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文化民族主义

学界近年对文化民族主义关注较多。一般认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起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问题，其主要内涵是忠诚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并希望通过复兴或创造性重建本民族文化，抵御外来“异质”之侵略，以民族文化的复兴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拯救与振兴。至于“全盘西化论”，因为它是“一种支持激进政治民族主义的偏激的思想主张”，当然就不能归属于文化民族主义之列。^[57]郑师渠、郭洪纪等人为这一问题的理解提供了基本框架。^[58]

近年来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又有深入。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及其学生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较有代表性。尤其杨思信在其论文和著作中，对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成因、流变和历史地位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分析，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和文化“双重危机”的产物，“是对近代西方侵略和国内知识界西化倾向的一个历史性反应”，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种进步思潮。在时序上可将它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分为“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及后‘五四’”四个阶段，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防止国内西化思潮的泛滥、提高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觉性与自信心以及推动传统学术近代化诸方面，文化民族主义均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同时，由于浓厚的民族文化自恋情结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也表现出消极、保守的一面。^[59]总体看来，杨著是对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论述。然稍显不足的是，它对后“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如本位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等的研究只是在余论中作一简单交代，对其发生的政治文化背景、基础以及发生机制、内涵与本质并未深究，对20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亦未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张汝伦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的观点，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认为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始于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但“他们不是要被动地保存固有文化，而是要通过对国粹的研究，给现代中国找到一个立国的精神根基和民族的内在生命力”，所以“研究国粹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反清排满，在中国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和对传统的态度都表现出现代性的特性，传统文化“完全是一种传统的现代建构，或现代建构的传统”。因此文化民族主义并非“保守、落后”，而是表现为批判传统和追求现代性两个基本方面。不过，他又提醒说：“一些伟大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往往赋予自己独特的历史使命”，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似乎也暗暗地赋予了中国拯救世界的使命”，这就有可能使其演变成种族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故文化民族主义又必须坚持文化的自我批判。^[60]

与张汝伦的观点有些相对，许纪霖认为文化民族主义效忠的是本土文化。他以梁漱溟为个例，分析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实践品格，称其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价值形态的文化，倒不如说是社会结构形态的文化，与其说是修身养性之学，倒不如说是经世安邦之道”。从文化本体直到社会设计，文化民族主义者以其“强烈的本土文化卫护精神”，“力图修正中华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以至最后否定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回归到传统的乌托邦王国”。文化民族主义虽不拒绝西方的科技成果，但“始终以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顽强地拒斥现代化背后的若干重要卫护元素，因而具有深刻的保守性格”。^[61]但后来在对梁启超和张君劢的分析中，许纪霖又肯定了他们追求自由民主的现代价值。这可看作是他对以前某些观点的修正。^[62]

另外还有人认为，凡从思想文化入手思考、探寻中国问题之解决和民族国家之复兴者，皆可列入文化民族主义范畴。这可看作是在上述文化民族主义定义和内涵基础上的扩大和延伸。早在1993年，唐文权就已在其论著中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他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解。^[63]曹跃明等则明确了文化民族主义两个层次上的含义：一是“以传统文化为尽忠对象，视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依此，“我国传统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新儒家都可归于这一类”；二是“不论是发扬或是攻击传统文化，他们都认为只有从思想文化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64]按第二个层次，不论是批判传统文化的西化派还是传统文化的维护者、发扬者，都可划入文化民族主义的范畴中来。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亦持相同的观点。虽说关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的探讨只占其很小的篇幅，但该著还是明确地指出，由于民族与文化的危机，中国人在关乎“传统文化向何处去”的历史性命题面前，“不同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此种反应可视为民族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体现”，故都可称为文化民族主义。它既可包括“辛亥革命前的国粹派”“民国初年的保守派”，也可指涉“民国初年的新文化派”。他们“都从文化的观点立论，对文化危机做出反应”。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甚至走向对立，但都是“以整个民族、国家的利益为最终取向”的，因此“皆可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者”。^[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