子，成了我一生之中最值得回忆的，怎么能够忘得了？
沙老师七十八岁走了，学生永远怀念您，感激您！
一九九三年五月，北京大风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