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段论”的反推和《红楼梦》的文艺性研究

一 “三段论”的反推

俞先生早年的一个最坚定的看法就是“凡书都不可续”，只要是续书，都是不好的。哪怕是他认为写得很像的，“仿佛原作”的文字，也都因为不是原作者，性格不同，而认为是“貌合神离”的东西，不肯真正承认那些所谓续写文字的好处。但他这个观点是以一个基础论点为依托，即：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

我们先用“演绎推理”中“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方法来概括一下俞先生早年的观点：

大前提：凡书都不可续，只要是续书，都是不好的。

小前提：《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高鹗续的。

结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不好。

而俞先生后来的看法是：要重评后四十回。认为自己过去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说：

在程高未刊行《红楼梦》以前约两三年，已有全书“秦关百二”的传说，即已有了一百二十回本。……我前在八十回校本序言上说：这后四十回，不很像程伟元高鹗做的，至今还是一个谜。……大概可以证明，后四十回并不是高鹗一手做的，这自然还需对全书进行努力的研究，和对其他各本作仔细的比较才行。^[16]

20世纪70年代，学界兴起“崇曹贬高”说，尤其是周汝昌对后四十回的极端态度，俞先生早就曾表示不满，他作文说：

程高整理《红楼梦》，虽非原稿之真，却从此有了一个比较可读的本子，二百年来使本书不失其为伟大。功绩是很大的……^[17]

他的儿子俞润民在回忆文章中说：

……他最后一年和我讲的：他说早年和一些人研究《红楼梦》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分开，虽然这是应该做的，但也是腰斩《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功绩也不应磨灭。他说很想再写些论后四十回的文章，可惜已无力完成。……但从文字看，由八十回至八十一回毫无续书痕迹，……所以他认为应该再写评论文章，一直至他第二次发病，神态已不如以前，仍念念不忘这些事……^[18]

这些不仅说明他晚年的说法同有些人认为的健康和神智问题没有多大关系，更重要的是，他的“结论”开始有了变化，认为后四十回是好的，《红楼梦》所以能在二百年里保持了它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了后四十回。

那么“结论”有了根本的变化，“小前提”，即《红楼梦》后四十回是否是续作就有问题了，这正是俞先生晚年的贡献所在，他并没有明确地表明后四十回作者就是曹雪芹，但也不再认为铁定是高鹗。而是留出了空间，希望能够继续努力地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对自己早年看法造成的后果的一个修正，是客观的。

二 倡导《红楼梦》文艺性研究的实质

《红楼梦辨》中那些否定的结论中就已经包含了肯定的因素，已经存在价值认可的萌芽（即他举出的二十个后四十回中与作者原意相符的例证），只不过俞先生当年没有承认和给予重视而已。但俞先生很快就在另一篇写于1925年2月7日的《〈红楼梦〉的修正》一文中就胡适的考证发表了意见，希望不要忽视《红楼梦》作为小说的艺术特征，不要以“呆的方法”去考证等。

而为后四十回正名，就是使他自己倡导的留意“《红楼梦》小说的艺术特征”、“从文学、哲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得到深入贯彻和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一体性，即重要价值逐渐得到的普遍认可和赞赏，代表了《红楼梦》文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化研究的深化。二者是不可分割，息息相关的。

俞先生对《红楼梦》的思考经历了这样的几个阶段：

1.认定“高续说”之后，否定后四十回的阶段（1922）。

2.认识到《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艺术特征，潜在地否定“自叙传说”的阶段（1925始）。

3.重申从文学、哲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1986）。

4.重新评价后四十回（1990）。

在俞先生的思考过程中，后四十回问题一直和《红楼梦》的文艺性研究是紧密联系的。用发展的眼光看，他觉得对后四十回的重评是早晚的事，因为《红楼梦》的研究要向着文艺学、美学的方向发展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必然，因此，他提出重评后四十回问题，绝非偶然。

几十年之中，俞先生曾多次说自己越想越“糊涂”，其实，应该说1986年讲话前所谓的“糊涂”正是体现了俞先生思想的一个渐进过程，他对《红楼梦》的内涵和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不断提出疑问并同时寻找着合理的答案。“糊涂”并不是全盘的无知和误读，而是对个别问题的更深一层的思考和再认识之前的一种思维未定的状态。

如果我们能够从全局出发，纵观近些年来红学界的普遍心声，就会发现，《红楼梦》研究进入美学研究阶段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早已是大家的期待和多年的企盼。这里不妨将俞先生在1986年的重要讲话再重申一次：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未知然否。^[19]

那时他已经开始意识到“后四十回作者是高鹗”的基础是不十分可靠的，所以，他在晚年说“要重评后四十回”，正是对他当年立论基础的一个否定，这是他长期（从1922年《红楼梦辨》出版到1990年“遗言”）思索的结果。

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王国维开始，大多数人都基本上肯定了后四十回的悲剧性，连俞先生在对后四十回批判得最为猛烈的《红楼梦辨》中也赞扬后四十回“保存了悲剧的空气”。可以说《红楼梦》的这个悲剧性，使得它具备了成为不朽的名著和经典的可能。英国文学批评之父约翰·德莱顿认为悲剧中的人物行为应该满足两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要“完整”，要有“自然而然的开始，一个中局和一个结尾”。《红楼梦》是小说，在它的完整性受到质疑的时候，还能谈什么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批评与分析呢？

俞先生“《红楼梦》现在是完整的”，“要重评后四十回”的想法和他1986年的讲话中要求用文学、哲学观点研究《红楼梦》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承认了后四十回的文学价值、《红楼梦》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就一定已经认识到了用文学、哲学的观点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要实现用文学、哲学观点研究《红楼梦》，就必然要重评后四十回，要把《红楼梦》当作一部完整的作品来看待。

俞先生的最后看法是高于有些当代研究的，他对早年观点的否定和认识的长足发展已经为证明后四十回非高鹗续提供了十分充足的依据，虽然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最后还有彷徨，但已经靠近了真理。前辈们一直以来辩证的思考方式和学术良知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启迪，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丢掉包袱和束缚，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