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主人士北上和《共同纲领》的酝酿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的新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自然，作为建国纲领的《共同纲领》，必须代表最广泛的民意，反映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是建立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政府所必需的。

因此，制定《共同纲领》需要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协商。尽管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绝大部分响应中共发出的“五一”号召，但当时多数民主人士是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而这些地区还没有解放。因此，能否把这些民主人士动员并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来，直接关系到《共同纲领》的制定，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筹建新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杨尚昆回忆说：“从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最大的工作是两件，一是打仗，一是统战，中心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统战工作，主要是把在香港和国统区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把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来的事，“由恩来同志亲自指挥，李克农和钱之光经办，先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联络，然后组织秘密交通护送，其中不乏传奇性的故事”。^[4]

凡事预则立。在1948年的7月底8月初，中共中央就对接送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一事进行了周密部署，有着丰富统战经验和组织才能的周恩来亲自抓这项工作。8月2日，周恩来电告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5]

8月9日，周恩来又电告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香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6]

当时，在中共几乎没有海上和空中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加之国民党方面的重重阻挠和极力破坏，接送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精力，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关系和力量，从交通工具、行走路线、衣食住行等方面作出周密安排。

当年由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林一元回忆说：“登轮北行前，中共方面都作了周密的安排，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经过的地段，从哪条路走，经过哪些街道，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等，都事先做好调查研究和缜密的布置。”“我们都化装成商人，然后乘小轮直驶浮泊海上的‘波尔瓦多’号，登轮后各人手里都持有货物单据作为货商的掩护。”^[7]

1948年9月1日，从美国回国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冯玉祥将军因乘坐的苏联客轮在黑海途中失事而遇难。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想到原计划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将搭乘苏联货船来解放区，当即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潘汉年并香港分局：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无船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8]他还在给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在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指出，对民主人士北上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做到万无一失。^[9]后来，考虑到该轮要经过台湾海峡，且南下时已遭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为预防万一，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分成四批北上解放区。

9月20日，周恩来拟定了邀请从香港、上海和长江以南前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新政协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名单，包括李济深、蔡廷锴、张澜、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何香凝、史良等共77人，并把这份名单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出：各方人士须于今冬明春全部进入解放区“方为合适”。“北来人士拟先集中哈尔滨招待商谈；华北人士如直进解放区，则集中华北。视战事发展，明春或来华北，或即在哈市召开新政协。”^[10]

同一天，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并华北城市工作委员会的电报，提出为筹备召开新政协，除在香港、上海及长江以南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外，拟在北平、天津邀请张东荪、李烛尘、许德珩、张奚若、符定一、李锡九等24人，并要求对这24人名单提出意见。^[11]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3月，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上海、北平、天津、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经秘密交通陆续被接送到西柏坡或哈尔滨。这些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主要有：从北平经石家庄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就设在那里；从上海或香港经山东到李家庄；从香港经大连到哈尔滨；天津解放后，从香港经天津到北平。也还有一些民主人士是经过其他路线进入解放区的。

在接送民主人士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那种朴实、谦虚、周到、细致的作风，令受够了国民党专制压迫的民主人士感慨不已。当时受命前往香港接送民主人士的钱之光回忆说：“第三批进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最多”，“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先生，就是在这一批北上的。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更加具体、周密。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铉、刘昂同志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这次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等。”民主人士得知后，十分激动，连声称道：“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12]中国共产党礼贤下士的态度，在日后与民主党派协商建国中发挥了润滑剂的作用。

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中共方面开始就制定《共同纲领》的问题与他们协商讨论。

9月29日，从香港来的第一批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到达哈尔滨。10月6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电告高岗并东北局，告新政协“须通过共同纲领”，指示他们向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征询“对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有何意见”。这就是前面所说最早出现“共同纲领”这个提法的文件。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与到达西柏坡的民主人士符定一、胡愈之、吴晗、周建人等广泛协商的基础上，拟定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其中第四条为“新的政治协议应讨论的事项问题”，称：“新政协所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关于《共同纲领》，提议由新政协筹备会起草。目前可交换有关纲领的各方意见。中共中央正在准备一个草案。”^[13]

10月8日，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告高岗、李富春并东北局，要他们将这一“书面文件”转交给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每人一份”，“告以这是中共中央委托你们与他们商谈的书面意见，正式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过细加以斟酌，以其结果电告”。^[14]

高岗、李富春同已到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当面商谈”。这几位民主人士“表示完全同意，并很满意”。但他们鉴于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在香港，要求中共将这一草案“送给在（香）港各有关党派、团体负责人阅看，并征求他们意见”^[15]。

10月30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电告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指示他们“即抄送民革李济深、何香凝，民盟周新民，民促马叙伦，致公党陈其尤，救国会李章达、沈志远，第三党彭泽民，民主建国会章乃器、孙起孟及无党派郭沫若等十一人，并由潘汉年、连贯分访他们或邀他们一起聚谈，征询他们意见”^[16]。

从反馈回来的信息看，周恩来拟定的这份《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基本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可。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经过协商，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基本上与周恩来拟定的草案是一致的。但也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就《共同纲领》的制定程序来看，增加了这样一层意思：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均可提出自己的纲领草案。关于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即由新政协产生或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问题及宪法草案问题，先行交换意见，留待筹备会讨论解决。^[17]

这样一个变动，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性。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并非只有服从。

周恩来在《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只是提出，对《共同纲领》，中共正在准备一个草案。民主人士对此的理解是：这意味着《共同纲领》草案是由中共方面起草，然后大家来提意见。他们似乎觉得这还不够，还不足以反映他们对建立新中国的方方面面的设想和主张，因此才提出参加新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均可提出自己的草案。

为了使民主协商更广泛性、更彻底，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后来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各团体也都对《共同纲领》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或意见。

由于当时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还没有全部到达解放区，即使到了解放区的也分别在哈尔滨或西柏坡，集中协商很不方便。因此，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还是委托中共方面先起草一个《共同纲领》的草案。^[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