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逐渐认识和反复的过程
俞先生晚年从理智和良心两方面解剖自己早年的研究，探索新的研红路子和红学真谛。他几十年来的不断思考并没有受到大家应有的重视，倒是那最后的一句话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他在晚年这样说：
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于辞达。[1]
这段病榻上的话虽不排除是在他精神并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所说，但也应该视为意识清醒的语言，绝不能像有些人那样视为“病中的呓语”，也不是“走火入魔的极端”，更不是畏惧或一时随兴之言，而基本上是长时间思考所得。他的认识较之早年更深化了，《红楼梦辨》中初露萌芽的思想在晚年开始清晰起来，使隐含在早年的否定中的合理内核得到了发展。
一 对胡适的否定
俞先生这句话一出口，即被埋没在一片惊疑声中。然而，大家所关注的多是他对自己的否定，于是就有人担心他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受到了批判而重演“蛇与井绳”的故事，说出了有违自己真心的话。
假如我们重读1954年对他的批判文章和对他的指摘的话，肯定不难看出，当时批判的重点是他用了所谓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而且“从抽象的艺术观点出发”去研究《红楼梦》，忽略了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云云，“《作者的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两篇文章，在1954年以后招致的批判最为猛烈”[2]。
可是就在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为俞先生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俞先生对《红楼梦》研究工作提出三条意见，其中之一就是强调：
《红楼梦》本身属文艺范畴，毕竟是小说。今后似应从文、哲两方面加以探讨
再一次明确而毫不避讳地指出红学研究要向文学性、文艺性方向发展。对于曾遭全国性批判的观点尚不避嫌，不加掩饰，对一个小小的后四十回看法难道就要怀揣避祸之心而虚与委蛇吗？而恰是这一“从文、哲两方面”探讨《红楼梦》的观点，才真正顺应了红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成为用文学、美学方法研究《红楼梦》的早期预言和思想指导。
正是因为当初他在《红楼梦辨》中所列举的二十条“续书”与原作“貌合”、符合作者原意的证据和一些非常明显的对后四十回认可的语言如“（后四十回）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3]等，说明了当时在《红楼梦辨》的否定中就带有肯定的合理内核。俞先生早年虽然反对续书，虽然认为续书是貌合神离的，而他的理性让他在深入研究之后，到晚年对自己曾经的武断和先入为主开始有了反思。
但是，否定自己并不是关键，上文我们就说过，俞先生早年的否定的基础就是对后四十回的成见，而成见产生的根源就是对胡适的“高鹗续书说”的绝对认定。可以说整个一部《红楼梦辨》都是建立在胡适“高续说”基础上的，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对后四十回的批判就根本不存在。所以，俞先生自己的观点还在其次，关键就在于他对胡适这一重要结论的看法。
很明显，在反思中，他首先否定的就是胡适。否定胡适的说法，就等于否定了自己早年观点的基础，根基都动摇了，还谈什么别的？如果俞先生说那番话是另有不可言说的原因，那么他大可只提自己的功过是非，完全没有必要拉扯上胡适。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观点的来源，看到了自己是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下展开的思考，而要澄清真相，就必须挖出根源。所以我们说，俞先生晚年的否定是根本性的，对《红楼梦》研究来说，其意义是划时代的。
二 否定之后的犹豫和反复
否定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俞先生的思想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推进，虽然还有犹豫，还有反复，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发展的。
早年，俞先生在《红楼梦辨》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续书的不可能”，他说：
我以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我宁可刊行一部《红楼梦辨》，决不敢草一页的《续红楼梦》。
为此，他详尽地论述过书不可续的原因。这是他早年彻底否定高鹗续书的价值的关键处之一。
但俞先生很快就在另一篇写于1925年2月7日的《〈红楼梦〉的修正》一文中就胡适的考证发表意见，希望不要忽视《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特征，不要以“呆的方法”去考证等。那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的基础是不十分可靠的。在对胡适观点的怀疑与对自己看法的反观中，不断加深认识。
接着，1948年他在《关于“曹雪芹的生年”致本刊编者书》中说：
《红楼梦辨》一书，近来很有人要找，我想任其找不着也好，因这书可存的只有一部分，如考证八十回的回目非原有，后三十回的推测，其他多失之拘泥，讹谬传流，大非好事。[4]
1950年俞先生作《红楼梦研究序》，又对《红楼梦辨》的绝版表示：
我方且暗暗地欣幸着呢，因出版不久，我就发觉了若干的错误，假如让它再版三版下去，岂非谬种流传，如何是好。[5]
1953年他在《论红楼梦的著作年代》一文中说：
自一九二三年《红楼梦辨》出版以后，我一直反对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考据法，因而我对这旧版自己十分不满。书中贾家的事虽偶有些跟曹家相合或相关，却决不能处处比附。[6]
俞先生对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高位思考发生在1964年，他对“高鹗续书说”表示出了极大的怀疑，并清楚地提出：
这里不妨进一步说，甲、乙两本皆非程高悬空的创作，只是他们对各本的整理加工的成绩而已。这样的说法本和他们的序文、引言相符合的，无奈以前大家都不相信它，据了张船山的诗，一定要把这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塞给高兰墅，而把程伟元撇开。现在看来都不大合理。以前我们会发现即在后四十回，程高对甲乙两本的了解也好像很差，在自己的著作里会有这样的情形，也是很古怪的。[7]
但是，1986年俞先生应邀到香港，其间接受采访时，他又表示“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仍然坚持了他早年的看法：
我看是高鹗续作。后四十回文字上是很流畅的，也看不出很大的漏洞，但关键是人物的观点和内在思想明显看得出来是和前八十回不一样……
而到了晚年，他的外孙韦奈说：
（俞先生说）“要重新评价后40回！”事情至此总算有了一点眉目，他不满意他和胡适对后40回所作的考证，不赞成全盘否定后40回的作法。这一想法，早在他病前就多次提及。[8]
病榻之上，他仍然惦记着这件事，
自6月中旬开始，……他的话题逐渐接近实质：“要重写后40回。”……他还是放不下那让他大吃苦头的《红楼梦》！……“文章由四个人写，你（韦奈）是第一，俞成第二，我第三，韦梅、先平第四，写好后送香港发表。”……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批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9]
晚年的俞先生没有拘守过去的否定，而是将早年的合理内核发展、深化了，并有某种程度的超越，他对韦奈说[10]：
你细读前80回，就会发现有很多问题。而且曹雪芹没有把这部作品完成，原因可能很多，但你说是否有可能是他根本写不下去了呢？……前80回铺得太大，后面要收住，的确不容易。所以我说高鹗很了不起，你知道有多少种续书的版本吗？惟有高鹗是成功的。不管怎么说，《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如果只有80回，《红楼梦》能否有现在的影响都很难说。
他能在晚年说出这番话绝非偶然，这正是对《红楼梦辨》不断深入思考的结果。有人评价说：“这是一个纯净的学人思索了一生的学术结论，特别发人深省，催人梦醒。”[11]
俞先生晚年开始认为《红楼梦》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大方向都是好的，也都不是没有问题的，前八十回也有不少问题。这种对前八十回的看法可以视作20世纪80年代的前驱言论，在人们已经习惯对前八十回大唱颂歌的时期，俞先生就能开始从全新的角度看待前八十回，实在是一种创举。而再细推认为这样是不可理解的遗憾的说法，也都是出自个别急功近利，对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抱有极其激进观点者之口，正所谓“夏蝉不可语于冰”，对《红楼梦》没有理解到俞先生理解的地步，又如何真正去理解俞先生呢？他们对后四十回的不公说法也就不足为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