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万国衣冠、络绎不绝——海洋文明与粤商创新
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广州成为与西方威尼斯齐名的著名世界级贸易城市、东方第一大港和中国对外通商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广东自秦汉以来就从未中断过海洋商业活动，在上千年的海上贸易历史进程中，粤商形成了有别于内陆商帮的浓郁的海洋文明。本节首先回顾广州在千年海上丝绸之路过程中的概况，进而讨论海上商业历史中的冒险精神和兼容精神，最后分析上述海洋文明精神对粤商创新的启示。
（一）屹立千年的“东方第一大港”——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
广东面临南海，地处亚太地区海上航路的要冲，境内有珠江水系纵横其间，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还是内地，交通都十分便利。秦汉以来天下繁荣，东西方贸易不断，形成了“陆路”和“水路”两条主要的商业交通大动脉。其中“陆路”由长安出发，经沙漠到达阿拉伯地区和地中海沿岸。而广州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海上丝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商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不仅仅运出丝绸、瓷器、糖和五金等出口货物，还运进香料、药材、宝石等进口货物。海上丝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1.秦汉时期：古越人的南海贸易
广东的通商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朝以前的古越人时代。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南越先民自古以来就与水上活动结下不解之缘。在秦统一全国以前，古越人就以擅长“涉游刺舟”而著称。据战国时期的《逸周书》记载，伊尹奉商王汤（前1617～前1588年）之命，令正南（今广东地区）“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由于出产珠玑和玳瑁的正是南海地区，因此可以据此推断，殷商控制的南方地区已与南海地区发生贸易关系。
秦帝国建立之后，其军事上的航运需要有力地推动了岭南水运的发展。秦始皇派遣五路大军南征，主要经由民间早已存在的水道商路。为了转运军饷，曾对一些河道作了疏浚，尤其是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海运于河运之后兴起，随后便可以沿着海岸做长距离的航行了，南海区域内已“无远弗届”。《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汉初的十九个大城市，其中尤以广州等九个为最重要。“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由此可见，广州当时已是集散南海各地奇珍异宝之都会。《汉书·地理志》则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图1-1 海上丝绸之路
从汉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逐渐成形，航线贯通了东南亚各地及印度洋彼岸，如南亚的中南半岛、印度、斯里兰卡、红海、地中海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前111年冬，汉武帝派遣宫廷驿长率领众随从，带着大量黄金、玉器和丝绸从徐闻、合浦到达印度半岛东海岸的黄支国（今印度），在那里交换“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此后，异域的商船也绕过马六甲海峡载货到广东进行贸易。公元166年，大秦（罗马帝国）王安敦遣使来汉朝，开始了两国的海路交通，随后两国则通过天竺（今印度）开展海外贸易。
2.三国两晋南北朝：大秦、天竺和狮子国
三国期间，孙吴新开辟了从广州起航、经海南岛东面进入西沙群岛海域的航线，使广东航线从此由沿海岸航行进入了跨海域航行的新阶段。公元226年，来自罗马的商人秦论到建业拜见孙权，并表示要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同年，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前往林邑国（今越南中部）、扶南国（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等地访问，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等地的联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时期。通过广州来中国经商的国家和地区大为增加。据记载，这个时期从广州由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海外贸易的地区包括东南亚、孟加拉湾沿岸、阿拉伯沿岸、波斯湾、红海、地中海、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广州与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南亚次大陆国家的航线已经常态化和稳定化。广州成为当时商贾及朝廷命官发财致富之地，有“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一说。
3.隋唐五代：“菩萨蛮”风靡羊城
隋唐五代是广州海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期。就全国而言，唐代之前，对外交通贸易以陆路为主的、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最为典型。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处于次要的地位。隋唐之后，海路之重要性已居于陆路之上。公元8世纪前后，由于阿拉伯商人在海上贸易的兴起，形成了以东方的唐帝国和西方的阿拉伯帝国为轴心的国际海洋贸易圈。原为南海交通首冲的广州，这时已跃升为东方世界的大港。广州繁荣一时，被视作“金山珠海”之地，为海内外所羡慕。
唐时期，广州对外贸易发展到一个顶峰，旅居广州的外商数量一度达到全城人口的30%以上。“菩萨蛮”就是唐代广州人创造的词汇，是对波斯妇女的称呼。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在《开凿大庾岭路序》说“海外诸国，曰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赡江淮之求”。唐朝政府和居民对待海外贸易的开放性态度和对人才流动的包容性，体现了唐王朝作为世界级大国的强大和自信。
4.宋元时期：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唐代奠基的对外贸易自由的政策，在宋元两代又得到了推进。当时中国与南洋和波斯湾地区有六条定期航线，这些航线都集中在广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条航线叫“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起航，越南海、印度洋、波斯湾、东非和欧洲，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000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广州港市的景象，诚如刘禹锡所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在元代，政府依然对海外贸易持鼓励态度，并制定了一系列开放政策。阿拉伯旅行家白图泰在其游记中记载到：“泰尼克兰（广州）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由陆路途经中东，于1275年到达元朝帝国首都。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访问过当时中国的许多古城，到过西南部的云南和东南地区。后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回到威尼斯，之后，写下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述了他在东方最富有的国家——中国的见闻，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强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明清时期：封建帝国与工业文明的唯一接口
明朝初年，为巩固刚建立起来的朱氏皇朝的统治地位，防止海外侵扰，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然而在明朝实行“海禁”的同时，广州仍设市舶提举司，所谓“朝贡”贸易仍然进行。永乐三年（1405年），广州兴建华丽的怀远驿，在十七甫路建房一百二十间，招徕贡舶，安顿外商。
清代，依然奉行海禁政策。清初为消灭郑成功父子的抗清势力，曾实行“坚壁清野”式的迁海令。收复台湾之后，清王朝取消禁海令，并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设粤海关，开海贸易。随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关闭江、闽、浙三关，指定广州为独口通商口岸。由于明清以来世界工业文明时代到来，全球贸易发展迅猛，而广州作为清王朝和世界工业文明的唯一接口，其对外贸易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6.评论：1300年的海洋商业文明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在历朝代间略有所变迁，主要包括徐闻（今广东省雷州市）、合浦（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广州和泉州等地。从公元3世纪30年代起，广州取代徐闻、合浦成为海上贸易的主港。南宋中期以后，泉州港又超越广州港成为第一大港。元代的广州港为仅次于泉州港的全国第二大港，世界上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有140多个。宋元时期，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曾说广州已经比当时世界著名商贸城市威尼斯大3倍。明朝初期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唯一向大部分国家开放的通商港口，重新成为全国第一大港。换言之，广州在晋朝（约公元350年）至南宋中期（约公元1200年）、明朝初期（约公元1400年）至鸦片战争（公元1842年）长达1300年的时间内一直是中国对外交流贸易的第一大港。
海洋文明赋予了粤商独特的商业创新特征。第一，海上航行存在巨大风险，但同时又有强烈的财富吸引力。例如在马可·波罗所描述的“东方的国度中国的地板都是黄金铸成的”的诱惑下，哥伦布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东方贸易之旅，竟然发现了美洲大陆。可见海洋文明的创新精神要素之一就是勇于开拓和富有冒险精神。第二，海洋商埠自古就是百川交融之地，而跨国贸易更是历经百国，体验了各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吸纳了各种文化特色，在这种“镜花缘”式的海上贸易中，形成了海洋文明另一个重要的创新精神——兼容并包、接纳创新。
（二）“勇敢者的冒险游戏”——海洋文明的冒险精神
海上航线的开拓是生命和冒险的传奇，每一条新的航线的开发都意味着死亡和毁灭的代价。在15～16世纪航海大发现之前，粤人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上开辟了许许多多的航线。这是勇敢者的冒险游戏。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更为艰难，路途更远，不确定性和风险更大，但是船舶的运输量更大，利润也更为可观，因此吸引着大量的粤商铤而走险、争先求利。
1.从多摩梨帝国到“广州”：公元409年的海上历险记
尽管关于海上贸易航行的直接描述史料并不多，但东晋末年往天竺取经的僧人法显却在其著作《佛国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乘坐商船从多摩梨帝国沿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返回“广州”的旅程，堪称我国最早的“航海日志”。时至今日，我们仍旧可以通过法显的记录来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海上历险旅程。
法显的海上旅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塔姆卢克）“载商人大舶”前往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这段航行还算顺利，不仅海面平静而且还“得冬初信风”，因此在经历“昼夜十四日”后即到达狮子国。
第二阶段由狮子国“载商人大船”前往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法显乘坐的船上“大可有二百余人”，而且大船还“后系一小船”，因“海行艰难，以备大船毁坏”。结果刚“东下二日”，“便值大风”，导致“船漏水入”。这时大船上的人“欲趣小船”，而“小船上人恐人来多”，便拿斧头砍断了连接大小船的绳索。于是“商人大怖，命在须臾”，纷纷“取粗财货掷入水中”。所幸的是，大船在“大风昼夜”中漂泊了十三日后到一岛边。于是大家趁潮退之时，“见船漏处，即补塞之”，由此法显等人才“于是复前”。然而后面的航行就愈发艰难，“海中多有抄贼，遇辄无全”。同时“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只有“望日月星宿而进”。如果遇到“阴雨时”则“无所准”。后来天晴过后“乃知东西”，就这样法显等人在约105天后，才到达耶婆提国。
第三阶段旅行法显再“复随他商人大船”，上面约有200余人，准备了“五十日粮”，“东北行，趣广州”。航行“一月余日”后，在“夜鼓二时”的时候商船再次“遇黑风暴雨，商人贾客皆悉惶怖”。接下来由于“天多连阴”，导致“海师相望僻误”。航线的错误导致商船“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结果“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时，还未到广州。就在商人们“或言未至广州，或言已过，莫知所定”的时候，船漂泊到了岸。法显和岸上猎人交谈后，才知道这里竟然是山东青州长广郡（今青岛市崂山区）。
2.哥德堡号与南海一号：沉睡海底的巨轮
与法显所乘商船相比，瑞典远洋商船哥德堡号（Göteborg）就没有这么幸运了。1745年1月11日，哥德堡号从广州启程沿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回国，船上装载着大约700吨的中国物品，包括茶叶、瓷器、丝绸和藤器。如果当时这批货物运到哥德堡市场拍卖，估计价值将高达2.5亿～2.7亿瑞典银币。然而天有不测风云，8个月后，哥德堡号航行至离哥德堡港大约900米的海面，就在离开哥德堡30个月的船员们已经可以用肉眼看到自己故乡陆地的时候，哥德堡号船头触礁，大量海水涌入货舱，船体发生严重倾斜随后沉没。在岸上等待“哥德堡号”凯旋的人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船沉到海里。所幸沉船处离岸很近，哥德堡号上的所有船员都由救援船只救出，但很多货物随着船只沉没海底。直到1984年，人们才在一次民间考古活动中偶然发现了沉睡海底近两个半世纪的哥德堡号残骸。
图1-2 瑞典商船哥德堡号
无独有偶，就在发现沉没的哥德堡号残骸的三年后，中国考古人员在广东省阳江市南海海域偶然发现了另一艘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据考察，南海一号是一艘中国南宋初期的古代商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而失事沉没于广东阳江市东平港以南约20海里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由于其上装载有八万余件保存完好的宋代瓷器、生活用具等文物而极具价值，它将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陶瓷史提供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从中甚至可以获得文献和陆上考古无法提供的信息。
图1-3 整体打捞出海的南海一号商船
海上丝绸之路的沉船令人扼腕叹息，但是哥德堡号和南海一号的出海却向世人展现了海上丝绸之路中难能可贵的航海冒险精神。为了传承中外商贸交流的传统友谊，瑞典人按照原船型制造了新的哥德堡号。2005年10月2日，哥德堡号离开家乡，沿着当年老哥德堡号的路径，前往神秘的东方，到达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广州。这次东方之旅的航线为：瑞典哥德堡至西班牙加的斯（2700海里，约48天）、巴西累西腓（3100海里，约32天）、南非开普敦（4400海里，约41天）、南非伊丽莎白港（1000海里，约11天）、澳大利亚弗里曼特尔（4800海里，约49天）、印尼雅加达（1800海里，约24天），最后到中国广州（1800海里，约20天）。全程合计19600海里，共225天。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航行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船舶的艰难和风险。
3.南海神庙：“海不扬波”的虔诚祈祷
由于航路遥远、海事无常、风云变幻莫测，导致海洋贸易充满危险性和冒险性，海难常有发生，因此祈求海神保护的愿望也与日俱增。坐落在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就是我国古代海神庙中唯一遗存下来的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建筑群，也是西汉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发源于广州的重要见证。从唐代开始，南海神庙便香火日盛，各朝代政府也派人前往管理庙事。
按照祭祀的要求，大凡商船出入广州港前后，必到南海神庙烧香叩头、拜祭水神和谢神保佑。起航前，为了祈求一帆风顺，船员们往往会自发地在船头上张贴“和风富贵”“海不扬波”和“惠风和畅”等字条。同时，他们还会燃放挂在艇尾部一条竹竿上的鞭炮求神起航，这样可以保佑船只航行顺风顺水。因此，不少海外商贾、僧侣等乘船从海上来华，或中国海舶出洋到番国，只要由广州出海，众多的商船顺路经过这里均停下来上庙祭祀，以祈求“海不扬波”、一路顺风、航路平安、生意顺利。时至今日，祈求“海不扬波”的石牌坊还屹立在庙前。
图1-4 南海神庙
4.冒险精神与商业创新
法显乘坐的海上贸易商船在海上航行一波三折，途中多次遇到暴风雨，屡次面临船毁人亡的绝境，最后船只迷失方向，所幸漂回了陆地。而瑞典哥德堡号和中国商船南海一号的沉没则令人悲痛，海上丝绸之路的艰险和风险由此可见一斑。而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和船员们，则要具备常人罕有的开拓冒险精神，用血肉和生命为代价来完成海上冒险之旅。他们的壮举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和广州商业的发展。
冒险精神有力地促进了航海技术和工具的创新。在与海洋作斗争的进程中，粤人的航海技术不断地积累和进步。据史料记载，秦汉年间，船舶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木帆船阶段，航运技术也大有进步，并普遍采用借助星宿定位的方法。据《汉书》记载，当时已有一系列总结航海技术的著作行世。唐宋元时期，造船业和航运技术继秦汉之后再次出现了高峰。宋代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船舶设计中水密舱的设置和建造工艺中的钉接桦合法等，是这一时期杰出的技术成果。明初集全国造船技术而建造的庞大的郑和船队，则使中国古典航海技术达到了巅峰。
（三）“海纳百川、接纳创新”——海洋文化的兼容精神
海洋文化是一种兼容文化。广州在千年海上贸易中所经历的异国风情、异国文化是中国商帮中所罕见的。与吸收南下的中原文化一样，对于海外文化的包容和萃取也是广东人生活的习惯和传统，既没有明显的偏向，也没有激烈的排斥，粤商海纳百川、接纳创新的商业文化和精神就是在这种千年商贸交融中逐渐形成的。
1.商品交流：千门日照珍珠市，万瓦烟生碧玉城
海上丝绸之路为广州带来了频繁而广泛的商业交流。从秦朝开始，广州就大量输出陶瓷、漆器和青铜器等中国商品。因大量的瓷器出口，以致“中国”一词在多种外国语言中成为“瓷器”的同义语。而从汉朝开始，广州大量出口丝绸及其他丝织品，“海上丝绸之路”由此得名。而自唐宋时期始，由广州出口的货物增加了纸张、中草药材、五金原料、书籍和茶叶等中国人自主发明和创造的新商品。这时中国乃至广东的农业和手工业迅速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不断进步，对外贸易日渐兴盛。中国发明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通过南方海路，先后传往阿拉伯、欧洲等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
商品输入方面，从秦汉朝开始，广州就是集散海外奇珍异宝的都会，如珠玑、犀角、玳瑁、乳香等。两晋南北朝，广州成为海上丝路的始发港之后，愈加繁荣。此时，各国前来广州者，“舟舶继路，商使交属”。邻近交州湾港口的东南半岛的一些国家，此时也舍近求远，径来广州通商。各国输入的商品主要有象牙、犀角、珠玑、玳瑁、玻璃器、棉布、郁金、苏合、沉檀等。到了唐宋时代，广州商货辐转，海外奇珍异宝和香料等舶来品尤为丰富。韩愈在《送郑尚书序》中记载“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而从明清开始，广州不仅输入奇珍异宝和珍禽异兽，“雄番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还大量输入红铜、硫黄等化学制品，以及大量金属制品和军事用品，对封建帝国融入全球文明起到了推动作用。
2.文化交流：宗教、知识与技术
作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广州是“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桥头堡。唐宋时期，在与中东地区的密切交流中，中国的重要医书和切脉术影响了阿拉伯医学，而阿拉伯医学则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后，成为欧洲近代化学的先驱。元明以后，大量西方传教士研究中国典籍，解说中国传统文化，主导中学西渐，对欧洲近代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西欧启蒙思想家从本身需要出发，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利用和改造，作为抨击欧洲传统偏见和基督创世说的思想武器，因而对欧洲近代启蒙运动的兴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国外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由海路首先传入广州而后播布于内地。印度文明从两晋时期开始就广泛传入中国，大量僧侣在传教译经的同时，还传入印度的哲学、文学、医药、天文学、音乐、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对中国文化有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而后，西方商人、传教士也将欧洲文化逐渐传入广州。西方的天文、地理、医学、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等现代科学知识以及造船、发电、铁路、建筑、机器制造等工程技术经广州传入，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启蒙和拓展作用，并促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
3.人才交流：传播宗教附送科学
图1-5 利玛窦
从唐王朝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人才交流就从未曾停止过。经济上，唐朝实行任外商来往、自由贸易的政策，官府对外商还“常加存问”，“以示绥怀”；政治上，则采取吸引和大胆任用外籍人才的态度。因此，外国使节、僧侣、学者、留学生和商人纷至沓来，谓之“住唐”，其人数竟达数十万人。首都长安和广州都成为国际化的都市。诚如顾炎武所言：“禁网疏阔，夷人随商翱翔城市。”在随后的宋、元、明等朝代中，这种人才开放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继承。
在众多文化交流者中，意大利籍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是最为成功的典范。他开创了一种特殊的中国传教模式：利玛窦本人着明朝士大夫服饰，用汉语传播基督教，同时用自然科学知识来博取中国人的好感。这种传教模式一直延续达200多年，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许多先进的天文、数学和地理等科学知识传入中国，许多中文词汇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心、外切、几何和星期等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传教士创造并沿用至今。而利玛窦本人亲自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
4.兼容精神与商业创新
自汉唐以来，以广州（番禺）为主的岭南地区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基地之一，千帆百舸，迎来送往，不少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在此谱写。中外文化在广州的对话和交流，为广州提供了大量的外来营养元素，逐步形成了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色。广东是中国近代史上引进西方文化的先驱地，在这里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留洋学生、最早的西医、最早的报刊、最早的科研人员、最早的铁路工程师、最早的资产阶级改革家和革命家。这种粤商文化中蕴含着的深厚的兼收并蓄和包容开放的精神，我们将此称之为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是吸收大量的外来有价值的信息的社会文化基础，它造就了广州在近现代历史中的特有创新地位。如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广东海道副使从外国商人处获知制造西方火炮的方法，开始大批仿造，并于次年用西方火炮击败了葡萄牙殖民者在广州府新会县西草湾的入侵。而作为华洋贸易的唯一口岸，广州商业注入了西洋的经营理念与管理方法，诸如理性主义、有限负债责任和复式会计法等，经由行商和买办等角色，一批熟悉近代商业的人才不断涌现，直接推动了中国商业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