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国际援助领域里，中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当中国自身还十分贫弱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提供国际援助。这种政策的有效实施，改变了西方国家封锁新中国的战略格局，为中国扩大并加深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关系，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而促进国际发展合作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披露，中国在1950～2009年年底的60年中，对外援助金额达到2562.9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为1062亿元人民币，无息贷款为765.4亿元人民币，优惠贷款为735.5亿元人民币。[1]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是成效却十分显著。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其对外援助的力度也不断加大。2010年，中国援外规模达到165亿元人民币，此前4年的增幅为25%。在国际援助领域里同样发展迅速的还有印度、南非、巴西、墨西哥等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南南合作”的态势对于长期主导国际援助体系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极具挑战性，因此，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日益受到国际关注，并收获越来越多的各类评论。
发展中的受援国总体来说十分欢迎中国援助，第一，因为中国提供了发展中国家在减贫和发展事业中所急需的帮助。在极度不平衡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劣势，粮食短缺、瘟疫横行和武装战乱相互作用，使这些国家成为人类冲突与灾难的渊薮。中国对外援助急发展中国家之所需，致力于消除贫困，帮助弱者，发展经济、社会和民生。例如，发展中国家缺医少药是普遍现象，全球25亿人生活在疟疾多发区，每年临床病例高达3亿～5亿，其中非洲占90%，年死亡人数近300万，一半以上是5岁以下的儿童。针对这种状况，中国援建了100多所医院和疾病防治中心，累计向69个国家派遣医疗队员2.1万人次，诊治当地民众2.6亿人次，提供自主研制的治疗疟疾特效药青蒿素，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满足人类生存的迫切需要。中国还援建了221个农业项目（包括农场、技术示范中心、农田水利工程等）、442个经济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公路、桥梁等）和622个社会公共设施项目（包括体育场馆、会议中心、学校等），以及打井供水、节能环保和产业发展等项目，都是直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社会民生难题的。
第二，发展中国家欢迎中国援助还因为中国和它们“在实现发展和经济进步等目标方面一直立场一致”，[2]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的优先发展战略相吻合，主要做法是用中国的比较优势与受援国的优先发展战略对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在对外援助领域里奉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从来不将不现实的发展要求强加给受援国。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曾说：“无论是在中国给予我国的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还是我们在国际会议的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一丝一毫要左右我们的政策或损害我们国家主权和尊严的企图。”[3]西方援助体系提出让发展主体享有所有权（ownership）的主张，而正是中国在具体的援助实践中使这种主张得到实施。中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从自身发展的历史规律中总结出一个道理：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符合发展中国家自己规律的发展，援助国的角色是帮助他国发展，而不是主导他国发展。
第三，中国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使得发展中受援国看到了希望。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被中国的发展模式所吸引，对中国的发展印象深刻，尤其是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士，自然就会将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发展方式与西方相比。他们看到，30多年前中国还十分贫穷，但是却能够通过自主努力，并借助外力成功地使一个庞大的国家脱离贫困，走上现代化道路。他们认为，中国成功的经验是“有选择地吸收外国的政策，而不是全盘照搬”。[4]因此，许多国家开始选择“向东看”、采取向中国学习的政策。坦桑尼亚工贸部部长在中非合作论坛上提出，“非洲各国人民应向中国学习，开发利用好非洲的各种资源，为摆脱贫困、提高生活水平而奋斗”。[5]
第四，中国不是从私利出发提供援助。[6]参加中国援外培训的一些非洲官员说，中国在对非洲援助中作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是在“真心实意地帮助受援国”脱贫。[7]中国不仅提供资助，而且传授技术、服务社会。中国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援外人员努力工作、平等待人。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工程人员和专家的待遇甚至低于受援国的相关水平。中国的医疗队往往在最艰苦的地方救治病人，有时甚至每天要做十几台手术。仅援建坦赞铁路这一项工程中国就牺牲了69名专家和工程人员。
第五，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率有目共睹。就连西方观察者都注意到，中国总是能快速地向受援国提供它们最急需的项目和物资。[8]
第六，中国对外援助虽然也存在很多管理问题，如援外项目有时缺乏针对性和长期规划，援外人员外语能力偏低，有些援外资料没有翻译成外语，影响了中国与受援国的沟通等，但是中国总是能够设法通过平等合作改进管理，尽力做到让受援国满意。[9]
正当发展中国家称赞中国是合作典范时，对中国援助的挞伐却如潮水般涌来。西方一些媒体、学者和非政府组织喋喋不休地指责中国对外援助“缺乏透明度”，中国提供援助是“为了资源”，中国援助“对环境和人权状况造成了威胁”，[10]甚至说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不负责任的角色”，[11]“在挑战现有的发展范式”，[12]呼吁美国与欧盟结成更加紧密的民主共同体，以共同抵消中国的影响。[13]仔细研究后不难发现，这些发表简单言论的人士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缺乏深入的研究和基本的了解。
近年来，在中国援外领域里出现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其中不少是用中文发表的，有些研究证明了对中国援外的不少指责建筑在无知、误解和偏见的基础上。[14]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女教授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撰写的《龙的礼物》，她为撰写这本书而深入非洲基层，进行了大量那些勤于发表意见却懒于调查研究的人不愿意做的调研。《龙的礼物》讲述了中国援助非洲的一些基层故事和技术性的故事，这些故事看似简单，但是却告诉人们中国对非洲援助的一些真相。
《中国援外60年》的写作是我在对外援助领域里系列研究的逻辑发展。我们于2003年出版《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之后，又于2007年出版了《外援在中国》。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托尼·塞奇先生提醒我，世界会更加关注有关中国援外的研究，而由于有了在对外援助方面的部分知识积累，我们也感觉需要开始向外界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了。
中国对外援助的大量历史和技术材料引发了我们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思考，例如：
（1）世界减贫、脱贫和发展进步的规律是单一的，还是多样的？不同的发展模式是否同样导向现代化和更高层次的文明？抑或是人类只有一种成功的模式，不同文明或早或晚都要走趋同的道路？提供对外援助的国家都宣称，援外的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但是不同的援助国却使用不同的方式提供援助。这些方式不仅表现了援助国的不同国情特点和比较优势，同时也透露出它们对发展和进步规律的不同理解。
（2）从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各国对发展规律的不同理解到底折射出怎样的国家关系？援助国与援助国之间、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到底是相互学习帮助，还是相互排斥竞争？各种行为和政策的动力何在？对外援助的研究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提供案例。
（3）不同文明虽然对发展规律有不同理解，并且努力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各自理解的适用范围，但是在对外援助的方式、方法方面存在局部共享经验，那么，这些共享经验在哪些环节上是适用的？为什么不能泛化为具有普遍性的价值？
本书的写作并非要直接回答上述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不过我们认为，国际事务的理论化概括有赖于对典型案例的耐心细致而非草率武断的分析。简言之，在就对外援助的各种现象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对分析之前，需要用一种“对历史的敬畏”的态度，首先搞清楚世界各国的真实情况，其中包括把中国的故事讲明白。在对一件事务自身的内生发展规律没有掌握和理解之前，不宜在各种事务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并得出貌似理论性很强，实则十分皮毛的，而且必定是扭曲的结论。特别是由于对外援助在所有的对外关系领域里涉及的行为主体最多，内容最丰富，关系最复杂，因而也最难进行简单概括。出于上述考虑，尝试理解中国对外援助的来龙去脉和内生规律就成为我们撰写《中国援外60年》的主要目的。
中国援外历时60多年，故事极其丰富，但头绪十分繁杂，绝非一本书可以概括。特别遗憾的是，尽管这本书的写作周期长达5年，其间我们在中国商务部援外司、经济合作局以及中国驻外商务参赞处的帮助下于2008年对埃塞俄比亚、埃及、坦桑尼亚和南非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当地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非政府组织和智库成员以及欧盟、日本和多边援助组织的代表们进行了访谈，又于2010年对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几内亚和博茨瓦纳，亚洲的柬埔寨和孟加拉国进行了类似的实地考察，还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山西等地访问了老一代的中国援外工作者、现任援外官员、援外工程承包单位和地方主管部门，整理了数十万字的访谈记录，但是由于本课题对于我和我的同事们来说大都是“业余爱好”，所以只能从越来越繁忙的“主业”中抽空为之，因此大大影响了研究的进度和深度。
在本书的作者中，张浚和张敏参加了《外援在中国》（2007年）的写作，并与我共同完成了2008年的非洲调研；熊厚参加了2010年的非洲和亚洲调研，并成为一些相关研究的骨干；张勉励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的专家；而孙洪波则专门研究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中国援外60年》这个题目体系庞杂、技术性强、牵涉面广、历史跨度大、缺少可靠数据，而且是集技术性、政策性和学术性于一体的课题，所以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严峻的挑战。虽然我们都尽力而为，但是也只能在中国援外的浩繁故事中选取少量局部加以介绍。我们希望通过一个个的关注点，如非洲的几内亚、亚洲的越南等，切入中国援外的课题。当然，我们也尽量涉及比较全面和宏观的问题，如政策和机制、多边援助、对拉丁美洲的援助等。此外，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我们的研究和著述在有些部分中不得不采取厚古薄今的做法，尽管我们十分努力地要厚今薄古。此外，由于市场的迫切需要，本书的个别章节也以不同形式被发表，这些章节在本书出版前已经过细致的校订和增补。
本书的第一章由周弘撰写。该章分三段（即计划经济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和21世纪），回顾了中国援外60多年的主要政策及其沿革，介绍了与中国援外不同时期政策特点相适应的管理和执行机制，特别突出了援助主体行为方式的变化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对中国援外政策及方式的影响，主要目的在于解读中国援外政策、方式和机制的内在规律。
第二章由熊厚撰写。该章系统梳理了中国对外多边援助的发展，包括资金规模的增加和方式的多样化发展。本章在充分肯定中国多边援助作用的同时，指出国际社会不断增长的期望值以及“资金有效利用”等议题都对中国对外援助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三章由张浚撰写。该章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对非洲援助的基本特色，特别是通过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对非援助原则、政策、方法的阐述，并以中国对几内亚援助为例，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在中国对外援助中体现的不同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根源，说明在中国对外援助中体现了一种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新的“南南合作”的国家关系。
第四章由张勉励撰写。该章介绍了中国对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国家早期援助的情况，特别翔实地介绍和分析了中国对越南援助由军事援助转为以经济技术援助为主，由党际援助为主导转向政府间合作为主导的变迁过程。
第五章由张敏撰写。该章主要聚焦于对中国援助中亚地区的战略成效进行评估。作者介绍了中国在该地区提供援助首先以确保地区安全为主，而后逐渐向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关系过渡的情况，认为中国借助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实现了对中亚援助的地区整合和方式方法创新。
第六章由孙洪波撰写。该章介绍了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援助的基本情况和政策的演变，并将这种分析与中国和拉美之间的外交关系相联系，提出了关于中国对拉美各种援助的战略意图和外交需要的个人解读。
中国对外援助是一个容纳广阔的研究空间。在各个方面，如卫生援助、基础设施援助、农业技术援助等方面都有很多值得分析、研究和介绍的内容，但是作为初步的尝试，我们只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并带着很多的遗憾暂且止步于此。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对外援助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外交，而是通过经济技术的转让带动包括观念、经验、技术、资金、物资等在内的多种要素流向发展中的受援国。因此，对中国援外的评估不能仅限于统计援建工程的数量和质量，不能只看到人员的请进和派出，不能只阅读政策部门的宣示。真正使得中国对外援助获得成功的恰恰是一些难以总结概括的、可以被统称为“软实力”或者文化力量的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各种各样的援助项目，特别是援助项目的执行者向受援国传递。
在实地考察和基层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对外援助是一项助人为乐的事业。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一次对中国援外工作者的讲话中说，要记住非洲人民曾经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但是不必总提中国提供给非洲的帮助（大意），他还引用了《战国策》中的一句话：“人之有德于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不可不忘也。”（《唐雎说信陵君》）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无私性质。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每每被中国历代援外人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故事所打动，那些逐渐被世人淡忘的往事讲述着细致到铆钉螺丝的生产，宽阔到世界秩序的构架的大跨度道理。从学习和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和实践中我们理解到，国际发展不是学者书斋中的高谈阔论，而是泥土地里的务实劳动，需要的是务实的政策、适用的知识和技术；同时，国际发展作为迄今鲜为国际关系学者们关注的领域，其实蕴藏了深厚的国际关系原理。我们在这里奉献给读者的就是一些平实的故事，而不是深奥的理论。受能力、时间和资料的限制，遗漏和错误在所难免，这里也敬请读者包涵。
需要特别感谢熊厚和张磊两位同志，他们在本书的编辑阶段给了我关键性的帮助。
周弘
2012年8月20日于北京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人民出版社，2011，第7页。
[2] 《安南在2006年北京“中非合作论坛”上的发言》，《对外援助工作通讯》2006年第6期，第16～22页。
[3] 《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在李先念主席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8月20日，转引自石林主编《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7～18页。
[4] 《埃塞俄比亚能力建设部公共关系司司长访谈录》，2008年1月14日。
[5] 《对外援助工作通讯》2006年第6期，第16～22页。
[6] 关于这点，周恩来总理亲自制定的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是最好的证明。另外，李安山教授在他的文章《文化遗产与中国的非洲政策》中从文化渊源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见门静、本·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55～72页。
[7] 肯尼亚、贝宁、津巴布韦的研修班成员发言。
[8] Berger，Bernt and Uwe Wissenbach，EU-China-Africa Tr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Common Chanllenges and new Directions，Bonn: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Discussion Paper 21，2007，p.13.
[9] 《与南非财政部国际发展合作司会谈纪要》，2008年1月27日；《对柬埔寨公共工程和交通部访谈记录》，2010年5月5日。
[10] 张兴慧：《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对欧盟的挑战？》，载于门镜、本杰明·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74～302页。
[11] Berger，Bernt，“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Can the EU Sit Back？”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China in Africa，Volume 13，Issue 1（2006），p.115.
[12] Davies，Penny，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n Africa—towards mutual benefit？Sundbyberg，Sweden:Diakonia，August，2007，p.17.
[13] Campbell，Horace，“China in Africa:Challenge US Global Hegemony，”in Manji，Firoze，and Stephen Marks.，ed.African Perspective on China in Africa，Cape Town，South Africa:Fahamu，2007，p.125.
[14] 如黛博拉·布罗蒂加姆《龙的礼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门镜、本杰明·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丁韶彬《大国对外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张兴慧《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对欧盟的挑战？》（载门镜、本杰明·巴顿主编《中国、欧盟在非洲》，李靖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274～302页）等均从中国的视角批评这些误解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