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精神医学本来有两条腿，一条迈向哲学-人文-心理的境界，一条跨往自然科学的归宿。要是将精神医学的发展道路比喻为一条铁道，这两种努力的方向就好比是两条铁轨，两条腿也就可以比喻为火车的两个轮子，沿着它们构成的同一条路前进。

但是说来遗憾，华人从西方学到的精神医学，主要偏向于重视物质基础的生物精神病学，较轻视哲学-人文-心理的传统。一百多年以来，“两条腿一条粗、一条细”，到了现代似乎不但没有平衡的迹象，反倒是差距越来越大了，更有甚者，一条道的两条铁轨好像也不再保持均等的间距，而且要分离开，欲成为两条单独的轨了。

有人曾质疑我说，是否夸大了这种分离的倾向。我却认为这是随处可见的现实。哪位读者要是不信的话，就等着叶锦成教授这本书正式出版后观察体会吧。我猜想，有一些内地的读者会像我一样，觉得大开眼界，为叶教授的真知灼见而感动、叫好；同时，又会有不少的人不以为然，根本不想相信这是处理精神分裂症的“正道”；还有一些人会很吃惊地发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社会工作者居然要懂现象学、存在主义、精神病理学、精神动力学、心理治疗学！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精神医学界就开始了上述两种取向的学术之争，被Karl Jaspers称为“方法学论战”。他把这两种取向分别归为“理解的心理学”与“解释的心理学”。他在1913年初次出版、后来不断再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一书中提出，精神病理学需要两种心理学。我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里谈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因与叶教授这本书有感应、相通、神合之处，不妨摘录于下，作为附和。

“解释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Explanation）关注的是精神和精神病理现象发生的机理和物质基础，解释因果关系；而“理解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Understanding）重点则在于精神世界内部的“有意义的联结”。比如，研究动机“为了什么而产生”和“如何产生”，研究情绪与意志、认知与外显行为的关系。精神科医生一方面作为客观的观察者，要判断患者有无“投入的理解”——也就是“共情”方面的损害，另一方面，为了理解患者症状的意义，自己就要有共情的能力。由此可见，只强调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的生物医学模式对精神科医生是有害的（请注意：不是说生物医学有害）。

心理治疗主要在“理解的心理学”领域里进行，需要理解心理事件的意义，并通过人际互动，为对方寻找、固化、重新赋予或扩展意义，甚至构建、创造新的意义。这与解释的心理学不同，也与生物医学的方法不同。药物等躯体治疗能消除个体的躯体症状、精神症状，但却无法取代患者在病态之中与环境的互动，无法取代个体在正常状态下对于生命意义的追求。

有一些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认为，自然科学能解释和解决所有问题，心理问题的根源完全可以用分析-还原的方法加以探究和澄清。他们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理解心理学的方法，发展了不重视整体、不重视个体及其生命意义系统的临床思维模式，相信单纯躯体治疗就可以解决包括神经症在内的临床问题，轻视对病人千差万别的社会处境、文化背景进行深入地理解和个体化地处理。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认识方法是降低精神卫生服务质量的原因之一。精神科在我国处于不受青睐、不被重视的境地，与部分专业人员在医学模式上作茧自缚，在服务范围上画地为牢，因而在服务方法上简单粗糙，有着密切关系。

社会工作与心理治疗、精神病学有很大的重叠、关联。作为社会工作方面有造诣的专家，叶锦成教授对精神病理学有精深的理解，而且有应用方面的丰富经验。他数十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发展一种珍视患者生命意义的工作模式。他的理论构想及热情投入的慈悲胸怀，是对现今把精神卫生问题进行物质化处理的一种很好的回应，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值得我们借鉴。

赵旭东

上海同济大学东方医院心身医学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