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文的数据来自易碎家庭和儿童福利研究（Fragile Families and Child Wellbeing Study），这项纵向研究旨在提供有关父母特征和其子女福祉的综合信息。这些数据是通过分层随机抽样，从美国20座超过20万人的大城市搜集而来的。在1998年和2000年之间，第一次核心访问主要是针对父母双方，并且是在婴儿出生之后进行的。基线数据包括4898名母亲（3711名未婚，1187名已婚）。随后的核心调查是在焦点孩童1岁、3岁以及5岁时进行。前四波问卷调查（基线、第一年、第三年及第五年）是此次调查的数据基础。在4898名处于基线上的合格母亲之中，有4365名在第一年接受访问，4231名在第三年接受访问，4139名在第五年接受访问。

本文旨在考察经济虐待和肢体暴力的出现以及随时间推移发生的改变，对家庭构成的影响。我们跟踪调查了第一年与孩子的父亲有关系的母亲（包括恋爱、同居或婚姻关系），且在“第一年”“第三年”或“第五年”的资料收集上都有解释变项与独立变项的资料。在第一年参与问卷调查的4365名母亲当中，有1408个样本由于母亲与焦点孩子的父亲没有联系而不包括在分析中，还有850个样本由于在这几个调查年份当中，无法提供完整的解释变项或独立变项的资料而被中止调研，最终，有2107名母亲成为这项课题研究的调查样本。

（二）测量

家庭构成 第五年的家庭构成是在孩子出生大约第五年时测量的。我们通过有关婚姻与同居状况及母亲与小孩生父关系（包括恋爱关系、朋友、分手或不再联系）的相关问题来收集信息。通过以上信息，我们得出四种相互排斥类别详尽的家庭构成：非恋爱关系（如：朋友、分手或不再联系）、探访（恋爱关系但没有同居）、同居、有婚姻关系。

经济虐待 第一年的经济虐待是通过以下两个问题来测量的：“他试图阻止你去工作或学校”及“他控制金钱，让你跟他要钱，或者拿走你的钱”，我们要求母亲回答父亲当前实施这些行为的频率（从未、有时或经常）。因为只有少数案例回答频率为经常，所以回答“有时”及“经常”的母亲被合并到了一个类别里。如果被调查女性曾遭受过这两种虐待中的任何一种，经济虐待的代码被标注为“是”，没有遭受过以上任何一种虐待的女性则被标注为“否”（1=是，0=否）。

肢体暴力 第一年的肢体暴力是通过以下三个问题来进行测量的：“他扇过你耳光或踢过你”“他用拳头或一个危险东西打过你”，以及“他试图强迫你和他做爱或迫使你做与性相关的事情”。与经济虐待一样，肢体暴力也有三种不同的回应，我们使用相同的编码方式把变量重新分成两组：“是”和“否”。如果这名女性曾经遭受过以上三种暴力中的任何一种，代码被标注为“是”，没有遭受过以上任何一种虐待形式的女性则被标注为“否”。

除了测量第一年是否受到经济虐待和肢体暴力外，我们还测量了从“第一年”到“第三年”及从“第三年”到“第五年”的变化。每一次的变量改变是通过后期虐待程度减去前期虐待程度来计算的。我们把这个变量概念化为虐待减少、没有改变和虐待增加。

其他解释性变量 其他解释性变量包括那些已在其他文献中，被证明对家庭构成有影响的父亲、母亲和儿童特点。除非另有注明，变量是通过母亲的基线调查数据来评估的。孕产妇特征包括其在焦点孩子出生时的年龄、种族和民族，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背景（母亲是否在其15岁时与其亲生父母共同生活）。此外，在小孩1岁时，母亲与父亲的关系被分成三种类别来测量：探访、同居或嫁给了孩子的父亲。父亲的特征包括其在焦点孩子出生时的年龄、种族和民族，以及教育程度。孩子特征包括性别、第一年的性格及访问时的年龄（以月为单位）。第一年孩子的性格是通过母亲对孩子六个有关性格的问题来进行测量。较高的分数表明孩子的性格较不随机。

受访者在“第五年”的家庭构成被认为是受到她自己、孩子的父亲及孩子的变项所影响。几种可能的状况包括：（a）不是恋爱关系，（b）探访，（c）同居，（d）嫁给孩子的父亲。多元选择回归模型被用来测量独立变量在“第五年”对家庭构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