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秦漢金文的著録和研究
宋代的吉金書籍中已見秦漢金文,如吕大臨的《考古圖》、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等。宋代金石學著録和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缺乏深度和廣度。
元明時代,出現收録漢代金文的字編,如元代楊銁的《增廣鐘鼎篆韻》、明代釋道泰的《集鐘鼎古文韻選》,但元明時期僅此二書而已。
清代,有不少金石學書籍,如梁詩正《西清古鑒》40卷,著録漢代有銘銅器18件;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10卷,著録漢代金文89篇。與宋元相比,清代金石學著録的漢代金文的數量有明顯增加,對提高漢代金文研究的水平也有所幫助。
民國時期,秦漢金文的著録和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專門著録秦漢金文的專書《秦漢金文録》和專門收録秦漢金文的字編《金文續編》。
1931年,容庚先生撰集的《秦漢金文録》問世。此書是收集秦漢金文的集大成者,前有自序,正文包括《秦金文録》一卷和《漢金文録》七卷。《秦金文録》收秦代金文拓本86篇,包括秦器權44器、量16器、詔版21器、兵符2器、附録3器。未收器目6器(權5,詔版1)。卷末有釋文。《漢金文録》收漢代金文拓本、摹本749篇。《漢金文録》七卷依次是:一,鼎111器;二,鍾54器、鈁19器、壺26器;三,權度量(權、纍、尺、斗、量、合、升、斛、勺)28器、鐙(鐙、定、錠、錠槃、燭盤、燭豆)73器、樂器(鐘、鉦、管、錞于、鐸、鈴)25器;四,雜器(鋗、盤、盆、洗、匜、鬲、甗、甗鍑、銗鏤、鐎、斗、鈄、銚、盉、卣、缶、釜、鍪、鑊、酒器、扁、區、奩蓋、奩、盧、鑪、杯、飯幘、鑰、車飾、帳構銅、泉範等)127器;五,洗154器;六,鈎35器、兵器(戈、戟、矛、斧、刀、機)60器;七,補遺(鼎、鍾、壺、鐙、鐘、熨斗、卣、竃、洗)37器。每卷卷末有釋文。每卷卷首有目録,器名排列以器銘中的年號爲序,無年號者以銘文字數多寡爲次列於有年號器之後,器名下注明字數、諸家著録情况、本書著録所采用之本及雜記、頁數。拓本按原始大小影印。書後還附有“漢金文録未收器目”174器(鼎14、鍾3、壺9、權度6、鐙12、樂器16、雜器26、洗17、鈎39、兵器32)。此書作爲專門著録秦漢金文的著作,不但有開創之功,而且收録的秦漢金文數量多,甄别嚴謹可靠,著録體例完善,可謂漢代金文著録之範本。《秦漢金文録》自序曰:“欲求兩京文字轉變之迹,未有勝於器物銘者,即欲考鑄銅之官、産銅之地、製器之數、度量權衡之制,以及當時通行之吉語,皆可求之於此。”這一段話不但説出了秦漢金文的價值,而且還爲後人的研究指明了方嚮。自序陳述編撰此書三難事,即搜集、鑒别和整理之艱辛。向十多位金石學家廣事搜集、商借秦漢金文拓片,又經過鑒别和整理,編成《秦漢金文録》的過程,十分詳細、感人。
1935年,容庚先生撰集的《金文續編》出版。此書是專門收録秦漢金文的文字編,原擬作爲《金文編》的下編。書前有自序。正編分14卷,以《説文》爲序,共收951字,重文6084字,附録收33字,重文14字,是據秦器86件、漢器749件上的銘刻文字,摹寫編纂而成的。所收之字如有假借,皆予説明,如假是爲氏、假羊爲祥等。書末附有“采用秦漢器銘文”一卷,收録全部所有器銘的釋文。凡《金文續編》中采用的字用大字,未采用的字用小字,見於附録者字旁加點,可見作者考慮之精細。最後附有檢字一卷。此文字編不但所收字數大大超出元明字書所收録的漢代金文數量,而且編排科學,在秦漢金文研究史上堪稱里程碑。序言中就漢代金文字形論及漢字隸變和字形簡化。序言寫道:“文字變遷,由繁而簡,秦漢二代,其篆隸嬗變之時乎。”“第此繁重之字體,已爲識者所指疵,愚者所毁棄,有蜕變而爲簡字之趨勢矣。”“試思四足之鳥,兩腳之犬,方形之日,白水之泉,像何形狀?奉秦奏泰春之首皆從,奚冥具樊莫之足皆從大,能區别之者有幾何人?”這揭示了秦漢文字隸變和漢字簡化的現象和規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民國時期專門著録金文的專書還有:吴大澂的《愙齋集古録》,收録漢代金文76篇;鄧實的《簠齋吉金録》,收録漢代金文54篇,等等。
民國時期也有少量研究秦漢金文的論文。如:容庚的《漢代服御器考略》,[6]將漢代銅器(包括有自名者和無自名者)分爲10類共23種,器名下説明該器種的形制特點與作用,在漢代銅器的分類上有一定參考價值。顧廷龍的《讀漢金文小記》,[7]序言對漢代金文收集著録歷史作了簡單回顧;正文對73篇銘文進行了注釋,所釋大都是人名、地名、侯國、官名等,有一定參考價值。
新中國成立後,一批批有銘銅器先後出土。出土地域遍及全國各地,包括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蘇、安徽、福建、江西、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陝西、甘肅、寧夏等。韓國也有出土。據徐正考先生統計,新中國成立後至1998年底,報刊和專書中新公布的漢代有銘銅器超過600件。[8]從1998年至今,新公布的漢代有銘銅器超過100件。
隨着大量有銘銅器的出土、公布,一批對秦漢金文及相關問題有專門研究的學者相繼出現,如容庚、陳直、裘錫圭、李學勤、林劍鳴、汪寧生、孫慰祖、徐谷甫、羅福頤、袁仲一、馬國權、李仲操、王輝、林素清、徐正考、李新城、施謝捷、王卉等,他們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下文對相關研究秦漢文字的專家及其主要成果略作介紹。
陳直先生在漢代金文研究方面取得很多成果,研究十分深入,撰寫了《兩漢經濟史料論叢》《文史考古論叢》《史記新證》《漢書新證》《三輔黄圖校證》《關中秦漢陶録》《居延漢簡研究》等專著和論文集。其成就主要表現在:一是以漢代金文及其他材料解釋、印證、校正、補充傳世文獻;二是對某些特定問題做專門研究;三是銘文綜合考釋。
李學勤先生對漢代金文有重要研究,如《漢代青銅器的幾個問題——滿城、茂陵所出金文的分析》一文對漢代青銅器的製造、贈予以及器物的編號等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深入研究,見解獨到,研究方法科學。[9]李先生關於漢代金文的相關研究論文還有《齊王墓器物坑銘文試析》《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一面漢鏡》《古鏡因緣》《韓國金海出土的西漢銅鼎》等。[10]
裘錫圭先生對秦漢金文有詳細深入的研究。如:《文字學概要》第五章指出“西漢銅器上所刻的銘文有一部分是隸書,對於研究西漢隸書的演化很有參考價值”。該書圖版70收《右糟鍾》《陽信家銗鏤》,圖版71收《雒陽武庫鍾》《苦宫燭錠》《陽泉使者熏爐》等銘文拓本。[11]《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册”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一文對漢代金文字體特點及其與遣册中的隸書的關係作了深入研究,“注(16)”對記有武帝前期年號的諸銅器進行了辨僞。[12]《〈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讀後記》一文對金文的考釋精彩紛呈,如對“鉀”與相關諸字及“漯”與“濕”二字關係的考證。《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1012頁字頭“鉀”,旁注“見《方言》”,下收《于蘭家銅鉀》一例,裘先生指出:“《方言》‘鉀鑪’是箭名,《于蘭家銅鉀》之‘鉀’爲容器名,亦作‘柙’,實即‘榼’之異體,與《方言》‘鉀’字形同實異。”《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816頁有“漯”字條,字頭之旁注“見《玉篇》”,所出之字出《郙閣頌》“又醳(釋)散關之嶄漯,從朝陽之平燥”句。裘先生指出:“這個‘漯’字是‘濕’的訛體,《玉篇》‘漯’下也説《説文》亦作濕,所以應該附入783~784頁的‘濕’字條。此條中欄所收《濕倉平斛》一例,只要把右旁上部的‘曰’變爲‘田’,就成爲‘漯’了。”[13]《考古發現的秦漢文字資料對於校讀古籍的重要性》一文指出《干章漏壺》原報告中“千”乃“干”之誤釋。《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千章縣。1976年内蒙古自治區伊克昭盟杭錦旗發現西漢銅漏壺,壺身刻銘文一行:“干章銅漏一,重三十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壺内底鑄“干章”二字,銅壺鑄銘“干”字作篆體,頂上分叉,顯然是“干”而非“千”,可證《漢書·地理志》千章爲干章之誤。[14]《昭明鏡銘文中的“忽穆”》一文對“穆”字的考釋中,解釋“心忽穆”大概是心意深微的意思。[15]《讀考古發掘所得文字資料筆記(二則)》一文對滿城陵山二號墓中的“宫中行樂錢”銘文文句進行了準確的疏釋。[16]裘先生關於秦漢文字的相關研究論文還有《嗇夫初探》《漆“面罩”的名稱問題》《鋞與桱桯》《説鈚、榼、椑榼》等。[17]
1992年,丘光明先生編著的《中國歷代度量衡考》出版。該書用大量的漢代度量衡器及記容、記重上的有關資料并結合實測結果考訂漢代的度量衡值,資料可靠、豐富。[18]丘光明先生刊發出版了不少關於歷代度量衡研究的論著,關於秦漢文字方面的還有《略談新莽銅環權》等。[19]
1997年,孫慰祖、徐谷甫先生編著的《秦漢金文匯編》問世。此書上編《秦漢金文匯編圖版》和下編《秦漢金文字匯》,體例仿效《秦漢金文録》和《金文續編》。《秦漢金文匯編圖版》收器銘585件,分秦、漢晉兩部分,同時代銘文以器物類歸,分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度量衡及雜器等類别,同類器物而有紀年者,以年代爲序排列,餘按文字風格推定先後。所收器銘均予釋文。《秦漢金文字匯》十五卷,共收入單字782字,重文5862字,以《説文》爲序排列,《説文》所無之字,按部首列於各卷之末。每字下均注明所在之器。所附檢字表以筆畫爲序。該書收録了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後出土的秦漢金文,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此書序言《秦漢金文概述》對秦漢金文特點的揭示和風格類型的分析以及秦漢金文辨僞方法的研究都有可借鑒之處。[20]
1999年,徐正考先生的博士論文《漢代銅器銘文研究》出版。該書以傳世與出土的漢代金文爲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在前人與時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漢代金文進行了綜合研究。本書研究的主要範圍是:“物勒工名”制度,紀年與斷代,器類、器名與製作地、製作機構,器物製作數量與器物編號,度量衡問題(附:數量詞),器物的轉送與買賣,器銘所見宫觀、共厨、國邑,文字問題。本書研究所依據的材料是:新中國成立前爲容庚先生《漢金文録》《金文續編》及《漢金文録》之後出版的十五種專書所收録的漢代金文資料,新中國成立後的材料則爲作者盡力搜集到的專書與報刊中的有關發掘報告和研究成果中公布、介紹、使用的漢代金文。作者收集了新中國成立後至1998年底出土的漢代金文的新資料600餘篇。本書對漢代銅器及銘文材料收集得相當詳細,分析問題相當透徹,結論可信,但對漢代金文語言文字問題的研究着墨不多。[21]
2005年,徐正考先生的《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出版。作者在收集的漢代金文1302篇中選取字迹相對清晰的拓本972篇作爲該字編的選字對象。每個字形下列出所出之器名。篇後附有筆畫檢字表、本篇所采用的漢代金文釋文及其出處。[22]
2007年,徐先生又出版了《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和《漢代銅器銘文選釋》兩部著作。《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以傳世與出土的漢代銅器銘文爲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充分吸收前人時賢研究成果,對漢代銅器銘文進行綜合研究;第二部分對漢代銅器銘文中的簡化問題、繁化問題、文字通假現象、訛誤現象等進行描寫分析,然後根據漢代銅器銘文中字迹相對清楚的拓本972篇編出字編。該書在《漢代銅器銘文研究》和《漢代銅器銘文文字編》基礎上進行修改和補充,增加了漢代金文的圖版,更加完善。《漢代銅器銘文選釋》從全部已知的1302篇漢代銅器銘文中選取字迹清晰的拓本755篇,寫出每一篇的釋文,并加注釋。[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