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社会工作
宋国恺[1]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造成诸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是“两个滞后”，即社会结构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当前我国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同时要求加强社会管理，以应对“两大考验”，即维护稳定和群众工作面临的新考验。社会工作的“两个适应”，即社会工作的建构功能适应了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建构，社会工作的专业特点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加大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力度，有助于推动社会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社会建设 社会管理 社会工作
一 中国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种剧烈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变迁的结果。而加强社会建设是调整社会结构的重要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社会建设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对社会建设认识的不断深化
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其面临的主要任务会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在新阶段、新形势下，对于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
2002年，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及不平衡的小康。”明确宣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社会更加和谐”。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其中之一是加强执政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第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建设”的新概念和新思想。
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成为总体发展的重要一环。
200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胡锦涛同志要求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发展趋势，更好地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同时要求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文件，会议和文件要求“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通过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社会建设，同时强调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以上认识，一方面表明我们对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另一方面也表明当前我们对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认识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进入了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只有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才能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二）“两个滞后”要求加强社会建设
1.社会结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两个最基本的结构，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支撑，互为基础。一般而言，经济结构变动调整在前，而社会结构的变动相对迟缓。社会结构的变动必然会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和持续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协调发展、和谐稳定的社会必然是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社会。改革开放30余年来，现阶段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达到了工业化社会中期阶段的水平，但是，中国当今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严重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由若干个子结构组成的。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如就业结构，1978年时劳动力在三类产业中的就业状况是一产占70.5%，二产占17.3%，三产占12.2%；2008年变化为一产占39.6%，二产占27.2%，三产占33.2%。1978年我国的二、三产业职工人数只有11835万人，2008年二、三产业有46826万人，30年共增加3499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166万人（见表1）。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从1997年开始，已经占50.1%，超过了50%的临界点，进入了工业化国家的就业结构。
表1 我国就业结构的变化
又如社会阶层结构，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转变为由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科技专业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失业半失业人员等十个阶层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见表2）。
表2 改革前后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这个大的变局主要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尽管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动，但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变化相比较，社会结构变动仍然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根据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仍然滞留于工业社会的初级阶段。经过对比和测算，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如以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等为例，根据外国学者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就业结构中二、三产业的职工应该占到总劳动力的80%以上，但2008年中国的二、三产业就业职工只占总劳动力的60.4%，差了约20个百分点。过去30年，非农劳动力水平平均每年增加1.03个百分点，需要20年才能持平。以城市化为例，工业化中期阶段，城市化率应该达到60%以上，但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45.7%，差了14.3个百分点。以过去30年城市化率每年增加0.91个百分点计算，需要15.7年才能达到。再以社会阶层结构而言，工业社会中期阶段，中产阶层应该达到40%以上。2008年中国只有23%。如以近来每年中产阶层规模增加1个百分点计，要17年才能达到。综合观察，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约为15年[3]。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变化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而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偏差。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也是当前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
2.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
一个健康运行的社会不仅在于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协调发展，更重要的是社会建设要与社会结构变化紧密相伴。在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变动过程中，一方面要改革已不合时宜的旧体制，同时还要针对新问题、新情况、新任务建立新的体制机制，使得社会建设紧跟社会变迁的步伐。通过社会建设的手段解决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总体上来看，当前我国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一是新的体制机制并不完善，甚至有的尚未有效建立。改革在于破旧立新，即破除旧的、不合时宜的体制机制，建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新的体制机制。当前一些旧的体制机制虽然打破了，但新的体制机制并没有有机衔接，或者甚至尚未打破；与此同时，在改革纵深推进过程中，社会发展所需要新的体制机制或未建立，或者虽然已建立，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其中更有一部分新建体制机制与当初设计的初衷并不一致，甚至背道而驰，没有发挥这些体制机制应该有的作用。
就拿旧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得到有效改革而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深刻变动，我国不仅是一个流动社会（如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在流动），同时还是一个留守社会（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根据有关数据，当前我国留守老人大约4000万[4]，14周岁以下的留守儿童4000万[5]，如果加上留守妇女，留守人口1亿左右，约占我国现在总人口的1/13，不论是流动人口，还是留守人口，他们的家庭结构常年是不完整的，家庭生活是有缺陷的。这是改革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而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根源，就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旧的社会管理体制并没有得到有效改革。
再以新的体制机制并不完善，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未有效建立而言，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居民的社会需求发生剧烈变化，从原来的生活必需品转变到耐用消费品，从原来的私人产品转变到公共产品，从物的发展转变到人的发展，尤其是从解决温饱的私人产品的需求，转变为对促进公平发展、全面发展的公共服务的普遍需求。但是这些需求并没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GDP 的不断增长而得到有效解决。如我国1993年提出到2000年要实现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目标，但到现在为止，过去十多年了，还是没有实现。而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的教育投入占GDP的4.7%～7.4%，尤其低于发展中国家印度7.1%的水平。又如从1990年代下半期到现在，政府财政投入在全部医疗支出中所占比重仅为15%～18%，占GDP不到1%。而发达国家对公共医疗财政投入则占GDP的近8%。而这些问题尤其涉及人们最直接、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问题。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是与政府职能并没有得到有效转变，与提供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及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等各方面社会建设手段还不完备密切相关的。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并没有紧跟社会结构变化的步伐，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而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是引发当前我国诸多旧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影响社会和谐的潜在因素。
因此，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要求推动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管理。这也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以社会建设为重点的新阶段。
二 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
自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建设”以来，社会建设越来越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和实际工作部门工作的重点。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认识在不断深化。社会建设总体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社会事业、保障民生事业、加强社会管理、发展社会组织、调整社会体制、形成合理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的主体及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关于“社会建设”理论认识的一些主要方面已大体形成了基本共识[6]，在一些重要方面还形成了一些新认识，如关于社会建设的“四种观点、三个阶段”[7]。当然，随着对社会建设理论的不断探讨，有关“社会建设”的实践探索也在不断探索推进。
1.对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关系的认识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其中能力之一是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而加强这一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是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尽管在党的文件中，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同时提出，但根据目前的研究和认识，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方面。社会管理既不可能被提升到与社会建设并驾齐驱的地位（毕竟社会建设是四大建设之一），也不可能取代社会建设，因为社会管理毕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而并非全部。当前强调社会管理，表明社会管理的重要性，但并不能改变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两者之间的从属关系。
另外，现代化国家发展历程表明，社会管理不仅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同时始终贯彻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如果仅仅将社会管理视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而没有将社会管理始终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各个阶段，这样的社会建设是不可持续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进步运动”而被称为“进步时代”。19世纪末期，美国完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型，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这种转型和深刻变化改变了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870～1900年期间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1900年时人均生产总值已经超过1000美元，制造业的总产值超过了农业总产值，美国经济实力空前增强[8]。但是，美国社会同时面临空前的社会危机。政治腐败猖獗、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激烈、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道德沦丧等社会问题和矛盾显化。1890～1910年，许多城市爆发了种族骚乱、劳工抗议运动。这些与都市贫困、犯罪率上升和此起彼伏的劳工罢工结合在一起，对社会稳定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面对这种动荡的时局，美国除了进行政治、经济等改革之外，加强了社会管理，其主要内容包括协调复杂而棘手的种族关系、劳资关系，解决突出的政治腐败问题、市场秩序混乱问题，化解突出而激烈的社会矛盾等。美国政府通过加强社会管理使得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得以缓解，为下一步全面的社会建设提供了保障。事实上，美国通过社会管理，将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种种怨气、焦虑、愤怒、不安全感大大收敛，有效地控制了社会矛盾的蔓延，社会领域的问题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从而保证了美国社会的稳定。
总体而言，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且始终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各个阶段。
2.当前社会管理是应对“两大考验”的重大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一些重大成绩，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社会管理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社会管理总体上适应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维护了大局的基本稳定。当然，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也遇到一些重大考验，而加强社会管理也是当前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1）维护社会稳定面临新考验
正如前文所说，当前社会结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建设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而这些社会问题是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给维护社会稳定带来了新考验和新挑战。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城镇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国有企业改制、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等引发的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叠加，群体性事件的燃点降低。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很难适应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和服务。新职业、新行业、新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很多人不再是“体制内人”，而成了“体制外人”。特别是一些城中村、城乡接合部、中小旅馆、出租房屋成为治安乱点，一些特殊人群成为群体性事件中实施严重暴力犯罪活动的骨干。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虚拟社会天然无国界，信息网络建设和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维护稳定呈现出境内外因素相互联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影响、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等新特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大量存在，社会管理面临新考验。
这集中反映出当前我国在社会管理上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尤其是在社会管理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法手段上传统办法比较多，新的办法比较少；管理的办法比较多，服务的办法比较少，特别是对特殊人群、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兴媒体的管理还存在许多盲点。主动适应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家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既要求加强社会管理，同时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从而既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又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2）开展群众工作面临新考验
党的群众工作是党的工作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逐渐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条路线是我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成为我党遵循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长期以来，我党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党开展群众工作面临诸多的新考验，进而使得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的新挑战和新考验。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动和变化，出现了社会阶层分化组合的新趋势，社会主体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价值趋向、利益诉求等都呈现新的变化，由此党的群众工作面临许多新特点、新挑战。
首先，工作对象的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多样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类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群体不断涌现，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城乡贫困人口等弱势群体问题不断显现，群众工作的对象、类型日益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工作对象的多元化直接带来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其次，工作重点呈现民生化、民主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人民群众并没有分享到与GDP增速同步的发展成果，也就是说，发展成果并没有惠及全体人民。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就业紧张、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等问题日渐凸显，影响了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的重大因素。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广大群众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等不断增强，群众越来越多地利用各种渠道积极介入国家政治生活。所有这些对党有效变革群众工作的传统理念和方式方法都提出了新要求。
最后，工作环境呈现立体性、复杂化特点。市场经济、群众组织、社会团体、媒体舆论等构成了群众工作的立体、复杂环境。过去由政府单一直接分配资源实现群众利益均衡化的方式逐步弱化，而市场机制、社会力量在资源配置和满足群众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加上新媒体在引导社会舆论、塑造公众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作用逐步扩大，可以说依靠原来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进行社会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立体性、复杂化的环境特点。变革和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成为新阶段社会管理的新要求，要将群众工作转变为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9]。
总之，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且贯穿于社会建设的各个阶段。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以及群众工作所面临的新考验，要求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三 社会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新要求、新途径
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助人的专业，是运用专业的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个人、群体和社区提高或恢复社会功能能力，并致力于创造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社会环境的专业活动，是保障现代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期，社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和满足由于社会结构深刻变动所产生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新问题、新要求，能够有效衔接和有益补充我党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群众工作及其当前出现的新的不适应。
1.社会工作的建构功能适应了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建构
有学者指出社会工作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的社会管理体制建构中，担当三个方面独特的建构功能：政府社会职能的促进者与重要承担者，第三部门发展的促进者和示范者，公共财政体系的催生者[10]。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目的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而造成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不完善，特别是政府职能未能有效转变。转变政府职能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做好本职工作，把工作的重点更多地放在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因此转变政府职能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关键。而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在切实履行提供公共服务、管理社会、整合资源的职责的同时，给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一定的空间，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在社会建设中的应有作用，突出社会建设的社会性、公众性。而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应有作用，就需要专业化、职业化的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机构。
社会工作以及社会工作机构作为国家、市场力量的重要补充，不仅可以承接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转移出来的部分职能，成为提供社会服务的基本力量，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选择机会和活动空间，同时更重要的是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因为不仅有源自政府通过行政资源配置、源自市场机制资源配置推动的社会管理，也有来自社会力量资源配置推动的社会管理。社会工作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一支重要变革力量[11]。
2.社会工作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社会工作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帮助其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有序发展。
（1）当前突出的是社会管理问题迫切需要的社会工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这一方面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些社会矛盾和问题成为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如庞大的流动人口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实际问题；刑满释放和解除劳动教养人员的安置、就业、生活、家庭等实际困难问题和社会融入问题；社区矫治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闲散青少年特别是违法青少年的失学、失业、失管问题；容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综合治理、治疗管控问题；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等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的社会服务问题；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发展引导问题；互联网虚拟社会建设与管理问题等。
这些社会问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关系、交往方式的改变所产生的问题，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公共服务或普遍性的社会政策难以得到切实有效解决，因为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或普遍性的社会政策难以覆盖当前这些特殊人群、重点人群的个性化、人性化的需求。即使是我国传统的处于“行政化、半专业化的本土社会工作”[12]，在管理理念、模式、方法方式上所存在的诸多的局限性，也一时难以解决当前这些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恰恰为具有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的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舞台。社会工作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社会发展，有助于平衡经济社会发展[13]。
（2）社会工作是群众工作的有益补充
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进入21世纪以来，群众工作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时，适时引入社会工作，不仅为群众工作注入新的内容，同时也成为群众工作的重要补充，因为社会工作与群众工作社会功能目标的一致性，以及两者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为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社会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有助于整合、协调和处理好人民内部利益关系。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阶级阶层结构、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和调整，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尽管本质上具有非对抗性，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是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激化或者转化为政治性问题。改革开放前，传统的群众工作方式方法认为人民群众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并且个体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换言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掩盖了个体利益的实际存在，以及个体利益之间的真实差别。进入21世纪以来，人民群众不仅有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这种利益诉求体现出差异化、多样化的特征。针对人民群众这一变化了的新特点，依然沿用传统的说教、粗糙的行政强制性的群众工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社会工作针对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发展进程中能力强的群体和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改革中得益较多群体与得益较少群体的利益，社会中先富群体与后富群体的利益，群众的直接利益和根本利益等，恰当地运用社会工作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人们发展内在潜力，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络，协调社会关系，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确保纷繁复杂利益问题的解决更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会工作更能够确保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工作把帮助有困难的社会成员当做基本着眼点。人们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生存、参与社会生活和发展等方面。每个社会成员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既有物质方面的困难，也有精神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困难。在社会成员遇到困难，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时，社会工作就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分析受助者面临的困难，向其提供直接、具体的帮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需求从原来的社会必需品转向了耐用消费品，从关系温饱的衣食等私人产品转向了包括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短缺的公共产品，从物的发展转向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更加具有时代性特征和要求。这就要求社会工作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服务方案，为受助者提供服务，增强受助者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决心，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受助者解决问题，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促进其全面发展。
总体而言，社会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助人服务，助人是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这一功能的实现与群众工作的功能和目标完全一致，补充了群众工作，加强了社会管理。
3.加大社会工作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力度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任务。基于中央对社会建设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构思，《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纲要（2010～2020）》中专列“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一节，提出培养造就一支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划。到2015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到2020年，社会工作人才总量达到300万人。按照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标准，专业社工占总人口的比例一般在2‰～4‰或以上，目前北京取得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0.3‰，这个数据在全国的平均水平更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可创造占社会总量10%的就业岗位，而在中国这一比例还不到1%。如果按照人才规划目标，我国社会工作人才缺口更大。并且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对社会工作人才的需求将越来越大，社会工作人才规模亟待扩大。
社会工作不仅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职业，同时更是一种培养社会管理人才的专业。社会工作人才是现代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大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的力度并用好社会工作人才，有助于社会管理的顺利推进。培养社会管理人才就是培育和发展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是指就业于社会管理各职业领域的人才队伍，主要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公办社会事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以及非营利民间社会组织。社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则是指以各种非职业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的人员，具有代表性的是各种志愿者队伍。专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主要是指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包括职业化社会管理人才队伍的专业化[14]。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职业化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实现专业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常规教育体系培养，二是大力加强相关培训。
[1] 宋国恺，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社会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社会工作系副主任。
[2]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0页。
[3]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0～38页。
[4] 中新：《中国失能老人达3300万 农村留守老人达4000万》，2011年3月2日《广州日报》。
[5] 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2008年2月27日。
[6] 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7] 陆学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1年3月1日《光明日报》。
[8]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137～139页。
[9] 习近平：《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根本性工作》，http：//www.xinhuanet.com，2011年2月24日。
[10] 徐永祥：《现代社会工作与和谐社会》，2005年5月24日《光明日报》。
[11] 文军：《和谐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变革力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12] 王思斌：《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结构性张力与适应性发展》，《社会工作本土化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93～100页。
[13] 阮曾媛琪：《推进社会建设必须加强社会工作——以香港为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14] 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2011年2月23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