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成熟的“阵痛”

毛泽东成为领袖人物，经历了好几道难过的坎。每跨过一道坎，都意味着他和他的团队经历了一场难熬的“阵痛”，随后向成熟迈近一步。

1929年春天到秋季，红四军内部爆发的那场大争论，是毛泽东遭遇的数得上的一道大坎。和渡过的其他难关不同，这次碰到的不是来自外部或上级的压力，而是来自内部、来自下级的信任危机。还原这场风波中的人和事，有助于体会毛泽东走向成熟前经历的不可避免的“阵痛”，理解他被历史选择前的累积过程。

红四军内部发生了什么风波？

毛泽东和朱德1929年1月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失去根据地的依托，军情紧急，陷于被动。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决定，以朱德为书记的红四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停止办公，将其权力集中到前委。这个举措是为便于机断决策，却也埋下红四军内部争论的种子。

糟糕的是，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屡遭挫折，官兵对领导层生出不少议论。4月初，又收到上海中央的“二月来信”，该信对形势做出悲观估计，提出红四军应该分散活动，要朱、毛离开部队。毛泽东没有同意，但来信动摇了他和朱德在部队的凝聚力，队伍不好带了。5月初，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来红四军工作，提出红四军有两派，一派拥护中央，一派反对中央，官兵们的思想由此更加混乱。随后，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以刘安恭为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随即主持军委会议，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不要管其他事，这等于是下级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限制前委的领导权。这又引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人的强烈不满。

红四军成立以来的一场大争论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争论的问题很多，归结起来主要是：前委和军委如何分权？在前委领导下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如何发挥？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如何区别？党的领导是否只能管政治工作，不能一切都管？红军的任务是否只是单纯打仗，流动游击？建立根据地是否只是地方的任务？红军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还是长官说了算？

毛泽东的态度很鲜明：军委和前委分权后，“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有人“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自由受限制”，这些都是错误的。

6月8日，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想解决这些争论。毛泽东写给会议的书面意见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这次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照顾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引起刘安恭强烈反弹；毛泽东关注的一些原则问题，却又在争论中不了了之。由于毛泽东执意离开前委，朱德、刘安恭又是争论的当事一方，会议便委托陈毅主持前委工作，筹备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临危受命的陈毅随即让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写一篇文章申明自己的观点，以供党代会讨论。

6月8日的前委扩大会议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争论激烈化和复杂化了。林彪在会前三个小时给毛泽东写信，劝其不要离开前委，还含沙射影地非议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喜欢“拉拢下层”“放空炮”，朱德讲话爱提裤子，也被他说成是“游击气息”。林彪的这个表态，有意无意地把领导层的争论引向人际关系和个性作风。刘安恭在会后则四处游说，坚持设立军委，说毛泽东不愿分散红军，还取消军委，是“自创原则”的“反对中央派”。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自己请求离开前委是为改变环境以“得到相当的进步”。朱德的意见是，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的做法，影响下面各级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他坚决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这个原则，但不同意毛泽东主张的“党管理一切”这个说法。

以上四人意见不同，事实上毛和林相同，朱和刘接近。这让主持前委工作的陈毅左右为难，只好把他们的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吧”。

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会上，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各自讲明观点，也对别人的质疑做些解释，党代表们则自由讨论，对几位领导人提的意见很多。最后，陈毅代表前委对毛泽东和朱德各打五十大板。他对毛泽东提出四条口头批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毛泽东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原则，具体做法要靠自己来创造；有个人英雄主义，因为毛泽东总讲党管一切，实际上是说没有你这个前委书记来领导红四军就不行；有家长制作风，朱毛两个人吵架，我们这些人不好办；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怎么会没有发言权呢？说错话可以改嘛。

有了陈毅的表态，会议给朱德“警告”处分，认为毛泽东对这场争论应负更多责任，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改选前委时，陈毅当选书记。这实际上采纳了刘安恭提出的“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的主张。

毛泽东最后表示：陈毅对我的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这个表态，确有政治家风度。但毛泽东毕竟骑虎难下，不好再留在红四军领导岗位，便带着几个人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毛泽东后来说，这是遭到内部同志不理解，把我赶出红军，去当老百姓。其心之憋屈，可想而知。果然积郁成疾，大病一场，一度化名“杨先生”住进山洞。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毛泽东因病去世，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不明实情，还发了讣告。

那段时间，毛泽东心里实在不好受。9月9日重阳节那天写诗说，“但看黄花不用伤”。因为有真伤感，才说不用伤感。只是后来事过境迁，才改为“战地黄花分外香”。

毛泽东处于走向成熟的路上

红四军内部这场争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整体认识水平。大革命失败后的起义高潮过后，初创的红军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如何处理党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怎样在农村创建根据地，各地都没有一套成熟的做法，无论是党中央还是红四军，都处于探索、观察和选择之中。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的实际遭遇比预想的要困难，远在上海的中央对红四军的命运估计一度倾于悲观。红四军内部自然滋生出种种不好的倾向，诸如不愿做艰苦的根据地创建工作，希望“走州过府”；不习惯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强调军事主官的权威；拒绝“自上而下的民主”，要求“自下而上的民主”。

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谁领导红四军，都必然会爆发众声喧哗的争论。

毛泽东在争论中站位确实要高一些。他敏锐地注意到，表面上是要不要恢复红四军军委之争，实际上是党组织和红军的关系之争。他把争论上升到反对流寇思想，反对悲观主义，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等倾向上面，确实抓住了要害。他鼓励争论，是觉得争论不彻底，也不利于这些原则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毛泽东后来常讲，挤破脓包才好治愈，让各种意见充分暴露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知是不是从这场争论受到的启发。他高人一筹的主张，虽然没有得到多数人理解，却促使他深入思考，决心争论下去，直到问题解决。

正是在如何解决问题上，毛泽东凸显了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性格。

毛泽东固然有军事天赋，但他的职位毕竟是红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具体的军事指挥按理是由军长兼军委书记朱德负责，在官兵们的印象中，朱德的军事经验也比毛泽东多些。那时的中心工作是打仗，在毛泽东的军事权威没有完全树立起来前，红四军官兵习惯由军事首长直接指挥，多数人由此觉得，毛泽东停止军委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是“书记专政”“管事太多”和“家长制”。这说明党指挥枪的原则在部队里还没有被普遍接受。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多数人接受，和他当时的领导作风也不无关系。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上批评毛泽东的四条意见中，说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信仰不够，是讲错了；但有的批评却并非空穴来风，如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问题。红四军在前委之下设立一个军委，确实显得重叠，毛泽东决定停止军委办公，虽属适应实际之举，但事起仓促，未顾及朱德感受，不能算周到。毛泽东屡屡不满军委和前委分权，还说他这个前委书记“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这多少也给人“要么听我的，要么我不干”的负面印象。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开第八次党代会，朱德等人请他回来参会，毛泽东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行事，被陈毅主义视为眼中钉。陈毅让我当八面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朱德等人自然不高兴，命令毛泽东必须赶回来开会，同时又给他送去一个“警告”处分。陈毅从上海回来，写信给毛泽东说，中央对争论已有正确表态，请他回来主持大局。毛泽东仍难解开心结，回答说先要弄清是非，然后再考虑复职。陈毅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这个答复，“是事先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毛泽东的这些做法，与年轻时便养成的强悍性格有关。他在1921年给彭璜的一封信中，就坦承“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这些自我解剖之语，很能反映毛泽东为人处世的个性，对他后来在党内的沉浮不能说没有影响。正面的影响是原则性强，敢于担当，在逆境中不随便低头，拒斥“乡愿”之俗，不做违心之举。负面的影响是，既然是不为私计的“主义之争”，一旦觉得真理在自己手里，就乾纲独断，要干就听我的，否则宁肯辞职也不迁就，确实有些家长制领导作风。尽管毛泽东的才干能力是能够胜任前委书记的，但还是在红四军七大落选，被部下“造了反”，不能不说与他当时的性格局限有关。在这方面，毛泽东真正成熟是在遵义会议之后。

这是一群年轻气盛的革命精英

大背景导致会有这场争论，但这场争论是否必然发生呢？比如，如果红四军前委先在领导层内部议出相应共识再拿出来讨论，而不是一竿子把分歧捅到基层，更不是号召大家来“努力争论”，思想混乱程度会不会小一些？如果有成熟的领导机制和领导艺术，做到这样是可能的。

可惜红四军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时，党内政治生活如何运用民主集中制还在探索过程中，围绕某个决策公开争论是常事，甚至被当作同旧式军队的区别所在。参与者萧克回忆：“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发生这场风波，还与红四军领导层整体上年轻气盛有关。年龄最大的朱德40岁出头，毛泽东35岁，刘安恭刚刚30岁，陈毅只有28岁，林彪才20岁出头，基层党代表们则大多同林彪的年龄相仿。毛泽东尚且还在向成熟迈进，要求这群既年轻气盛，更心高气傲的革命者客观冷静地看待分歧，未免苛刻；让他们有话憋住不说，更难。换个角度说，这或许正是红四军以及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创造活力所在，如果相互之间总是礼敬备至，一遇矛盾便打着哈哈绕着走，红四军恐怕也难成气候。

还有，尽管大家都知道只有合力团结，红四军才有发展前途，可是，人处在争执之中往往并不容易相互服气，个人因素难免会推波助澜。比如，让军委停止办公，事实上等于弄掉了朱德的军委书记职权，如果再有人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组织原则（如刘安恭认为不设军委就是不按中央要求办），或下沉到个人品质（如林彪指称朱德“好讲大话”“拉拢下层”），又没有特殊的权威来集中意见，争论势必会漫无边际，成为缠绕复杂的一团乱麻。

总体上说，这是一群有理想、有朝气、有闯劲，却难免自以为是的革命精英。设身处地从几个主要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这场争论虽然夹杂着个人意气因素，大体也是事出有因。

先说朱德。

他对革命前途的认识和毛泽东高度一致，具有坚定信念和乐观精神。作为红四军军长，又是军委书记，理所当然地认为指挥打仗是自己的责任，而且他也不是不重视党对红军的领导作用，只是觉得应该克服前委包办下级党组织事务的倾向。而且，既然是一个军，按中央规定就应该有一个军委，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不能说朱德有这个想法全然没有道理。朱德为人忠厚，在争论中也光明磊落，一旦中央认为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立刻表示，“过去的那些话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毛泽东在延安时说朱德“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或许就积累有对朱德在这场争论中的表现的认识。

说说陈毅。

他本是毛、朱之后红四军第三号人物，在刘安恭来后降为第四号。陈毅在争论中试图调和折中，这样做，主观上是为维护党内团结，结果是没有支持正确主张，甚至是压抑了正确主张，陷入毛泽东非常不满意的“八面美人四面讨好”的尴尬境地。被大家推举出来代替毛泽东主持前委工作，自然希望把意见集中起来，却又不得不模棱两可，各打五十大板，对毛泽东的批评又略重一些。有他的表态，毛泽东落选也顺理成章。陈毅是爽快人，他到上海如实汇报争论情况，周恩来认为在大原则上毛泽东是对的，选掉他的前委书记不妥，陈毅立刻意识到自己有错，并代中央起草“九月来信”。回到红四军后，他又写信给上海中央，表示要“化除一些同志的成见（朱、毛在内），用布尔塞维克党的态度扫除一切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如毛同志所说）”。

说说林彪。

作为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在官兵中很有影响力。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让毛泽东倍感温暖，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林彪支持毛泽东的理由虽然谈不上很深刻，但也是出于真诚，不能说当时就在投机。当然，其中确实也夹杂着对朱德的成见，表达意见的时候还使用了一些贬损朱德形象的词汇，这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水平和胸怀格局。林彪会打仗，战功大，即使后来他坠机身亡，这也是党内领导层的共识。要命的是他当时的胸怀格局确实不宽。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军委扩大会，本来是批彭德怀，他异乎寻常地大批朱德，说朱德不承认毛泽东是领袖，名义上是总司令，实际上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名声大功劳不很大，等等，这些话让在场的许多高级将领震惊。在1929年的这场争论中，毛泽东给林彪的回信中并没有陷入来信的成见，而是认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最后说说刘安恭。

他上过云南讲武堂，又在苏联学习军事，在军事上很懂行，到红四军工作确实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同朱德早就相识，又都是军事干部，有共同语言，两人更接近一些属情理之中。但他机械地执行中央“二月来信”要求，又深受苏联红军“一长制”的影响，属于典型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初到红四军，没有把情况了解清楚便立即“偏于一面”：一当上军委书记，就要求前委少管事，有些“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味道；取消临时军委，他最想不通，不服气，有牢骚，把争论扩大化和复杂化。这些也都是事实。他后来担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是很尽职的，打仗也有一套，不久在战斗中牺牲，殊为可惜。朱德很怀念他，在延安对人说起刘安恭，称他为优秀将领。

危机中的领袖选择有一个比较过程

毛泽东后来复任前委书记，既与中央支持有关，也与红四军七大后的实际遭遇有关。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红四军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陈毅主持大局，但他很快感到前委工作之难，后来回忆，“我挂了几天帅，感到自己不行。事情就是这样，你不在那个位子上干不知道，一干前后一比较，就察觉出问题来了”。于是，他借赴上海开会之机向中央汇报。在上海，周恩来问陈毅，你可以代替毛泽东吗？陈毅明确回答说“不行”。他代中央起草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核心内容就是要把毛泽东请回来重新挂帅。

陈毅到上海后，红四军这个摊子便留给朱德一个人来支撑。他既要管军事，又要管政治，还要管地方，而部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日益严重，实在是应付不过来。10月间，他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还是像此前召开的七大那样搞自下而上的民主讨论，两天会议什么都定不下来，甚至讨论程序问题就花了很长时间。代表们各说各的，谁都做不了主，最后还是要请示中央再定。会后，朱德又被迫执行中央不切实际的命令，率红四军去打广东，结果得不偿失，损失了几百人。如果毛泽东当时在，按其性格或许会硬着头皮顶回中央的错误命令。朱德体会到做“大当家”的难处，越发觉得红四军离不开毛泽东。

陈毅不久从上海回来，传达中央的“九月来信”，对毛泽东和朱德的争论各有肯定，也各有批评，总体上是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要求部队维护毛泽东和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陈毅11月23日还给毛泽东写信说：“我俩之间的争论已经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红四军内部的争论由此将迎刃而解。

毛泽东是1929年11月26日回到红四军的。陈毅向毛泽东当面做了检讨，毛泽东则向朱德、陈毅等表示诚恳接受中央来信中对他的批评，还说红四军开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指打倒“陈毅主义”）。11月28日，毛泽东分别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说，“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我大病三月，现全好了”。

毛、朱、陈三人坦然释怀，隔阂消失，使这场争论风波犹如分娩前的“阵痛”，终究迎来瓜熟蒂落的时刻。1929年12月，他们三人齐心合力，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批评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在党和军队建设史上树立起一座至今闪着光芒的丰碑。这场争论的理论总结，就是《决议案》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收入后来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名篇。

解读这场风波，让人感慨良多。

一般来说，工作上不同的意见，在工作和事业顺利、不会出现严重责任和后果时，激化为个人意气和对立的可能小一些，也不会影响相互间的信任和友谊。如果发生在危机中，发生在领导核心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可能演变为尖锐分歧和隔阂。在危急时刻，在众声喧哗而又难以定于一计的情况下，毛泽东那样的主张，那样的性格，那样的才干，很难掩隐，自会大放光彩。反过来说，一个团队越遭遇困难，越面临危机，越是需要能够果断而正确行事的权威领导。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被人们选择的人，就可能成为核心的领导。当然，要做出正确选择，难免会有比较、有争论、有“阵痛”。

毛泽东在红四军不可动摇的地位，在经历这场成熟前的“阵痛”后，完全树立起来；毛泽东经历这场“阵痛”后，也在政治艺术、军事指挥和理论认识各方面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所谓领袖来自实践，为历史选择，大抵就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