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自20世纪50年代末，不少学者研究19世纪末清政府与中国商办企业的关系。^[2]有关研究主要强调受政府资助的企业存在严重的限制，尤其与明治时期的日本比较，导致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努力蒙上阴影。

有关研究的另一个主题是政府的负面角色。费维恺认为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3]段本洛主张“商股投入官督商办企业，无异掉进陷阱”。^[4]学者们坚称官僚对企业金钱上的压榨，严重阻碍近代企业的发展。^[5]陈锦江声称因为政治凌驾于经济发展之上，经济方面常出现不济的决定。^[6]另有学者论证政府的角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是负面的。^[7]

然而，近期的研究更有系统地重新评估近代中国经济的本质。原有的看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但是罗威廉、^[8]郝延平、^[9]罗斯基、^[10]Loren Brandt及科大卫^[11]等人的研究对此看法提出挑战。罗斯基看到制造业、商业银行及海陆运输均有明显的增长。再者，他不认为政府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相反，他认为无论好坏，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轻微。帕金斯^[12]及白吉尔^[13]亦有类似的看法，他们相信中国政府并无能力帮助工业发展。

政府压榨论的主要问题是，提出的学者们没有探究政府政策的实质演变，亦没有将涉及的企业放在历史的背景中进行研究。可是，现在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更能理解复杂的历史，它由19世纪中商业民族主义的兴起及外商竞争引致的新环境所共同构成。

本文探讨的个案，是政府在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的现代化企业之一——的发展上的角色。招商局是满清官僚与华商一起为对抗西方在华轮船业的入侵，所进行的一个独特而混杂的实验。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合资公司，它采用的企业制度有别于传统中国商业习惯。招商局依据早已建立起来的官商合作的互利模式而成立和发展。^[14]在较早的例子中，政府招集商人、团体或物资，以不同的官督商办方式，营运各种合资企业。

1872～1884年，招商局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剧变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努力将官商合作的旧模式和新的合资企业制度融为一体，结果失败了。但这个实验显示1872～1884年，当营运管理由商人负责，而政府同时提供资助及漕运专营权时，招商局曾兴盛一时，但当政府由1885年起逐渐加强插手局务后，招商局便日见衰落。

本文将分析由1872年招商局成立至1902年间，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亦将说明满清官僚尤其是李鸿章，对管理招商局所采取的不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