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出版策略：文学期刊的内部调适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岛文学出版遇到的压力与其他政治区域相较，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四年时间里仅文学期刊孤岛就产生了200多种，其中所蕴含的出版策略值得探讨。说起孤岛时期文学刊物的生存策略，由于每个刊物的创刊背景、内容取向、发行渠道等等的不同，使我们很难再像上文那样一体通论，需要依据创办人的文化身份大致分为“左翼”抗战期刊、自由主义新文学期刊与通俗文学期刊三类分别进行论述。
孤岛形成以后，抗战的声音并没有停止，不少个人也加入了救亡的呐喊之中，但整体来说，具有明显组织倾向的“左翼”文人是其中的主导力量。1937年12月9日，在沪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创办了《译报》，主要参与者有夏衍、梅益编辑，林淡秋、姜椿芳、胡仲持翻译。《译报》将外文报刊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翻译出来，向人们报道抗日战争的进展，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但是，《译报》因其抗日锋芒太露，很快引起了日军的不满，至12月20日仅出12期即被取缔。《译报》刚面世就被扑灭这一事件，使宣传抗战的报纸及刊物的生存问题凸显出来。仅仅在行文中把某些敏感字眼或人名用××代替，“把‘敌方’改‘日方’，藉以避免引起刺激”[77]等，这样的小贴小补已经无济于事。如何创刊并生存下去成为“左翼”文学报刊的首要问题。1938年1月21日，《译报》改名《每日译报》，挂英商牌子，恽逸群任主笔，发行人为英国人孙特司·斐士和拿门·鲍曼。这是孤岛上著名的“洋旗报”的开端。
“洋旗报”的初步胜利，是租界当局“自由主义”出版政策无形保护的结果。赵家璧曾说，“租界当局还有政治上保持中立地带的一点力量，许多报刊书店，挂上一块美国注册的招牌，照样可以依靠‘言论自由’四个字出书印报”[78]，这种政策空间，为“左翼”文人的办刊带来了新思路。他们围绕这些“洋旗报”创办了一批周刊，如《译报周刊》《华美周刊》等，都由一个外国人来充当主编或者发行人。同时，他们也把这种挂名主编的方法推广开来，并不限于邀请英美或法国人来担当，有时也找一些没有政治背景或者没有名望不易引起注意的文人来充任主编。例如，金性尧主编的《鲁迅风》，署名的编辑人冯梦云和发行人来小雍都是小报文人。
除了在刊物主编或发行人上“左翼”文学刊物经常改头换面之外，刊物的主要作者也时常更换笔名，甚至略施小计，搞一些障眼法之类的小把戏。《译报周刊》第四期的时候公告读者，将约请王任叔先生撰写一些指导青年读书的文字。但第五期发表声明：“前期曾预告王任叔先生将为本刊撰写《读书指导》，但顷据王先生来函，谓最近有事，不能执笔。我们现在设法另约别位先生担任，一俟定夺，再行奉告。”[79]第六期回答读者，“读书顾问已请定巴人先生主答，自本期起隔期发表”[80]。“王任叔”有事，接着“请定巴人先生主答”，“左翼”的文人们就是这样玩着障眼法，来转移掉审查者的目光。这种游戏对于圈内之人是足以令人会心一笑的，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却委实难以看透，有眼花缭乱之感。
到了孤岛后期，租界当局慑于日伪压力，对“左翼”文学期刊的审查极严，一大批洋旗报刊和其他“左翼”文学期刊都遭到了吊销登记证的命运。这时，另一种生存策略应运而生，那就是丛刊出版。根据租界当局的规定，每一个定期刊物的出版，都要到工部局或者警务处申请登记。但书籍的出版是自由的，无须像期刊一样要租界当局的登记证审批。于是，在不能及时获得登记证的情况下，“左翼”文人就以“丛刊”这种以书代刊的形式出版文学期刊，如《奔流文艺丛刊》《新中国文艺丛刊》《文学集林》等。此外，也有一些刊物以相对灰色的消闲类期刊面目出现，如《万人小说》《大陆》等，代表着“左翼”文人的另一种策略。
抗战刊物改头换面以躲避检查的方法，对于自由文人以中性面目出现的期刊如《宇宙风乙刊》《纯文艺》《文心》《文林》《世风》《大地图文旬刊》等等，似乎就显得意义不大了。这类刊物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办刊的资金来源。当然，“左翼”文学期刊资金问题也同样存在，但相对于其他生存压力以及自身的组织背景，办刊资金问题还是第二位的。但对于自由文人刊物与通俗文学期刊，如何解决办刊资金就成为刊物运营的首要问题。
解决资金问题的第一个办法是扩大销量。这要求刊物的编辑在内容选择、按时出版、增加订户等方面下功夫，孤岛时期论语派的刊物《西风》《宇宙风乙刊》等在此方面实为翘楚[81]。另一个办法，是寻找赞助商和拉广告。对于自由文人刊物用广告来解决办刊资金，时人有形象的评论：
不料办杂志竟也和开庵堂寺院一样，现在居然需要“护法”起来了。有一个月刊的《编辑谈话》说：帮助我们经济的“文化大护法”在六期内亏了几千块钱，我们当然不能再要他无限止的牺牲。因此，我们险些不能继续出版。我们于是向各处求救。现在已承蒙几位爱护文化的大商家委登广告[82]。
拉大商家来充任文学刊物的“文化大护法”，这是自由主义刊物尤其是商业化刊物的主要资金来源，到了后期，则出现了《小说月报》《万象》这类“广告刊物”。
孤岛文坛上，另一个值得审视的出版策略，来自于通俗文学期刊。与同时期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期刊相比，通俗文学期刊占孤岛文学期刊数量的1/8左右。虽然通俗文学期刊的数量不多，在孤岛文学市场上的分量却不可小视。这些为数不多的通俗文学期刊，拥有数量广大的读者群体。通俗文学期刊上经常见到这样的文字，“本刊第二期，于七月廿五日提早发行，不料三日之内，又复销售一空，于是立刻再版；同时创刊号亦因存书售罄而添印第四版”[83]。通俗期刊编者们喜形于色的背后，是这样一些数字：“本刊长年订户既多……四千余定户”[84]；“近年来的文艺刊物，是很少能够达到四千册以上的……平均本刊的销数，是每期二万册”[85]。与之相比，同期的“左翼”文学期刊就逊色多了。1939年，白鹤对《鲁迅风》《文艺》《文艺新潮》《绿洲》等几种刊物略作评析之后，感叹道：“上述的寥寥几种……销数都难超过三千，这比之战前的情形自不免使人有寥落之感了。”[86]由此可见，就出版实务来说，嗓门洪亮的刊物，并不一定能获得有效的受众群体。
处在抗战洪流中的孤岛上，通俗文学期刊的生存并不容易。它遭遇的生存环境，除了政治、经济因素，还有社会、文化、道义等多重困厄。“公司办刊”的出版模式与“广告刊物”的出版类型，为通俗文学期刊的发展扫除了办刊资金的隐忧，这是它们的优势。但在国家面目日非的时候，提倡心灵的悠游；在全民抗战的呼声中，宣扬自我的闲适，都将通俗文学期刊放在了社会道义的不利地位。周瘦鹃曾表达自己的苦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87]身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道义压力，和社会上“不知我者”的疑惑之声，使大多数的通俗文学作家选择了低调和沉默。孤岛通俗期刊的数量稀少，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固然，每一种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特定的言说方式与言说对象，通俗文学期刊的世俗姿态，决定了它所关注的对象和话语方式，是与意识形态浓厚的“左翼”文学期刊不同的个体话语或者个人叙事。但在国难当头的非常时刻，去追求个人的高蹈与闲适，不可避免会造成作者心灵上的煎熬，也会使读者产生一种心理逆反。孤岛通俗文学期刊的创办者对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永安月刊》上来就说，“方今国家多事，世乱正殷，处乱世而行非治乱之道，从而创办无关治乱之月刊，或将讥为不识时务不切实际者乎？曰：否。创办《永安月刊》，盖别有所见，兹请毕其辞”[88]。“不识时务不切实际”，是孤岛时期每个通俗作家和通俗文学期刊创办者的夫子自问。因此，如何使办刊目的合理化，也就成为通俗刊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即如《永安月刊》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创办者强调刊物的文字将使读者“宁静其精神，鼓励其振作，辅助其发展，裨益其身心”[89]。也就是说，一向被视为脱离于社会现实之外的通俗文学，开始像新文学一样，大声地宣告通俗期刊的社会价值。而且在论述对读者的影响之外，《永安月刊》更进一步与当时的外在环境联系起来。从第一期开始，皓郎的小说《折戟》登场连载。就文学元素来说，《折戟》的情节老套，文字生硬干巴，距离一篇合格小说的标准甚远。而且《折戟》名为长篇小说，但15期的连载一共只有三万字光景。小说叙述了一位孤岛女职员业余参加一个剧团，但后来发现团长——也是她的导师——竟然利用剧团从事卖国演出，于是振臂一呼，自己带着剧团来到后方为抗战演出。到小说结尾，“折戟”的内涵揭晓，“最后她拔了插旗的一枝木戟，折断为两截说：‘我宣誓，我忠于艺术，我要把艺术来符合我们伟大的工作贡献给国家’”[90]，算是明示了这篇小说的最终意义。作为一份商业集团创办的大众化刊物，《永安月刊》开场就连载一篇质量低劣却寓意明显的“抗战八股”文章，其心思十分明显，即通过对抗战的关注，把自己变为“有关治乱”“识时务”“切实际”的刊物，从而获得道德上的立足点。
与抗战救亡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是孤岛通俗文学期刊的普遍现象。程小青在《橄榄》创刊号里发表的代发刊词《卖橄榄引言》[91]中写道：
橄榄有着苦尽甘来的滋味，我们很想把它来做一种象征，借以安慰一般焦虑、悲愤、颓丧、失望的人们。来，来，嚼一个橄榄罢，甘味就在眼前，我们振作些，准备未来的工作罢！
胡山源这样叙述《红茶》的创办动机：
自上海变为孤岛以后，几种有价值的杂志，因为不能说和不可说的关系，相继停刊了。一般读者们，感到了相当的苦闷，作者们也觉到了同样的无聊。本社同人有鉴于斯，爰有印行《红茶》杂志的动机[92]。
《小说月报》同样如此：
上海自成为“孤岛”以来，文化中心内移，报摊上虽有着不少的东西，但是正当适合胃口的，似乎还嫌不够……在这迫切需要条件下，我们为要提供一种新鲜的食粮，所以出版了这本月刊[93]。
这些通俗文学期刊的自我说辞，无论是孤岛前期个人办刊的《红茶》《橄榄》，还是孤岛后期公司办刊的《永安月刊》《小说月报》，都在提醒着读者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而且在刊物的编后记中，也不时写到，“上海自从沦为‘孤岛’以后，人口骤增，交通阻梗……物价大涨”[94]，“沧海横流，劫灰遍野，读胡山源先生明季义民别传，寄以无限感慨”[95]，透出忧国忧民的神色。这样的做法，就脱离了消闲性通俗文学所特有的个体话语，而与整个社会的宏大叙事结合起来，建立起通俗文学期刊的正当理由和合法地位。
为了公开出版，通俗文学期刊对战争和社会投以关注，但并没有像“左翼”期刊那样进行冲锋式的呐喊，而是在装饰门面的说辞之下，依然延续着旧派通俗文学的个人情调。这种矛盾的局面，他们如此解释，“本来特约的某种文章，还有几篇，有的看来环境所不许，只好割爱”[96]，“写稿实在是一件难事，况在目前的环境，更觉困难”[97]。就孤岛环境来说，他们的表述也算是一种现实。但把刊物的内容完全归结为外界的原因，则显得有些牵强，毕竟同时代的期刊上，还有那么多的怒吼与呼声。相比这种寻找借口式的口吻，通俗文学期刊上一位作家的表述就真诚得多，“在这动荡的大时代中，谈国际、政治、外交、军事未免太迂阔，也太严肃了，谈经济、教育、社会吧，太专门，也太苦索了”[98]。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原因。通俗文学期刊希望回到个体话语的欲望，透过对政治、军事、经济等内容的厌倦语气，显露无遗。由此，通俗文学期刊所标榜的对于时代的关注就显得意味深长。与直接为抗战呼喊的“左翼”期刊相比，通俗文学期刊里的时代之音，就像草坪上的几朵小花，使这些期刊显出一点亮色。通过这种点缀式的出版策略，通俗文学期刊站稳了在孤岛时期生存的第一步。
除了与时代的脱节，通俗文学被诟病的还有文学思想的落后。五四新文学运动夺得文坛霸权以后，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旧”派文艺的代表。虽然新文学和“旧”派文学一起，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翼，但被列入“旧”的文艺，这样的划分对于通俗文学并不公平。陈蝶衣在《万象》上也耿耿于怀，“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本来只有一种，自古至今，一脉相传，不曾有过分歧。可是自从‘五四’时代胡适之先生提倡新文学运动以后，中国文学遂有了新和旧的分别”，“而且这现象直到现在，也还没有消灭”[99]。新旧文学划分为文坛人为造就了一道屏障，随着新文学地位日渐稳固，旧派通俗文学也开始吸收新文学的创作要素，作为自己发展的动力。通俗文学对新文学的吸纳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即已开始，但第一次集中并且有意识地进行融合努力的，是孤岛的通俗文学期刊。如果说强调与时代的联系，是为了获得社会道义力量，那么，强调对于新文学的吸收，则主要是消解文坛内部带来的压力。
《小说月报》创刊时强调，“我们没有门户之间，新的旧的，各种体裁都是欢迎的”[100]，表达的是一种大度的姿态。从第五期起，《小说月报》重点增加了几个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并在此后的刊物发展中逐步加大了新文学批评的力度。与之类似，《永安月刊》《乐观》《万象》等通俗文学期刊都加大了新文学的分量。与这些期刊相映成趣的是，作为新文学新锐的胡山源，在自己创办的《红茶》上，却作出了“容纳文言”的决定。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文言正不妨当作古董。好的古董也是艺术品，这就中了我的意”[101]。在胡山源看来，文言早已没有了五四时期浓重的政治和文化意义，作为一种表义的符码，完全可以成为文学中聊备一格的“艺术品”。同样，通俗文学期刊在吸纳新文学的时候，也似乎并没有过多考虑这种异己的文学表达方式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
但客观的事实毕竟存在。文学分为新旧，看似非常简单，但其背后的东西却不容小视。无论是在新文学，还是在新书业的市场上，新文学与旧文学两个对照的词语之后，联系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体系和文化精神。通俗文学对新文学有意识地吸纳，一方面使通俗文学中透出新文学的质素，可以避免时代落伍者的大帽子；另一方面也获得了一个新的阅读群体，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因此，尽管通俗文学期刊在主动接纳新文学——尽管这种接纳程度有限——的时候，并非早有意识地要创造什么，但如此举动还是带来了新的文学形式的诞生。
吴福辉先生在评价《杂志》月刊时指出：“它以通俗读物为旗帜，形成鸳蝴作者同新市民小说作者的合流”[102]，这样的看法应该说是一种洞见。另一个研究者在引用这句话后，继续指出，“受《杂志》启示，曾经被鸳蝴文人包揽的《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吸纳了丁谛、予且等通俗海派作家加盟”[103]，并列举了其他期刊为例，作为对于孤岛以及沦陷时期文学期刊新旧合流的一个解释。这应该说也是对于当时期刊现象的一个认识。但是有两点需要探讨。一是孤岛时期的《杂志》并不是通俗读物，而完全是政治军事文摘，《杂志》的转型是在沦陷以后。当然，这只是一个史料上的小问题。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新市民小说”也好，“通俗海派”也罢，是否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文学本体，一个与通俗文学中的鸳蝴并列的不证自明的文学现象？而且“新市民小说”何以新？“通俗海派”何以通俗？其实这正是孤岛通俗文学期刊集中吸纳新文学而最终形成的结果。在通俗文学作品中加入新的质素，通俗文学以两性与生活为主的题材用新文学的手法来表达，才造成了市民小说的“新”，海派的“通俗”。当直接把“新市民小说”和“通俗海派”与鸳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并列的时候，其实已经犯了一个颠倒因果的错误。通俗文学期刊对于新文学的吸纳，表面上是一个为了生存的策略，却造成了一种文学史上新体裁诞生的事实。可以说是这种策略最为重要的一个收获，也体现着孤岛时期通俗文学期刊的意义。
依照法国思想家利奥塔的理论，宏大叙事有两套合法化的神话：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对于自由解放的承诺，二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对于思辨真理的承诺。前者构成了现代话语的社会—政治层面，后者构成了现代话语的哲学—文化层面。很明显，通俗文学期刊的内容在此二者之外，它所关心的在于日常生活的层面。充斥于通俗文学期刊版面的大多是为新文学精英们所鄙视的男女之情与家长里短。本来，细碎琐屑的尘世生活，正是通俗文学最主要的文学题材。到了孤岛时期，通俗文学期刊在抢夺自己的文学空间中，又加上了另一个特征：杂。也就是说，综合化，成为孤岛时期通俗文学期刊的第三个出版策略。
《小说月报》在谈到它创办的一个原因时，这样说道，“我们又感到这个时候的文艺刊物太空虚了，太杂了，才发行了这本姊妹刊《小说月报》”[104]。所谓“太杂了”的评语，指的是《小说月报》的姊妹刊《上海生活》。这份孤岛时期的第一份通俗文学期刊，在文学内容之外，还设置了家庭、医药等其他栏目，从前文中的介绍可见一斑。正如顾冷观他们所看到的“这个时候的文艺刊物”一样，综合化的特征实在并非《上海生活》这个姊妹刊的专利，而是当时几乎所有通俗文学期刊的共貌。
1939年1月，由三乐农产社创办的《罗汉菜》问世，刊登了不少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作品，同时也设立了实业、法味、药圃、宅运、成功人等栏目，早已经溢出了纯文学的范畴。在其后四个月创办的《永安月刊》，也是开宗明义地在第一期的征稿启事中指出：“凡属文艺创作、幽默小品、常识、音乐、戏剧、娱乐、家庭、妇女、儿童、体育、工商业检讨及图画摄作等栏，均所欢迎。”[105]《万象》创办不久，也公开明示：
第一……将特别侧重于新科学知识的介绍，以及有时间性的各种记述。第二，我们将竭力使内容趋向广泛化，趣味化，避免单纯和沉闷，例如有价值的电影与戏剧，以及家庭间或宴会间的小规模的游戏方法，我们将陆续的采集材料，推荐或贡献于读者之前。[106]
总体上来说，除了避免《上海生活》的“杂”而创办的《小说月报》尚能大致将内容限定在文艺的大范畴之内，其他通俗刊物如《乐观》《黑皮书》《上海经》等，也都和上述所列刊物一样，内容繁杂。因此，与此前的通俗文学刊物相比，孤岛的通俗文学刊物稍稍背离了“文学”的范畴，从而更像是一个综合刊物。
通俗文学期刊的综合化出版策略，背后隐藏的是办刊者的市场考量。由于孤岛上的刊物大都只能在上海及周边发行，因此就逼使刊物的编者为了销量而大为奔忙。譬如《永安月刊》就毫不遮掩，“本刊纯粹为大众化的刊物，一切措施，完全以多数读者为对象。自信宗旨是相当的严正，以往一年如此，今后当然要贯彻始终”[107]，可以说是销量至上的绝佳体现。孤岛通俗文学期刊的三种出版策略中，综合化策略的作用最大，通俗文学期刊种类虽少，销量却占据孤岛出版市场的半壁江山，主要的功劳应该算在综合化的头上。
“完全以多数读者为对象”的考量，并不是无条件地以读者的需求为鹄的。就以商业气息最为浓厚的《永安月刊》来说，有的读者认为它“没有香艳色情的文字，来配合孤岛人士的胃口”[108]。香艳色情的文字，在畸形繁荣的孤岛无疑有着一定的市场，但《永安月刊》认为“这是我们所不愿为的”，坚持认为即使通俗和综合化，也应该“有益世道人心”[109]，并没有吸纳这一部分的读者群体。基于这种认识，《永安月刊》在不少通俗文艺和其他文章之外，常能见到这样的提醒，“不要作舞场孝子；不要因生活贫，把宝贵书籍随地卖；你愈是婉转顺随，委曲求全，愈是对方瞧你不起”[110]，这些“有益世道人心”的劝告随着刊物的销路扩大在孤岛流传，自有其社会意义。
有人在论述《万象》商业上成功的原因时指出，“究其本源，《万象》兼容并包的编辑方针，以大众为对象，对不同读者群体的兼顾吸纳，是其商业运作成功的根本因素”[111]。如果把这种结论放之于孤岛时期的全体通俗文学期刊，也大致是适合的。从宣告与时代的联系获得合法生存的根据，到吸收新文学的质素增强自身发展因子，再到通过综合化办刊的外部运作获取最大多数的读者群体，孤岛通俗文学期刊的三种出版策略相辅相成，从一种内在逻辑上推动了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风貌，取得了不可小视的成就。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在整个通俗文学史上，这样的出版策略不但延续了通俗文学的血脉，并以新的文学方式诞生，宣告了孤岛通俗文学期刊的出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