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古代早期图书不署名的通例
早在西周以前，图书管理主要集中于王官（巫史集团）。他们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文化创制和传播活动，并只对君王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私人性质的著述活动和属于个人的作品产生，也就当然不存在作品署名的问题。
一 私家著述的产生
我国早在夏代就已经产生了图书。理由有三：一是夏代已经有了文字，为图书的产生提供了记录符号。二是夏代已有史官。《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1]可见终古为夏桀时的史官。所谓图法，即君主安邦治国的典籍和文书。三是文献多有记载。据《国语·晋语四》载：“阳人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师旅，樊仲之官守焉。”[2]嗣典，即谱牒之类的图书。另据《礼记·礼运》：“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3]这里的《夏时》当是夏代文献之一。《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4]以往的图书史著作常把“先人”理解为殷人，以此作为商代已有图书的证据。其实，“先人”作另一种解释也是讲得通的，即指“殷”的先人——夏代人。因此这段记载抑或可作夏代已经“有册有典”的证据。《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根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这至少说明，在夏代已有谱牒之类的图书。否则，仅靠口耳相传，夏代帝王世系不可能记得如此清晰明确。
早期的图书与档案是一体的。从夏、商至西周时期，执掌图书编写、收藏、利用的权力主要集中在史官手里，如前文提到的夏桀时期的“太史令终古”，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提到的“作册”“史”“尹”等。从已发掘的殷墟卜辞来看，商王的一切活动，包括战争、祭祀、田猎、农事、官员任免、吉凶预测等，都要向上天卜问，几乎是每天必卜，每事必卜，而负责占卜活动的就是这类史官，这一时期的图书主要是档案性质的，多为卜辞及帝王言行的记录。商王之下最高的执政官，就是那些身兼数职的巫史。周代的史官，名目渐繁，职掌渐细。据《周礼·春官》载，周王室有所谓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其时史官仍多与巫官并提，属同一系统。巫史集团不仅掌握着直接与神事有关的占卜、祭祀的大权，而且承担起掌管宫廷文书和记事之职，并由此垄断了王朝图籍的编纂及知识的生产、传播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私人是不可能有著述的。正如清人章学诚所言：“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文字之道，百官以之治，而万民以之察，而其用已备矣。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未有不用之于政教典章，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5]在这个政教合一、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以吏为师的时代，文化知识统于王官，天下无私门著述文字。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是则春秋以前，并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6]
这种状况在春秋时期发生了某些变化。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王室日渐式微，史官大量流向诸侯国。《左传·昭公十五年》：“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7]辛有是周平王时的大史，他的子孙就有一支流散到晋国做了史官。在先秦文献中，常可以看到春秋时各诸侯国史官忠于职守的记载，著名者如晋国的董狐直书大臣“赵盾弑其君”事。春秋中晚期后，随着诸侯国政权重心的下移，诸侯的史官又开始流入卿大夫家，如《国语·晋语九》：“赵简子田于蝼，史黯闻之，以犬待于门。”韦昭注云：“史黯，晋大夫史墨，时为简子史。”[8]《仪礼》记载诸侯国卿大夫家，多有史官行祭祀、卜筮、文书、典礼等职事，应是春秋中晚期卿大夫家史官兴起的如实反映。史官流入卿大夫家，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这为知识私有观念的萌发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由于诸侯国势力迅速发展壮大，“私田”开始出现，奴隶制开始纷崩瓦解。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带来了社会结构和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由没落贵族的知识分子、小私有者上升起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士”的阶层开始出现。他们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又迫切要求参与政治活动。而各诸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也通过招揽宾客的方式将之聚集在自己门下，于是学术活动逐渐下移民间，私人著述与藏书开始出现。公元前549年，鲁国的叔孙豹出使晋国，与范宣子讨论何谓“不朽”时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9]作为实例，叔孙豹还提到了鲁国的臧文仲，说他死后言论仍在各诸侯国流传。这里所谓的“立言”，也就是著述。这个例子说明民间私人著述活动已经出现了。孔子之前就早已流传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有的就是民间私人的作品，如《诗》中的国风；有的虽为史官所作，但已在民间广为流传，如《书》《春秋》等。《史记》中亦有关于老子著述活动的记载。老子（老聃，一说姓李名耳），周守藏室之史，“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10]。
继春秋诸侯争霸后，战国群雄并起，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一个“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也如星聚云涌。各家学派出秦入楚，游走于诸侯之间，并相互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末战国初形成了以孔丘的儒家、墨翟的墨家、李耳的道家为中心的三大思想流派；战国中期以后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尹文子、庄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子，名家的公孙龙、惠施，阴阳家的邹衍，兵家的孙武、孙膑等。他们为了宣扬和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除了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之外，著述也是一大主要途径，正如《史记》所言：“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11]荀卿，名况，卿是他的字，《史记》称他“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12]《史记》中还有很多先秦诸子从事著述活动的记载，如《孔子世家》记子思困于宋而作《中庸》。《孟子列传》称“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3]《庄子列传》载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14]。《太史公自序》还历数了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等圣贤著书的情况：“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5]
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10家共有著作189种、4342篇，其中大部分为战国时期的著述，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管子》《晏子》《孙卿子》等。由于私人著述活动的兴起，民间藏书也丰富起来，如墨子就是一位藏书家，据《墨子·贵义》载：“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16]同一时期的藏书家惠施藏书比墨子还多，“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庄子·天下篇》）。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战国策·秦策一》），可见他平时藏书也是很多的。私人著述与藏书活动是互动的，它们的出现，为古代著作权意识的萌发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二 先秦著作不署名的风气
中国古代的早期著作是不署名的，这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在西周以前的史官文化下，政教不分、官师一体，图籍典册都是奉王命而作，故《尚书》中有“王命作册”“命作册度”等语，所撰著的作品只能成为官书，不能隶属己有。在这种环境里，既无私家著述，个人亦没有将作品视为己有的想法。春秋战国以后，史官文化被打破，伴随着私学的兴起，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步形成。如叔孙豹所言，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坚持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取向，以著述而追求“立言”之不朽，将学问视为天下公理，而不是争名夺利的工具，这样自然也没有在作品上标记作者姓名的必要。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古代早期的著作绝大多数是由集体编写而成的，既非成于一时，也非作于一手，而是经过多少年多少代人的不断记载、积累，又经后人编纂整理，最后才成书的。如留传至今的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就是由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记录下来，后经孔子编订整理而成。原作者没能留下姓名，最后的整理者反倒名传千古。再如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一共是三百零五篇，除少数篇目可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多数是无名氏的作品。正如余嘉锡《古书通例》引陈启源《毛诗稽古篇》所言：
《诗》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诗人自著之者：如《节南山》《巷伯》《烝民》《崧高》是也。有见于他籍者：如《载驰》（自注：《左传》，亦见叙）、《鸱鸮》（《书·金滕》，亦见叙）、《常棣》（《国语》）、《抑》（《国语》，亦见叙）、《桑柔》（《左传》，亦见叙）、《时迈》《思文》（皆《国语》）是也。其诗人不言，他典不载，而《序》得其姓氏者：《风》之《清人》（公子素）、《渭阳》（秦康公）、《七月》（周公）；《小雅》之《何人斯》（苏公）、《宾之初筵》（卫武公）；《大雅》之《公刘》《洞酌》《卷阿》（皆召康公）、《民劳》（召穆公）、《板》（凡伯）、《荡》（召穆公）、《云汉》（仍叔）、《韩奕》《江汉》（皆尹吉甫）、《常武》（召穆公）、《瞻卬》《召旻》（皆凡伯）及《鲁颂》四篇（皆史克）尔。其余或言某大夫、某人，或言大夫，或言微臣，或言下国，或言太子傅，或并不言其人。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为诗歌，以自明其义。非若后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辄系以名氏也。及传播人口，采风者因而得之，但欲识作诗之意，不必问其何人作也。[17]
也就是说，《诗经》中很多篇目的作者没能留下姓名，一是因为古人质朴，用孔子的话来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他们作诗是真情的自然流露，而不是出于炫耀自己才华的目的，所以没有把署名当回事；二是当时的采诗官根本就不在意作者的姓名，只关注诗歌描述的内容，以供周王室体察民风。
我国最早的哲学著作《周易》也是这样，很早就无人知道它出自何人之手，只是流下了伏羲画卦、文王作辞的传说，今人推测其可能产生于殷周之际。为之作经传的人也未留下姓名。关于《十翼》的作者，历史上有三种说法：一说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及《汉书·艺文志》均持此说，如《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18]二说周文王。汉人马融即持此说，理由是《左传》有这样的记载：当韩宣子去鲁国见到《易象》时曾说：“吾乃知周公之德。”也就是说，《象传》为周文王所作。三是“易更三圣”，即由三位圣人递相演绎而成，伏羲氏先画八卦，周文王次演绎八卦为六十四卦，孔子再为经文作注解。但实际上，《十翼》涉及时间从战国中期至汉宣帝，长达二百年之久，且内容有相互抵牾之处，绝非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所作，而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多人递补续作而成。
周秦以前的古书都不题作者姓名，俗本有题者，也都是后人妄加的。如清人段玉裁在《经韵楼集》卷二中就说：“《经典释文》、唐石经初刻，皆云《丧服经传》第十一，无‘子夏传’三字。贾公彦《疏》单行本标题亦云：‘《丧服》第十一，无‘子夏传’三字。今各本皆作《丧服》第十一《子夏传》，非古也，盖浅人增此三字，因删去上文‘经传’二字耳。贾《疏》曰：‘传曰者，不知是谁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为。按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公羊传》有云者何、何以、曷为、孰谓之等，今此传亦云者何、何以、孰谓、曷为。弟子却本前师。此传得为子夏所作。’玩贾氏此语，知贾氏作《疏》时，古经未尝有此三字，贾氏因人言而附会之，要亦未尝妄增于古经传标题也。自唐石经改刻增窜，遂使古人意必之辞，成牢不可破之论矣。”[19]由此可见，贾公彦只是根据当时人们的说法及书中部分内容推测该书的作者是子夏，但其后的《唐石经》在改刊时据此加上了“子夏传”三个字，以至于后世的本子都沿袭下来，以“子夏”为其注作者。这实际上是后人妄加的题名。
三 作品不署名的风气在秦汉魏的延续
古人著作不署名的风气延续了很久。张舜徽先生说：“著书作文不自署名的风气，一直到秦汉时期的学术界还盛行着。”[20]如秦始皇时，韩非著《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21]这说明韩非的著作当时是没有署名的，要不然秦始皇肯定不会这样说。这种风气汉代仍然存在，如西汉的大才子司马相如所作《子虚赋》，偶然间被汉武帝读到。汉武帝甚为赞赏，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恰好他身旁有一个叫杨得意的狗监（主管天子田猎犬的太监）是司马相如的四川同乡，他禀告汉武帝说：“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22]汉武帝大惊，乃召问相如。如果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上题署了自己的名字，汉武帝也绝不至于发此感慨。类似的情况在司马相如稍后的扬雄身上也发生过。据扬雄《答刘歆书》称：“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23]《文选·甘泉赋》唐李周翰注：“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庄曰：‘非也，此臣邑人扬子云。’帝即召见，拜为黄门侍郎。”[24]由此可见，扬雄在作赋的时候，并未署名，故有成帝之疑。
从流传下来的作品来看，汉人诗赋也多有不署名的。宋人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收录了不少汉魏以来的古体诗，其中不少就是没有署名的，如著名的《孔雀东南飞》《江南》《陌上桑》《平陵东》《白头吟》《十五从军行》等都是无名氏所作。再比如，收入昭明太子萧统《昭明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内容多写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和士人的彷徨失意，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可谓一字值千金，在五言诗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惜都没有署名，其作者引起了后人不少的猜测。南梁徐陵在《玉台新咏》中认为，其中八首为西汉枚乘所作，分别是《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东城高且长》和《明月何皎皎》。但唐李善在《文选》注中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马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25]唐释皎然在《诗式》中认为《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两首为东汉傅毅、蔡邕所作：“《十九首》辞义精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又如《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傅毅、蔡邕所作，以此而论，为汉明矣。”[26]可见在唐代以前，已有学者认为这组诗不大可能出于西汉。这主要是因为其中较多触及汉讳，“辞兼东都”，以及诗中还写到企慕神仙、及时行乐思想，再加上从现存诗歌来看，五言直至东汉班固始见，而班诗“质木无文”，与《古诗十九首》之宛转流丽全然不同，故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成于东汉，且非一时一人所作。如清代学者王弘在《山志》中说：“古诗十九首，不知作者。或云枚叔（笔者注：枚乘，字叔），《文选》注以‘游戏宛与洛’、‘驱马上东门’词兼东都，非尽是叔。又以‘东城高且长’与‘燕赵多佳人’明是二首，不应合而为一。予于前《山志》中已言之，以为一人诗也。今又按：徐陵《玉台》谓‘西北有浮云’以下九首，为枚叔作。前二语皆不在其中。而‘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列为古诗。或又云‘行行重行行’为二首，以其别用韵也，似误。《文心雕龙》云：‘孤竹一篇，傅毅之词。’唐僧皎然以‘青青河畔草’为蔡邕作。杨升庵云：‘十九首非一人之作、亦非一时也。其曰玉衡，指孟冬，而上云促织，下云秋蝉。盖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袭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夏之七月也。其曰‘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则汉武已改秦朔，用夏正以后诗也。三代改朔不改月，古人辨证博引经传多矣，独未引此耳。’见《蜀志》。”[27]
除了单篇别行的诗赋外，汉代有的已经结集的著作也不署名，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河间周制》十八篇，似河间献王所述也”及“《五曹官制》五篇。汉制，似贾谊所条”，如果班固所见图书有明确署名，也就不必用存疑的口吻来著录了。东汉袁康在创作《越绝书》时也没有署名，据《四库全书总目》称：“不著撰人名氏……书末叙外传记以廋词，隐其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28]汉代经传文献也多不题撰者，因为是经师所传，学生所记，多人前后共同完成，故不题著者。不单不署作者姓名，很多古书连书名和篇名也没有。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的古书名多出自后人的追题。如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初名《太史公书》（见《汉书·杨恽传》）、《太史公记》（见应劭《风俗通》）、《太史公百三十篇》（见《汉书·艺文志》），至魏晋时期，司马迁的这部史书影响日益广泛，在被广泛引用中，书名逐渐省略简化成《史记》。古书的篇名也多是后人整理编定时追加上去的，往往摘取开首一句话前两个字或数字作篇名，正如王国维所指出：“《诗》《书》及周秦诸子，大抵以首句二字名篇，此古代书名之通例。”[29]以上反映了汉人作者署名的淡泊意识及在书名、篇名等问题上的随意性。
古书不题作者姓名也可从近代考古发掘的文献实物得到印证。20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出土了14批简策帛书，分别是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帛书、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竹书、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竹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书、甘肃武威旱滩汉墓医方简、长沙马王堆帛书、定县八角廊汉墓竹书、新出居延汉简、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书、湖北荆门郭店竹简等。这些出土文献包括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各类写本，尤以西汉初年的居多。就内容来看，《汉书·艺文志》所列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都有分布，而且在数量上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应该具有普遍性。但从其编例来看，“出土简帛书籍不仅从未发现题写撰人，而且像《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文中只出现‘孙子曰’，从未见到‘孙武’、‘孙膑’之名。”[30]
作品不署名的风气直到魏初仍有保留。如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王弼（字辅嗣）的《周易注》，其署名也非作者自题，而是后代学者所加。唐代学者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周易王弼注”下《音义》云：“本亦作王辅嗣注……今本或无注字。师说，无者非。”[31]可见，“王弼注”三字是唐代以前学者所补加，或称其名，或称其字，就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再如徐干著《中论》，虽然《隋书·经籍志》著录为“魏太子文学徐干撰”，但最初是没有署名的，这可以从该书的原序看出来。其序曰：“予以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继明圣人之业，皆以姓名自书，犹至于今，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世，乐贤者寡，同时之人，不早记录，岂况徐子《中论》之书不以姓名为目乎？恐历久远，名或不传，故不量其才，喟然感叹，先目其德，以发其姓名，述其雅好不刊之行，属之篇首，以为之序。”[32]有意思的是，写这篇序文的人自己也没有署名，引来后人好一番考证。从这段文字所透露的信息可知，该序的作者曾经与徐干有所往来，对徐干的道德文章非常景仰，对《中论》一书十分推崇。徐干去世之后，他出于对亡者的思念及对《中论》一书从此湮没的担心，特意作了此序。因此可以推定，该序的作者与徐干是同时代的人。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作为一种尚古风气的流传，中国古代早期著作不署名的现象并不是绝对的，只是有的署名形式与现今独立的作者署名有很大差异。实际上，战国时期流传的一些子书，其书名就包含了作者的信息。到了汉代，还出现了卷端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