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武斌^[1]

不久前，张卓民先生来电话说，他的学术文集即将出版了，嘱我写一篇序言。随后，又将他的文集的电子版给我发过来。我听到张先生文集要出版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也很愉快地接受了写序的任务。最近几年，我为几位老先生如彭定安、牟心海、张玉兴等人的文集或著作写序。本来，后辈为前辈学者写序，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序”这种文体，一般都是前辈为后辈的作品写的，有对作品本身价值的评论和肯定，也有鼓励、奖掖的意思。这两层意思，我都不敢当，所以由我来写，就颇有“冒犯”长辈的意味。但我体会，我为这些老先生写序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虽然这些前辈我都很熟悉，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但既要写序，就要把他们的论著再读一遍，至少是要比较认真地浏览一遍，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另外，对于张卓民先生，我觉得也有许多话要说，就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吧。

我和张卓民先生相识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1982年初，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就开始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哲学研究所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室，我在哲学研究室，张卓民先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那个时候，正赶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大发展的良好态势，各个学科都很活跃，而我们院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如傅世侠、张卓民、王树茂、马成立、康荣平等人，他们在学术界都很活跃，他们的心理学、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等方面的研究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张卓民先生逐渐地熟悉起来。我很钦佩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不时就一些学术问题向他们请教。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我得到张先生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也成为忘年交。我们曾一起参加国情调查的研究，一起主持“分析与预测”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张卓民先生主编《选择学丛书》，邀我加盟，并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事情是有很多好朋友，特别是与一些老同志做朋友，他们的友情、关怀、鼓励和支持，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力。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张卓民先生是他们当中来往最密切，给我的帮助、鼓励和支持最多的人之一。

张卓民先生的学问和学术成果，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在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第二个阶段是在90年代以后，主要是从事国情调查和辽宁省情分析与研究，可以说是在社会发展前沿的社会学探索。这样的区分只是大体而论，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学术发展思路和主要成就。收集在这本文集中的主要是前一部分成果，后一部分有几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也被收录进来，更多的成就反映在他主持的十几本大规模的国情调查丛书和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系列丛书里。所以，我觉得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他始终行走在科学与社会探索的前沿，并且，他是一个很勤奋、很严肃和很有成就的探索者。

自然辩证法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很活跃并且发展迅速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是指关于科学和自然史的方法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时，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对这两方面的历史的哲学概括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门学科，即“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在我国学术界，自然辩证法首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受到重视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有关科学问题的哲学讨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78年1月，由著名科学家周培强、钱三强、于光远发起，经邓小平同志批准，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从此成为一门显学。当时，辽宁社会科学院刚刚建立不久，傅世侠、张卓民等同志敏锐地把握这个新的发展态势，率先在辽宁组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在全国的同行中都很有影响。他们组织编写的《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一书，从当时发展最为突出的几大科学领域的前沿性研究，探讨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有突破性的见解和思考。在这一时期，张卓民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研究深度的论文，集中讨论有关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后来，他又主编了《科学方法论丛书》，系统地介绍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关科学方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他写作的《系统方法》对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系统论思想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是当时我国有关系统论研究中比较早的论著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学者开始把现代科学技术当做一种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张卓民先生又积极关注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写出了有启发价值的论文，并且在一些学术会议和政府咨询论证会上积极呼吁，希望引起全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并采取积极的对策，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这些论文和建议在当时都有不小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卓民先生率先提出了关于“选择学”的研究，并组织不同学科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展合作，完成了《选择学丛书》。陈昌曙、彭定安等省内学术大家都积极响应，参加到对选择学的研究中来，我的选题“人格选择学”也有幸被张先生选中。张卓民和宋曙合作的《一般选择学》对“选择”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很有开创性的成果。

张卓民先生所从事的自然辩证法或科学哲学研究，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领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但是，张先生并不是单纯沉湎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关注社会生活发展的、具有经世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所以，一方面，他潜心在学术的领域里，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关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关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作出一个学者的思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大发展的态势，同时也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国情的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项目，需要组织全国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辽宁省的这个项目就是由张卓民先生负责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转向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发展进行社会学的探索。当时，我也参加了张先生组织的营口和抚顺调查项目。从那时起，持续几年的国情调查，张先生不仅主持完成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营口卷、抚顺卷、彰武卷、海城卷等，还继续进行跟踪调查，进而主编了《改革开放20年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卷》《辽宁五十年成就事典（科技部分）》《历史性的巨变——解读辽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等著作，对于深入认识辽宁省情，深入认识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也给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学术性的科学依据。大约是在1994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进行经济社会分析预测的研究项目（即所谓“蓝皮书”）。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就和张先生议论这件事，觉得我们也应该进行这样的研究，于是在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下，这个项目很快就做起来了。正是在张卓民先生的主持下，从1995年1月出版《1994～1995年辽宁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开始，这个项目一直坚持了十几年，到现在已经成为辽宁社会科学院的一大品牌工程。后来，张先生还主持了沈阳市的“蓝皮书”工程。实际上，说到辽宁的“蓝皮书”，不论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发生了什么变动，不论参加这个项目的队伍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始终都是张先生在一线指挥和组织的。辽宁的“蓝皮书”实际上是和张卓民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组织国情调查和“蓝皮书”的项目时，张卓民先生不仅是直接的组织者，并且亲自动手，写作了其中的重要篇章，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很多青年学者，带出来一支很好的队伍。由于这两个项目工程巨大，牵涉到许多学科的专业，所以辽宁社会科学院领导决定从全院的相关研究所抽调力量，其中涉及经济所、哲学所、社会学所、历史所、文学所等好几个研究所，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者。张先生在组织工作中，不仅担负着争取经费支持、谋划布局、调查研究、统筹定稿以及最后出版等具体工作，更主要的是带队伍。和许多学问大家一样，张先生对于后辈青年都充满了关心和爱护，实际上，辽宁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得到过张先生的帮助和指导。而这一切，在张先生看来，都是很自然的，是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职责。现在，张先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仍然坚持在科研的第一线，仍然在主持“蓝皮书”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于这项事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于培养青年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说到张卓民先生对于后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我是很有切身体会的。前面说到，我曾和张先生一起共事多年，除了学术上的关心和指导之外，在这多年的合作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我被调任沈阳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职务，张先生不太愿意我离开。我理解张先生的心情，毕竟在一起长达二十多年，并且是十分密切的好朋友。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我的优势和长处在于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并不是我的长处。如果因为行政工作耽误了研究和写作的学术事业，是很可惜的。这也是许多老同志对我的看法。然君命难违，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工作繁忙，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学术事业的追求，没有放弃研究和写作。我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不能辜负像彭定安、张卓民等老前辈、老朋友的期望。他们的期望和友情，一直给我的成长很大的鼓励。以后，仍然如此。

在本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上面的这些话，权以为序，也是对张先生学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祝贺。

2011年5月6日

[1] 武斌，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