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民族、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民族主义等主题，近年来为国内外学界重点关注。本书拟自分析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入手，进而讨论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等问题。

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大体可从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来理解。前者主要指由外强入侵而引起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后者则主要表现为近代中国境内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对外为反抗列强侵略，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对内为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然基于近代中国之内外复杂情势，两者仍有主次轻重之别。简言之，其对内一面须待由外而来的民族危机之解决。

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民族压迫和挑战、传统政治文化系统与帝国体制的崩溃以及中国被动纳入现代化进程，构成了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发生的主要背景。由此而起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出“外源型”的特征，且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最强大和持续的动力，主导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创建的历史。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指向，一为反抗外强的救国观念及其社会政治实践，并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和方式，要求中国在世界民族与各类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另一则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建设，即谓民族主义不仅关乎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而且还包括在阶级、种族、政制、社会经济甚至民主、自由价值和共和国等方面的直接要求。

早在20世纪初，梁任公曾界定民族主义为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谓“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且从法权意义上，梁氏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解框架，在人类学及政治学的意义上，将民族组织系统和国家组织系统有效地统合起来，强调民族主义为民族国家建构之必经阶段，他说：“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1]任公之论，影响深远，对应了近代中国民族问题之解决，他亦被视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

事实上，自晚清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等至20世纪上半期之陈独秀、胡适、李大钊、梁漱溟、张君劢诸贤及各派政治力量，关于中国问题的观念主张或行为表现，条分缕析后，皆可见其民族救国建国之直接指向。在他们看来，中国自19世纪中期真正遭遇到“民族问题”之后，“民族国家”就成为定义中国“民族”最主要的依据。“民族国家”成为解决中国其他问题如民族间权力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各民族间关系的恰当处理和各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等的必要前提。

综观贯穿近代中国百年来之民族主义，可谓体系庞大，内容繁复，表现多相，以本书有限篇幅，自难全面展开讨论，而仅能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语境下民族问题的形成，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结构及具体运作等作一初步考察，冀能揭示20世纪上半期围绕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主题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不同面相。

本书主要分为七章：

第一章主要是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状况的学术史清理。目的在于陈明既有研究在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上的某些局限，进而明确“在中国民族问题的发生、发展和民族主义演进的语境中解读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的内在关联”的必要性。

第二章主要就本书所涉之民族、民族问题、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联作一简要阐释和分析，以为后文展开确立相关的概念基础。

第三章分析了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主要是传统中国逐步走向现代化——由“天下”而“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中的问题。它既关涉民族国家建立、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同时亦包含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间平等关系的建立等问题。其二，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之产生及其应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改良”与“革命”两个路向，尤其强调孙中山等人开创的“革命”民族主义在其后中国社会和政治运作中的重要影响。

第四章论述“五四”运动作为一次政治和精神事件，表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民族建国的新开端。在政治上，它要求反帝反军阀以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和尊严，要求民族独立与社会公正；在文化思想的观念层面，它倡导民主、科学和现代理性，改造民族性，重建国民新的意义系统和精神秩序，以推进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第五章试图说明在近代以来民族救国建国的历史要求和时代氛围之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逻辑上的“天然”紧张在很大程度上被具体的民族国家危机所“消解”，近代中国的现实政治要求自由与民族两种价值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互动结合，以及“自由”在近代中国历史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被赋予具体内容。从严复、梁启超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体都肯定并服膺民族国家的正当诉求而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普遍的精神主题。但他们关于民族国家的理想设计和政治、文化努力，及其让人难以感到乐观的实际效果，又反映了中国式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具体语境下所面临的内在困境。

第六章主要分析20世纪上半期文化民族主义关于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文化理解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努力。作为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一个重要参与，文化民族主义坚持民族传统与历史文化之于民族国家建构的积极意义。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本位文化派和战国策派等，在理论建设和文化实践上或各有所取，但也有其甚为明显的共通之处，即在从民族文化的“创化”中探寻现代中国的出路。然其所思、所虑、所为，如第五章所论之自由知识分子的民族国家关怀，在近代中国实际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情境中，其民族建国目标亦难实现。

第七章从民族主义的类型比较角度，初步探讨国共两党作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主要政治力量，在近代中国具体历史中各自民族主义的组织和运用，以及通过各自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及制度安排来表达各自具体的民族建国规划；讨论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意识形态体系和社会运动，在“五四”后民族建国过程中的运作与变化。

本书之结束语，主要说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其兴起和演变，与中国民族问题之历史环境和社会政治条件密切相关，既有反抗外强的直接目标，又具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与文化内涵。虽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但也为民族自我实际所规定。故中国民族主义在发生原因、表现形态、具体构成、性格特征甚至目标诉求上皆有异于西方“内源型”的民族主义。这也正体现了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复杂性。

最后本书认为，对于当今之中国，只有建立在近代中国之救国建国的历史经验基础上，尊重各民族生存和发展，反对狭隘、极端和以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为特征的，既维护国家统一、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又充满理性和开放意识的民族主义，才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正确方向，才具有积极意义。

[1]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吴嘉勋、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