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回顾和批评

关于族群和族群政治的早期理论基本都承认族群问题的出现与欧洲现代化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不可分。^[10]冷战结束后，源于理解现实政治的需要，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兴趣转向了族群冲突领域。面对族群研究领域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本文只集中讨论与族群冲突相关的学术著作。

（一）族群数据库及定量分析的局限

目前，“处于危险中的少数族群”是研究族群冲突的学者最常用的一个综合性数据库。^[11]但是，随着族群冲突研究的深入，这个数据库定义变量的方式、搜集数据的方法和变量的种类渐渐不能满足所有研究者的需要，一些新的数据库不断出现，如“族群权力关系”数据库、^[12]关于族群地理分布的数据库^[13]和关于族群间宗教歧视问题的数据库。^[14]

族群冲突数据库的不断涌现为学者使用定量方法提供了便利，但定量研究的方法不是万能的。首先，传统的以回归分析为核心的定量研究只能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缺乏对过程和机制的关注。其次，由于不同研究使用的数据和操作化方式不同，导致定量研究无法提供清晰的理论。因此，只有将定量研究与其他研究方法结合使用，才能提供更多的知识增量。^[15]

（二）对族群间安全困境机制的关注

自巴里·波森1993年首先将安全困境机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引入族群冲突研究领域以来，很多学者运用了该机制（至少在字面上使用了“安全困境”）对族群冲突进行理论分析。^[16]不过，学界对安全困境机制的理解和使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包括仅仅将安全困境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或一个自变量，^[17]将安全困境等同于冲突螺旋，^[18]或将安全困境简化成“承诺问题”，等等。^[19]这些泛化安全困境机制的倾向，反而导致安全困境机制的解释力受到质疑。^[20]

但是，上述批评是建立在错误理解安全困境机制（理论）的基础上的。实际上，安全困境机制（理论）不仅仅强调国家中央政权控制力的突然或渐渐衰落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相互恐惧，而且可以将国家制度安排、政府政策以及政治精英的角色等因素融入一个动态的和整合的“制度+因素”分析框架。这样的“安全困境/机制+因素”分析框架不仅能扭转族群冲突研究“碎片化”的趋势，而且可以贡献新的知识增量。

（三）心理驱动力在族群冲突文献中的角色

唐纳德·霍洛维茨在其被广泛引用的著作中讨论了“相对价值的竞争”与“对灭绝的恐惧”等隐藏于族群冲突背后的群体心理，认为任何完善的理论必须能合理地解释“族群冲突中充满激情、象征性和忧虑的一面”。^[21]族群冲突的定量研究常根据族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不平等来度量族群之间“不满”和“仇恨”的程度。^[22]虽然族群冲突研究的理性选择学派将心理因素完全排除在他们的分析框架外，^[23]但是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仍然将“心理”作为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不满”^[24]“仇恨”^[25]和“恐惧”^[26]都被认为会导致族群冲突。

虽然学界对心理驱动力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①大多数研究采用“分割性的、非此即彼的”对立态度看待多种心理驱动力，我们依然无法理解驱动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是否相互影响，如何相互影响，进而如何共同地调节族群关系。②除了对“恐惧”的物质因素来源研究的比较充分外，学界对其他心理驱动力与物质因素的因果关系缺乏实证讨论。

（四）关注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机会

族群冲突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认同区分群体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促成群体行为的“机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斯图尔特·考夫曼认为族群战争发生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必须存在政治机会，这种政治机会不仅需要一定的政治空间（政府垮台、政治自由化等），还需要地理上的根据地。^[27]

本文认为，学界对“机会”的关注其实源于分析精英动员族群“能力”的需要，但是，使用“动机—机会”二分法却造成了将“机会”等价于“能力”的谬误。事实上，“机会”并不足以反映精英动员族群的“能力”。无论是结构性还是物质性的“机会”，归根结底都是一些因素，使用“机会”一词而非“因素”反而造成了理论混乱。本文认为使用“因素—驱动力（能力）”代替“动机—机会”二分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地厘清因果关系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