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关于湘村的先民，老一辈的人常会脱口而出：“先到雷邹李，后到朱温陈。”然后又列举出吴、林、王、钟、邱、范、刘等姓氏。雷、邹、李、吴、林、王、邱七姓均不知去向，但还有遗迹可考。雷姓原居住于现在的下神坛“十二公王神位”侧角，小地名至今仍称雷屋，其旁边有户刘姓人家，因上祖占用了雷姓人的一点屋基，逢年过节还会摆点三牲、香烛之类供奉，表示纪念。此外，尚有一座山冈称作雷屋岭。

邹姓原居现在的朱屋，据一位朱姓报告人说，邹屋人有两个女婿，一位姓蓝，另一位姓朱。邹姓人亡后，姓蓝的占有屋后的一片草冈用以建坟，现仍存有墓碑一块，界碑两块（墓碑字迹已模糊，界碑字迹依稀可见刻有“蓝姓坟界”四字）。姓朱的占有邹屋人的宅基用以建祠堂，即现在的朱屋祠，坟、祠紧连，朱屋祠会妨碍蓝家墓的风水，故蓝姓人曾在墓上端竖有“旺碑”一块，高出祠堂屋顶。此碑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破坏。据当地刘姓人说，刘姓的老屋祠堂也是从邹姓人手中购买到的。

李姓的居址叫桥子坑，现已成菜园。吴姓居址叫吴屋角头，数年前墙基犹在，现已由刘姓人改造为楼房。据说吴姓在湘村也曾经很兴旺发达，有户人家有五个长得很像的大胡子同胞兄弟，有一卖鱼者挑了一担鱼在吴屋角头叫卖，一个大胡子前来购买，讲好价钱后说是没带钱，他先把鱼挑回家，等一会儿到他家去拿钱。卖鱼者一看买者是一个大胡子，觉得很好辨认，就很放心地让他挑走了。结果卖鱼者到吴屋找这位大胡子时，一连出来了五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大胡子兄弟，没人承认买了他的鱼，卖鱼者只好自认倒霉。

林姓的居址在乱石角面上，大约在50年前还有小祠堂一座，现已成为农地。王姓居址在下墟坪，后转卖给刘姓第十七世受袍公改造厅堂，该厅还称作王屋厅厦。钟姓开基祖相传是刘姓第十三世天植公的女婿，原居武平城郊仙人垇，其后裔传到1949年时，还有夫妇两人，丈夫因爬树捉鸟摔死后，妻子改嫁，至此烟火断绝，其宅基至今仍叫钟屋。

温姓居址在朱屋旁边，1949年前还有1户5口人，后来死的死、走的走，现只剩下屋基和鱼塘，由刘姓亲戚管理。邱姓居址今称邱屋子，1949年前邱姓尚有邱马子一人，后不知下落。范姓居址在羊坑里山寮下，大约于1911年前后，范姓人迁到邓坑村百丈磜。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今湘村只剩下朱、陈、刘三个姓氏。

据一位朱姓报告人说，朱姓远祖来源于江西赣州，近祖来自本县县城东门坝朱家祠，后迁桃溪朱屋坝（现今逢路口旁），再迁至桃溪贡下金鸡婆塘，最后迁至湘村，开基始祖为仁甫公（族谱上为第十世）。

仁甫公生有三子，即斯敬、斯慕、斯和，其中斯慕、斯和绝嗣。而斯敬公单传至文保（即前述邹姓人的女婿），文保公建朱屋祠后，奠定了现在的居住范围。文保公又单传至进富公，进富公生有二子，即贵玉、贵清。自此开始分房，传至现在为二十三世，除外迁的现有76人，其中男49人，女27人。

朱姓族谱虽被外迁江西瑞金、泰和、兴国等地的后裔带走，但根据口碑仍依稀可见他们在湘村开基拓业的若干历史。据朱姓报告人说，现在的湘村小学校址旧称上墟坪，曾设有墟市，此墟就是本村朱姓人所设立，故又称朱屋墟，墟场周围的店面也大都为朱姓人所有。现今公路旁的新朱屋，十七世华清公移居于此。华清公有7个儿子、7个媳妇，全家100多人，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曾建有7座厅堂，7个媳妇头戴凉笠在秧田里脱秧似蝴蝶采花，每天8头大水牛在溪中洗澡可搅浑整条溪水。鼎盛时还曾在本村贡头岭一带建造大量房屋，拥有900多担谷田，长工数十名。因有钱有势，常常耀武扬威。但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导致了整个家族的衰败。

朱姓报告人用风水之说加以解释：朱屋进富公墓系牛形，故能使后代兴旺发达，此事应在华清公身上。华清公因财大气粗，得罪了下墟坪王屋人，王屋人便延请了一位高明的风水先生，假装好意向朱华清建议，如能在牛形墓的左上角竖一个石墩象征牛角，在墓前小涧上横架一石拱桥象征牛鼻孔，既通气又生角，气势将更加雄伟，必将财丁两旺。朱华清采纳了这一建议。不料，墓左上角的石墩在风水学上恰恰象征着牛墩，而墓前的小涧则象征着牛绳。这样，该墓的风水变成了“用牛绳穿通牛鼻孔将牛系在牛墩上——动弹不得了”。朱华清从此一败涂地。朱华清从盛到衰的真正原因一时难以考究，但从这则传说，我们觉得可能与一场激烈的姓氏斗争有关。

朱姓的另一支还有一段更辉煌的历史，那就是至今村民们仍津津乐道的“朱家拳”。据朱姓报告人说，大约在100年前，下墟坪人曾聘请一位来自本县东留桂坑的朱姓武功师教其子弟习武，朱姓子弟朱立谦在旁模仿。朱老师傅见其禀赋聪颖，一学即会，念其是本家子弟，便收其为徒。从此，朱立谦苦心习武，深得少林朱家拳真传。相传，朱立谦力大惊人，能将80多斤的板臼从上厅踢到下厅。同时又富侠义心肠，有一次山羊坑村13人在贡厦墟捉拿湘村某人，他挺身而出，只身打退13人。由于朱立谦的拳术远近闻名，加上他又收湘村有名的刘姓富户永堂子为徒，使得湘村朱姓在刘姓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还能立足其中，备受尊重。

陈姓在湘村开基的时间和始祖均无从查考，传至现在为二十四世，现存3户26人，其中男10人，女16人。1949年前有一支迁往江西省会昌县永隆乡打马岽，现有5户人，每年清明时节，都有人回来祭祖。因现存陈姓族人均非嫡系，祠堂倒塌，家谱失传，史迹几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陈姓在湘村也曾经辉煌过。据前辈说，康熙《武平县志》记湘村村名为“象村”，就是因为陈姓祠堂是象形，陈姓人数一度在湘村占多数，故名之。另外，还传说陈姓原居住在花厅底，有过巨大的家业。

刘姓在湘村的开基祖为刘华筠，但湘村刘氏一般仍奉龙坑开基者千十四郎公之父九郎公为开基始祖，称作始祖公，世系则从千十四郎公开始计算。关于刘姓的来源，以前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来自长汀县的上坪村，但调查中，几位报告人都说这是一种误会，这是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由于联宗的需要，上坪刘姓邀同湘村刘姓在上坪共建一祠堂，从此有人误会湘村人来自上坪。另一种说法是来源于湘店乡的湘坑湖，如民国《武平县志》说：“湘湖开基祖刘三郎，号二夫，元季由长汀刘屋坑来迁。明永乐初，刘隆由进士累官山西佥事。邑志首先列传，即为其裔。清刘光第刑部主事，为光绪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亦其族迁蜀而籍富顺者也。凡北区七里而外。纵横数十乡，及古城、六甲、黄心畲、岩前等处刘氏，均为此派。户数二千以上，丁口以万计，为全县刘氏最盛之族。”虽未明言湘村刘氏源自湘湖，但湘村属于“凡北区七里而外，纵横数十乡”的范围，其意自然十分明确。

其实，《武平县志》的说法并非完全可信，嘉庆《龙溪刘氏族谱》和《刘氏家谱》俱载：“九郎公原居江西瑞金塘背，自元朝□，千十四郎公抱祖骸来龙溪安葬于龙头岌。”嘉庆《龙溪刘氏族谱》早于民国《武平县志》自不待言，《刘氏家谱》也修于民国年间，并声称先世世系抄自民国壬申、癸酉修的《刘氏族谱》，这一时间也早于民国《武平县志》。而且这一记载与当地老一辈人的口碑相传也是一致的。据两位80多岁的报告人说，1949年前，湘村与湘湖很少有联宗活动，双方修祠建庙也不互派代表参加，只有在与外姓人激烈械斗时才以梓叔相称而求助对方。按湘湖刘氏系武北旺族，历代文物颇盛，武北各地刘姓与之联系当属求之不得，湘村刘氏若与其有渊源关系，怎能没有任何表示？

由此可见，湘村刘氏既不来源于长汀上坪村，也不源自湘店湘湖村，而应以《龙溪刘氏族谱》和《刘氏家谱》的记载为准，即远源来自江西瑞金塘背，近源来自本乡龙坑。

据一位刘姓报告人说，千十四郎到龙坑开基伊始仅为母子两人，因贫困只好给龙坑郑姓人做长工。日久生情，郑姓东家怜其赤贫，准其在今刘姓蛇形祠地点搭一茅寮，自此刘姓开始了开基拓业的历史。但直到第九世孙文珊公时，家业才开始兴旺。《刘氏家谱》载：“先世自荣祖公而下寝以衰矣，至九世文珊公乃渐复兴，及乔迁于大园，我公家道遂隆隆起矣。”文珊公生四子，即正道、正通、正遂、正达；其中正道公（号筠谷）又生四子，即华筠、培吾、如石、吉所。由于在龙坑的生存空间受到限制，大约于明万历年间，华筠、培吾兄弟俩从龙坑迁居湘村上村老屋。培吾一脉流传至今除外迁的，在湘村只剩下一孤儿年约20岁，无依无靠，寄人篱下。华筠生五子，即可珍、可献、可仕、可纯、可启，从此开始分房，除第五子可启迁回龙坑，可献后裔迁四川外，其余三子均在湘村繁衍（见图1-2）。

图1-2 武北湘村刘氏世系图

以上世系分布，大致构成了今日湘村的基本格局。可珍公后裔在湘村仅存两户，居于上村边缘。可献公裔据传已全部迁往四川省。可仕公后裔大部分居住于下村，个别居住于上村，现传二十六世共有1000多人，可纯公后裔全部居上村，现传二十五世共700多人。可仕、可纯二公裔孙成为开发湘村的主力军。其中，又以可仕公一脉发展最快。可仕公开基于下村土围祠，其长房天植公留居土围祠附近，并往花厅底拓展。天植公长子化成公又往石子楼发展；次子两照公后裔一部分留居花厅底，另一支彩五公则迁往溪东自然条件更好的下墟坪定居。可仕公的第二房贲植公迁往回栏馆居住，其裔孙中又有人分别迁往坑子背、岐山下、鹏升屋等地。可仕公第三房御举公的后裔则分布在下神坛、神背屋等地。可仕公一脉的居住范围约占全村总面积的2/3。

可仕公裔孙与可纯公裔孙相比，不但居住范围比较广阔，人口比较众多，而且300多年来，在经济、文化方面也一直领先。历史上，下村出过举人、知县、双万户，秀才、监生更是难以枚举，而上村非但无举人、知县之类的人物出现，而且连秀才也屈指可数，在经济上更是落后于下村。在今天，这种差别仍然存在。改革开放之后，下村人中各种能工巧匠纷纷涌现，“上江西、下广东”的商贩也多半是下村人，而上村人中仍较多地固守“一亩三分地”。在上大、中专的人数上也差别不小，到1995年底为止，下村共有研究生1名、本科生5名、大专生3名、中专生6名，而上村只有本科生2名、大专生2名、中专生2名，总比例为15∶6。

那么，上、下村之间何以存在着这种差别呢？一位报告人用风水之说加以解释：

可仕公坟墓位于大禾村水口骑羊岽，系属于“溜冈木形”“己山亥向”“亥水来朝”的风水宝地，主发财、丁、贵，故能使下村富贵代有传人。此地原为可纯公为自己择定的一块草茔（寿坟）。可仕公先于可纯公去世，可仕公长子天植公听说此地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便想将父亲葬于此穴。于是，有一天，天植公兄弟突然将父亲的棺柩从桃溪笠麻寨抬回来，放于村口的官田坝，然后在其叔父可纯公面前哭哭啼啼，装作哭得十分伤心。可纯公便问何故，天植公回答说父亲没有地方安葬，作为人子，于心不安。可纯公为其孝心感动，便答应将此茔地让给可仕公安葬。事后，一位风水先生对可纯公说，你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风水宝地了，你的后裔即使脱掉裤子也赶不上可仕公的后代。

这则故事显然是一种附会，或者是一种巧合。我们认为，上、下村之间的发展之所以有较大的差异，可能与以下几种因素有关：

第一，下村地势平坦，具有较广阔的生存空间，同时土壤也比较肥沃，这就为下村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

第二，下村早在天植公、两照公两代就已科举成名，天植公为文、武秀才，两照公则为方圆几十里内少有的武举人。伴随着科举成名，一方面财富有较大的积累，另一方面通婚范围超越了武北这一狭小的区域。通婚范围的扩大，既更新了血缘，又开阔了视野，使得下村较早地受到异地文化的浸润，渐次形成一种机变灵巧的民风，为下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社会土壤。

第三，下村比上村的交通要方便，下村在陆路上与贡厦、大禾这些中心地区相连，而上村则有一溪相隔，殊感不便。交通的便利，适于商业往来与文化传播，其影响也是长久的。

第四，下村尤其是溪东下墟坪，历史上设有上墟和下墟，与贡厦墟和大禾墟往来也十分方便，受墟市的辐射较强。这种辐射既有经济的，也有思想意识的。

第五，妈祖庙位于下村。在1949年前，妈祖庙是全村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加上学校也设于此，近水楼台先得月，使下村有较浓厚的文化氛围。

以上这些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形成了同一村落内的聚落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