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熊月之
轮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规模大、历时久、变化多的民族企业。对这一企业历史的研究是个大题目，也是个难题目，涉及特广，资料特多，起点特高。政府与企业关系、官员与商人关系、官员与官员关系、商人与商人关系、不同航线的特点及其相互关联、总局与分局的关系、中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关系，还有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头绪纷繁，问题丛集，这些都要研究。资料浩瀚无边，在国内则分散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香港等处，在国外则分散英国、美国、日本等处，相当一部分还堆在图书馆、档案馆的角落里，尘封土埋，没有目录，难于查考。正因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事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谁都知道轮船招商局课题的价值，但谁都不敢从整体上去碰它，可谓“老虎吃天，无从下口”，只能退而求其次，对它进行局部或片断的探讨。
黎志刚是敢于吃天的第一只老虎。他的博士论文，题目赫然就是《国家和中国第一間公司：轮船招商局》。1993年，这篇论文获得亚历山大·格琴克郎奖，那是美国经济史协会颁给最佳非美国经济史博士论文的奖项。能获此殊荣，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获奖以后，不止一家出版社希望出版他的论文，许多朋友不止一次地询问他论文出版情况，我以前每次见他也会问及这方面情况。但从那以后，五年过去，十年过去，近二十年过去了，还是未见其博士论文问世。原因呢，他一会儿说还有某处档案没有看完，一会儿说还有某处码头没有考察过，一会儿说还有某个观点还在推敲。他是论文完美主义者，不到他认为的尽善尽美程度，是不肯拿出来的。
敢于碰硬，可见他的勇气；成果优异，可见他的才气；追求完美，可见他的豪气。
志刚兄是我十分钦佩的学者。他出生于香港，学成于美国，执教于澳洲，先后师从全汉昇、刘广京等著名学者，是刘先生的得意门生。我曾在志刚就读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有机会时常向刘广京先生请益。刘先生每次与我说起志刚，总是春风满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说到什么没看到的新书，他总是说志刚会知道；说到什么难查的资料，他总是说去问志刚。在他心目中，志刚是无所不知的百事通，是学术信息的活字典。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志刚兄对于史学研究，早已由好之转入乐之阶段，甚至进入痴迷状态。他多次搬家，从香港到美国，从美国西部到东部，再从北美到澳洲。每次搬家，都是未搬人，先搬书，未买住房，先买书房。他收藏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专业书，一定远远超过昆士兰大学图书馆的收藏。每到一处，他的最大乐处就是跑书店、图书馆、档案馆，还有就是与学者交流。每研究一个课题，资料必求穷尽，征引必求周详，论述必求精当。他花了很多年时间研究头发问题。头发！怎么研究？古今中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不同性别，无不涉及。他从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美学、文学等不同学科入手，爬梳资料，实地访问，钩稽串联，融会贯通，做出了一篇气势宏阔、学理深邃的大文章。他曾应邀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演讲关于头发的研究，广征博引，头头是道，真是人人眼中所有，而人人脑中所无，由此可见他过人的史才与史识。
志刚治史有一鲜明的特点，即他对于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的情况都很熟悉，没有隔膜。不可否认，哪怕是研究同一个课题，中西学者关注的焦点、进入的路径，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问题，在西方学者那里，早已被视为明日黄花，不再关心，但是在中国学者这里，还是久谈不衰。原因很简单，各自的社会特点、时代特点、学术语境不一样。志刚生活在西方，又很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现实，也了解中国的历史，可以很自然地做到视野融合，视通万里，思接千载。这种视野融合，让他在中西学术界能游刃有余，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
勤于积累，邃于思考，慎于发表，是志刚的治史境界。此一境界，决定了志刚出手不凡。本书收录的关于轮船招商局的论文，可以说珠玑满篇，卓识纷呈，每一篇都有独特贡献。以首篇《超越家族的信任与合作》而论，这是关于“公司”一词翻译的研究，如果不仔细阅读，望文生义，会以为是对于英文company翻译史的交代。但是，细读一过，才发现论文有重要价值。作者以丰富的资料、细密的考订，说明“公司”一词是华人首先创造的，其释义“公共管理”与中国家族文化血肉相连；说明早期在东南亚华侨中的公司与日后在广东的公司内涵有所不同，近代早期的公司与清末公司法颁布以后的公司内涵又有所不同；中国人理解的公司与西方人的公司也有所不同。书中关于清政府与招商局的关系、李鸿章与招商局的关系、招商局国有问题、招商局管理问题等等，均在资料上有突破，论述上有新见，都将相关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志刚兄是我的好朋友，交往近30年。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历史所还在徐家汇，一天，我忽然收到一封海外来信，收信人写作“熊月之小姐收”，寄信人就是黎志刚。那时，我在做一点关于郭嵩焘的研究，他也在做同样的题目。不知道他从什么途径知道我的单位，又以为名字里有“月”字的人一定是女性，就写了那封信，闹了那个笑话。那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学术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他总是热情相助，问一答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得到他许多帮助。他的论文集出版，让我先睹为快。读他的论著，是一大乐事，增知识，长学问，有收益，也会从他的治史境界中，反照出自己的不足。以上这些文字，是我多年读他论著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与读者共享。
是为序。
2012年3月28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