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今天，我终于如释重负。抬头望了一眼窗外，不由得痴了：Eagle Heights明净的蓝天下，一只苍鹰孤兀地盘旋着。碧波荡漾的Mendota湖倒映出层林尽染的秋色。几点白帆在森林与水面交接的尽头若隐若现……我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口气。麦迪逊的秋天原是这般静谧迷人！

记得那是2007年，也是秋日的一个下午，恩师曹之先生亲自登门，约请我为他主编的《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撰写一部关于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的书稿。说实话，著作权这样一个法学命题，在我一个研习文献学和出版史的人而言，并不是一个熟悉的领域，因此不免有些踌躇。但先生殷殷之情，岂忍推诿。好在“中国图书文化史”这样一个主题让我心里有了一点底，四年光景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其间笔者家里变故不断：妻子远赴莫斯科访学，岳母大人罹病去世，小儿沐之因骨折先后两次手术，本人又外出上海参加英语培训近半年，后又辗转来UW-Madison做访问学者。就这样，书稿和孩子跟着我，从武汉出发，沿着镇江、上海，又绕道宜春、北京，最后一路来到了美国的麦迪逊。记得孩子拖着病体寄养在镇江的半年里，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在往返上海和镇江的动车上颠簸好几个小时。可无论是在列车上，还是在孩子的病房里，我的背包里总少不了一样东西——手提电脑。就是在这样一种颠沛流离的环境中，书稿一点一滴地积累了起来。不过，相对集中的写作时段还是有两个：一是2010年暑假在宜春；二是2011年上半年在麦城。以上是对本书成书经过的说明。

回头看我对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的研究，四年时间大约有一半是在阅读和收集史料，另一半在思考、写作和反复修改。注重对史料的收集与解读正是历史研究方法的特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后，我将自己对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的思考凝结为三句话：著作权的核心问题无非是精神权利与财产权利，而其产生的前提必是知识私有化与知识私有观念的兴起；中国古代作者、出版者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因图书出版发生的精神或财产关系，只能产生于图书文献的创作、传播和利用环节，因此也只能循着这三个环节去考察古代著作权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国古代对图书著作权的保护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到行动再到制度、由约定俗成的一般社会规范到强制性的法律规范的发展历程，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本书的逻辑结构正是基于以上三点认识展开的，请细心的读者自鉴。

既是图书文化史，对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的研究必不同于纯法学的视角。尽管笔者学力不逮，但仍试图从更为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对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这一文化现象作出合乎史实的客观描述和解释，因此将文人的价值传统和著述观念、古代润笔制度、文献整理的学术传统、图书制作技术等前人较少关注或容易忽略的图书文化因素纳入了古代著作权的研究视野。在对涉及作者、出版者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精神或财产关系的图书创作、传播和利用等各环节的考察上，尤着力于细节的描述和史实的补充。通过大量史料的发掘和解读，揭示出决定和影响古代图书著作权关系形成的各种文献因素。基于图书文化史和文献学的立场，正是本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区别于其他法律专业论著的一个显著特点。

另外，须向读者作两点交待。一是关于著作权称谓的说明。众所周知，英美法系国家均使用“版权”一词，大陆法系国家则多采用“著作权”的说法。而实际上，两者在国际法领域是通用的。鉴于我国现行法律及历史上《大清著作权律》《北洋政府著作权法》《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均沿用“著作权”的名称，故本书在行文中一律采用“著作权”，但在引述前人著述时仍保留了原来既有的“版权”称谓。二是关于本书书名的说明。书名中的“古代”，指的是自先秦至清代鸦片战争（公元1840年）以前这段时期。但在具体行文时，为了保持历史叙述的连续性，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界限，如第十章第二、三、四节中述及清代保护民间著作权的公文、著作权声明及《大清著作权律》时，部分涉及了近代内容。这是因为清代著作权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且处于向近代西方著作权制度学习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好以中间某个时间点将之强行割裂开来。书名中“图书”采用的是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传统概念的著作，也包括一切含有图画、文字的绘画和书法作品。由于学界对中国古代是否存在著作权尚存争议，而本书只是尽力描述和解读了一种客观存在的图书文化现象，以及分析了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如作品与作者的人身关系，作者、出版商以及盗版者之间的财产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法制史或制度史专著，故笔者放弃了《中国古代图书著作权史》这样一类书名。

本书原计划作为曹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图书文化史丛书》的一种出版，但因体制内科研评价的客观原因，最后不得不忍痛退出。是曹之先生对后学的宽容、体谅与支持，玉成了此书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写作过程中，先生不定期地举办编务会，向我们几位丛书作者通报会议简报，交流资料和信息，并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远在海外的我进行指导。正是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给了我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勇气。初稿完成后，我的研究生——来自河南商丘的周亚君，为本书的校对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艰辛的努力；老朋友江陵先生热心帮助联系出版；未曾谋面的桂芳女士帮我联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荐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亲自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诸多师友同道为本书的出版劳心费力，在此并致谢忱！

最后得感谢我的家人和孩子，是他们见证和分担了我这四年的悲喜哀乐，在我孤独的时候给了我最大的精神安慰。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母亲罗水香女士。爱人离家求学的日子，多亏母亲帮忙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我才能在每天编刊、教学之余得寸暇于写作。从东湖之滨，到黄浦江畔，从旖旎多姿的秀江，再到这风景如画的Mendota湖，冥冥之中我总是与水结缘，与水为伴，得其滋养和庇护。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

受本人学识所限，本书立论肤廓、错讹不周之处肯定不少，恳请方家不吝教正。

李明杰

2011年9月23日初记于美国Madison

2012年10月12日改定于武昌珞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