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

古希腊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形成。公元前6世纪左右，古希腊出现了以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他们以不同的观点说明世界的本源。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万物的基质，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毕达格拉斯则认为世界是由“数”构成的。随后出现了以色诺芬尼（Xenophanes）为代表的埃利亚学派，色诺芬尼认为人类和生物都是从土中产生并归之于土。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认为万物在火的燃烧中不断发展变化，在“逻各斯”（Loges）的支配下，万物处于永恒的变化过程中，提出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名言，阐述了“万物皆流，无物常住”的观点。德谟克利特（Demokritos）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源子和虚空，人是由原子构成的小宇宙。

公元前469年在雅典出生的苏格拉底（Socrates）才华横溢，说出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的名言，发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呼吁、提出了“知识即美德”的理念。

公元前427年出生的柏拉图（Platon）认为知识存在于人的灵魂中，人出生时暂时被遗忘了，人的灵魂是不灭的，它会在人生过程中将知识唤醒而“回忆”起来，使灵魂中的知识得以再现。他认为事物的本质是理念，所有事物的本质构成理念世界。柏拉图主张按善的理念建立“理想国”，由“哲学王”管理国家。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创立了逻辑学，他提出并论述了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规则，探讨了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方法。柏拉图形而上的思维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将古希腊哲学推向顶峰。

古希腊哲学在开启理性之门的同时，也遇到了认识上不能逾越的障碍。理性之光穿透了现实世界的些许迷障，但打不开彼岸世界的“黑箱”，找不到一连串“为什么”的终极答案，这就为神学的假说提供了舞台。人们将不可知、不能解释的事物归于彼岸的上帝，将美好但无法实现的愿望也寄托在上帝身上，用编织的神话填塞空虚的心灵。这种神话信的人多了，就演变成以神学为基础的宗教。公元前6世纪在巴比伦形成了犹太教，后来又发展成基督教，将耶稣奉为上帝。上帝和人订立契约，《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合成为《圣经》，成为基督教的教义。宗教的产生，钝化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思维锋芒。神职人员千方百计论证上帝的存在，宗教势力垄断了世界的解释权，形成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宗教掌控政权，信仰压抑理性，形成了灰暗的中世纪。这种局面在欧洲延续了一千多年。

同时期的中国，宗教（主要是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虽然也有发展，但始终未成文明主流。当西方通过宗教强化神权时，中国则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化君权。君权与神权相比，前者更人性一些。古希腊哲学追求世界的本质、本源，向自然界追根问底，结果被“上帝”隔在门外。古代中国哲学以似有似无的“道”、变化莫测的“阴阳”虚述世界，而实说人生社会，将现实的君主视为“天子”，演绎“天人合一”的逻辑，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信为准则构建社会秩序。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是由形而上演变为“神”的哲学，那么古代中国的哲学则是由形而上演变为“君”的哲学。长达千年的欧洲中世纪，西方社会由上帝派生的神权统治。同期的中国社会，则由现实的君权统治。从有文字记载到公元14世纪的人类历史中，东方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方面都走在西方的欧洲前面，这与东西方不同的哲学发展道路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