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秦漢陶文（含漢代瓦當文字）
第一節 秦漢陶文
陶文是陶、磚、瓦之類物品上的文字。在屬於原始社會晚期的陶器上，就已經有刻劃符號和圖形符號。在距今約6000年的陝西西安半坡和臨潼姜寨等地的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刻劃在陶器上的符號；在距今約4500年屬於山東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的陶器上，發現四種圖形符號。對這些刻符，雖然尚無足够證據證明它們是文字，但它們顯然不是任意的刻劃，而是代表一定意義的符號，漢字就是從這種類型的符號中脱胎變化而來的。殷、西周春秋時期的磚瓦、陶器上的陶文，各地都有發現。戰國時期的陶文發現很多，引起了學者的重視，并不斷有專書問世，如《鐵雲藏陶》《季木藏陶》《古陶文孴録》《古陶文匯編》《古陶文字徵》等。
一 秦代陶文
戰國後期的秦國和秦代的陶文，見於陶、磚、瓦等物上，或用戳印打出來，或刻劃出來，分印款和刻款兩種。有些秦代陶量上還有四個字一方的大印打出來的始皇廿六年詔書，頗有後代活字排版的意味。
秦代陶文包括秦代陶器上的列印戳記[1]和刻劃文字。秦代陶文内容反映了當時製陶業的真實情况，如器物的編號、製陶窑址、官署名、作坊名、陶工名、器物主名以及各種吉語等。刻劃陶文的出土地點相對集中於秦故都雍城（今陝西省鳳翔縣）、咸陽和秦始皇陵。例如1977年鳳翔縣高莊村秦墓出土17件陶缶，其中8件刻有銘文。内容爲陶缶的容量和所有者的姓名，如“隱成吕氏缶，容十斗”。這些陶文雖不能確定其製作的絶對年代，但其風格與秦詔版上的刻辭相似。又如1959年陝西省藍田縣出土的陶器銘文，1976年臨潼縣秦始皇陵東上焦村秦墓出土的陶器銘文，字體都是小篆，筆道瘦勁剛健，其風格亦同於秦詔版刻辭。又如秦代的《蘇解爲器蓋》，此蓋文字篆中帶草，率意刻劃而成。近世發現的秦代印陶文字也相當可觀，主要見於當時秦中央官署控制下的製陶作坊所燒製的板瓦和筒瓦上，大多數出土於秦都咸陽遺址和秦始皇陵園範圍内。這些印陶文字多爲陰文，少數爲陽文，内容主要是燒磚瓦工匠的官署和人名，字體多爲小篆，但較爲規整，常混入民間俗體，與古隸風格相近。此外發現於咸陽、秦始皇陵園、雲夢睡虎地秦墓的日用生活陶器和瓦器上的“市亭”類印陶文字，以及在陶製量器上以印戳形式鈐壓出的成篇的秦詔銘文，亦具有以上藝術特點。
1979年，在陝西臨潼縣晏寨鄉秦始皇陵西南方，發現了修陵工匠的墓葬群。在發掘中獲得了18件刻有文字的板瓦殘片，稱“秦葬瓦文”。這些“秦葬瓦文”以簡單的文字記載了死者的名字、籍貫和爵位身份，并多標明屬於“居貲”，因而知道死者是當時來自東方各地的徭役者。這種刻有文字的葬瓦被鑒定爲迄今爲止發現的最早的墓誌。這些葬瓦文字的製作時間在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秦葬瓦文”是以利器在磚瓦上刻出的，字體仍以小篆爲主，與秦詔版簡率的風格非常相似。
袁仲一《秦代陶文》是目前研究秦代陶文的重要工具書。此書選録秦代陶文拓片1610件，計600餘種，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爲秦代陶文概説、秦陶俑上的文字、秦代墓誌瓦文、秦代磚瓦和陶器上的文字、秦代陶文在古文字學上的意義、秦代陶文登録表。作者對秦代陶文的研究心得多見於上編。中編著録“陶文拓片”，圖版共300餘頁，收録秦代陶文拓片1610件，多爲原始大小，并編有順序號，絶大多數爲新中國成立後出土，已發現的秦代陶文基本收集齊全。下編是“秦陶文字録”，分爲正編和附録兩部分。正編爲可以辨認的陶文，摹録單字500餘。附録一爲數字類，附録二爲疑難字，附録三爲刻劃符號。所録文字按部首偏旁排列。此書對秦代陶文的收集比較齊全，出土情况詳盡，資料可信，對秦漢文字的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2]
《秦陶文新編》是袁先生近年出版的另一部研究秦代陶文的重要工具書。此書將2005年以前收集到的3424個編號的陶文分集成《秦陶文考釋》（秦陶文新編之一）和《秦陶文匯編》（秦陶文新編之二）兩書，對可釋陶文一一釋解，且聯繫秦史，研究了秦代的方方面面，不僅對秦陶文有深入研究，并對人們瞭解秦代的面貌起到了可貴的啓迪作用。[3]
二 漢代陶文
漢代的陶、瓦、磚上的文字，傳世至今的不少。這些磚瓦文字内容主要有：（1）記名，包括官署名、職官名、人名、地名等。（2）記事，如“漢并天下”“單于和親”等。（3）紀年，包括建築時間、材料製造時間等。（4）標記，包括建築上的方位，製造物品的數量、尺寸等。（5）吉語，最常見的吉語是“大吉祥”“宜子孫”“富貴昌”等。（6）墓誌，如出土於洛陽的刑徒墓磚，類似秦代的葬瓦，所記録的爲刑徒姓名、里籍、卒年等。其他還有“買地券”等。從製作書寫形式上看，有模印、刻劃、書寫等。磚瓦文字大多由下層工匠刻寫，古樸稚拙，妙趣横生。[4]
漢代的磚瓦文字，種類繁多，極具特色，字體也多種多樣。漢磚文字多用篆書，一般用小篆，有的用繆篆。漢磚出土很多，磚上的書體大都是長形，字數多寡不一。有的磚上文字多至數十，字形變化也較多，筆致方圓均有。如“海内皆臣”方磚、“長樂未央”方磚、“單于和親”方磚等都是漢磚的典型。
（一）模壓磚銘
模壓磚銘爲漢代磚銘中所見最多的一類。多爲陽文，陰文少見。其文字主要表現爲適合於方形的裝飾美。西漢時的模壓磚銘，主要使用在宫殿的鋪地磚上，如“海内皆臣、歲登成熟、道毋飢人”磚，“長樂未央、子孫益昌、千秋萬歲”磚，“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磚等，將方形磚面按字數等分爲九或十二格，文字的裝飾變形在格中展開，或取小篆，或取繆篆，或間飾花紋。其篆書風格，或典雅優美，或渾厚雄健。東漢時，出土於四川新繁的鋪地磚，文字爲多達24字的韻語：“富貴昌，宜宫堂。意氣陽，宜弟兄。長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壽萬年。”以等距離綫條排列，又運用框格、邊欄，造成一種黑白和諧的基調，展現了特有的繆篆裝飾美。
模壓磚銘運用了增省、變形、誇張、移位、借筆等手法，或强調横綫的作用而造成一種横勢節律，如西漢“萬年”磚、“陽嘉二年七月”磚、“熹平三年造”磚、“永壽三年作”磚，或將部分點畫組成圓弧，以圓破方，産生變化，如“富樂未央、子孫未央”磚等，在對立統一中，表現了漢磚特有的形式美。
（二）刻劃磚銘
刻劃磚銘直接刻劃，多爲陰文，情性直接流露，無拘無束。漢代刻畫磚銘較多，下文爲有代表性者。
1.洛陽刑徒墓磚
1962年河南洛陽南郊發掘了522座刑徒墓，葬磚大量出土。這些葬磚的銘刻時間在東漢和帝永元二年（90年）至安帝延光四年（125年）之間。刑徒墓磚爲被處决的犯人的葬磚。誌文記有部屬、有無技能、獄所名稱、刑名、姓名、死亡年月日等以及“物故，死在此下”的結語。例如“朱敬墓誌”磚銘曰：“永元四年九月十四日，無任，陳留高安髡鉗朱敬墓誌。”其具有早期墓誌的性質。刑徒墓葬磚銘文大都以草率隸書刻成，有先朱書而後刻者，也有直接刻者。銘文十分草率，刀痕筆畫有粗細、强弱、曲直的差異。
2.公羊傳磚
刻於東漢元和二年（85年）。于右任先生舊藏，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文字共5行54字：“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之正月，大一統也。”文爲《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的開頭部分。磚銘爲章草，率真隨意，舒展自如，筆畫豐潤，波磔分明。
3.建元二年磚
刻於西漢建元二年（前139年），隸書，陽刻，兩行18字：“建元二年七月□日，故民王有张申眀仲□□。”傳世西漢早期的刻石基本上以篆爲主，而像建元二年這類隸書磚刻還很少見。這説明西漢初年隸書已在民間流行。
4.竟寧元年磚
刻於西漢竟寧元年（前33年）。陽刻，篆書1行14字：“竟寧元年，大歲在戊子，廬鄉劉吉造。”此磚刻就像一枚長方形印章，印文纖細有力，筆法省减得當。
5.建始二年磚
刻於西漢建始二年（前31年）。篆書1行8字：“建始二年六月，趙造。”筆法工穩，圓中有方，是典型的漢篆書體。
6.始建國天鳳四年瓦
刻於新莽天鳳四年（17年）。陽刻，篆書1行12字：“始建國天鳳四年，保城都司空。”布局匀整，錯落有致，結字與竟寧元年磚相類。
7.單于和親方磚範
刻於西漢中晚期。篆書4行12字：“單于和親，千秋萬歲，安樂未央。”有界格，小篆書體，結體豐滿，略參繆篆及鳥蟲篆筆意。
8.長樂未央，子孫益昌方磚範
刻於漢代。篆書3行8字：“萇（長）樂未央，子孫益昌。”有界格，中間一格爲馬形圖案。雖屬篆書，但隸意極濃。
9.海内皆臣方磚
刻於西漢中晚期。篆書4行12字：“海内皆臣，歲登成熟，道毋飢人。”有界格。書體工整秀麗。
10.富貴昌方磚
刻於西漢晚期。篆書4行24字：“富貴昌，宜宫堂。意氣陽，宜弟兄。長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壽萬年。”有大十字界格。每界格中又有分隔號界格。排列整齊，布局匀稱，陽文繆篆，綫條纖細挺拔。
11.延熹五年磚
刻於東漢延熹五年（162年）。隸書3行12字：“延熹五年七月十日□馬君□。”有界格。從結體上看雖屬隸書，但有些字的筆法已有楷書成分，如“熹”“君”等字的寫法已接近楷法。
12.延熹七年磚
刻於東漢延熹七年（164年）。行書3行14字：“延熹七年五月九日己卯，日入時雨。”此磚屬脱離隸意、隨意急就的行書書體。
13.急就奇觚磚
刻於東漢。内容爲《急就章》篇首25字：“急就奇觚衆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雜厠，用日約少誠。”書體爲章草，粗獷隨意，字距大小不等，任意揮灑。
14.章和元年磚
刻於東漢章和元年（87年）。殘磚，文字3行，可見“章和元”和“北海”幾字，隸書。筆畫清晰，横細竪粗，刀刻堅實有力。
（三）寫在陶器上的墨迹
漢代除刻印陶文和模製磚瓦文字之外，還有一種寫在陶製器物上的字迹。如：
永壽二年陶瓶，1914年於陝西省西安出土，存字較多，清晰可辨，筆勢流暢，字畫末筆粗重拖長，與漢簡寫法近似，兼有行楷書筆意，爲民間書者信手而成。此瓶寫有東漢桓帝永壽二年（156年）三月紀年的20行文字，每行9至12字不等。
熹平元年陶瓶題記，寫於東漢熹平元年（172年）。出土地不詳。環繞瓶身朱書題記13行，共101字。行書，筆迹清晰。
熹平瓦罐題記，寫於東漢熹平二年（173年），朱筆書於陶罐上。書體近似楷書，横細竪粗，略參行書筆意，粗獷渾穆，有無拘無束風格。
1957年，陝西省長安縣三里村出土7個朱書陶瓶，6個出土於墓道耳室，1個出土於墓室。耳室死者的葬時爲東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墓室死者的葬時爲東漢和帝永元十六年（104年）。[5]1996年，王育成先生公布了其中一件三里村陶瓶朱書的殘文摹本。文曰：“北斗君。主乳死咎鬼，主白死咎鬼，主帀死咎鬼，主星死咎鬼。門，尸，出，鬼。”[6]
1983年，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出土陶器“長樂宫器”戳印4件，“
（實、寘）祭肉”陶鉢1件，陶碗3件，墨書。墓葬年代爲武帝前期。[7]
三 新世紀公布的秦漢陶文
（一）銘刻類陶文
秦漢陶文，從製作形式上可分銘刻類和書寫類。這裏先介紹銘刻類陶文。
1987年，廣東樂昌市河南鄉大拱坪村對面山漢墓出土一批陶器，其中1個陶罐器身刻銘“初元五年十月甲申彬黄稚君所爲□□與蘇□路藥器令稚君藥萬歲令子路藏藥千歲爲子孫所宜□□”共40多字。墓葬年代爲西漢後期。[8]
1990年，東漢永平十六年姚孝經磚誌在洛陽偃師縣城關鎮北窑村東磚場出土。誌文陰刻，隸書，6行38字。文曰：“永平十六年四月廿二日姚孝經寘槁偉
地約
出地有名者以卷書從事曆中弟□周文功□。”年代爲東漢永平十六年，是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東漢磚誌。[9]
1992年，山西廣靈縣北關漢墓出土有戳印文字的陶器4件，均模印於盆内底部，陽文隸書，書體方正，爲吉祥語。銘文爲“田收萬石”“宜蔭”“大吉宜蔭”。墓葬屬於東漢中晚期。[10]
1992年，洛陽市民族路北側東漢墓出土“東漢黄晨黄芍磚誌”，共兩塊，内容相同。誌文陰刻，隸書，3行9字。文曰：“黄君法行孝女
芍。”年代爲東漢晚期。[11]
1993年，内蒙古包頭市南郊漢墓群召灣M91和觀音廟M1均出土鋪地題銘磚，文字内容爲吉語“富樂未央，子孫益昌”。年代爲東漢靈帝建寧三年。[12]
1994年，廣西貴港市孔屋嶺東漢墓後室南北兩壁兩塊磚上分别刻有“侍者”“史周椽機下□萬界”等隸書文字。該墓的年代爲東漢晚期偏早階段。[13]
1994年，西安臨潼新豐南社秦遺址出土陶文，可分三類：第一類爲中央官署製陶作坊類陶文，如“大匠”“北司”等，共12種；第二類爲官營徭役性製陶作坊類陶文，如“泥陽”“西道”等，共35種；第三類爲市亭類陶文，有“麗亭”“麗市”，共2種。陰文只有6例，多爲陽文。刻文只有4種，多爲印文。字體多爲小篆。[14]
1996年，四川綿陽市朱家梁子東漢崖墓3號墓出土3塊銘文磚。梯形銘文磚1塊，磚正面模印陽文三行，僅第三行“富貴賢”3字可辨識。長方形銘文磚2塊，一塊殘存“元和二年己戌蘇萬”8字，另一塊文字基本完整，爲“元和［二］年己戌蘇萬年書”。崖墓年代爲東漢章帝元和二年（85年）。[15]
1995～1997年，廣州市中山四路發掘南越國宫署遺址，其中所出土磚瓦有不少陶文，或拍印，或戳印，或刻劃，大多數施於筒瓦和板瓦。銘文有“居室”“工官”“左工”“左官奴獸”“左官侈忌”“右貧”“右卒”等，篆書。[16]
1997年，洛陽漢魏故城出土“東漢永興二年趙樹磚誌”，現存洛陽。誌文隸書，2行16字。文曰：“永興二年九月七日趙樹勿故是李爰（？）婦。”年代爲永興二年。[17]
1997～1998年，漢長安城桂宫二號建築遺址出土筒瓦，前部戳印陽文“大一”二字。該遺址上限不會超過西漢中期。[18]
1997～1998年，河南三門峽市湖濱區交口鄉交口村西漢墓（M17）出土刻字磚4塊。其中1塊磚的正面刻寫隸體“
”，當爲“卅”字。另1塊磚的正面中部刻寫“八十”二字。M17的年代爲東漢後期。[19]
1998年，洛陽漢魏故城北原東漢墓出土“東漢範陽韓郎妻磚誌”，現存洛陽。誌文1行隸書：“範陽韓郎妻。”年代爲東漢。[20]
1998～1999年，安徽無爲縣甘露村西漢墓M3出土陶冥币3件，其中郢稱4塊，四方形，單面模印9個方格及陽紋“郢稱”二字。M3的年代爲西漢早期。[21]
2000年，江蘇徐州市顧山西漢墓M2出土陶器57件，其中女俑12件，1件袖口上部刻劃有對稱的兩個“亖”字。M2的年代在西漢早期偏晚。[22]
2000年，在秦始皇陵園内城南牆出土瓦片上發現大量陶文。其中筒瓦Aa型34件，正面後端戳印“大”“北司”等陶文。在内城南牆的南北兩側發現連續的“廊房”建築，廊房建築材料上有大量的陶文。本次出土的瓦上共發現110多處陶文，内容有“寺水”“大”“宫
”“北司”“左司”“大水”“大匠”“左水”等。陶文爲戳印，有陰文、陽文兩種，字數1～2個。多爲上下排列，個别爲左右排列，字體爲小篆，結構較穩定，有些筆畫有增减，偏旁部首有移位，個别印文爲反書。“左司”數量最多，有43件，其他“北司”28件、“大匠”13件、“寺水”8件、“大”5件、“左水”3件、“宫
”2件。[23]
2000年，西安近郊相家巷村南農田中發掘一處秦遺址，出土陶碗1件，底部與下腹部交界處有陰文戳印“咸陽亭久”。[24]
2001年，重慶市奉節縣萬勝鄉口前村趙家灣8號墓出土陶器83件，其中1件甕肩部陰刻一“李”字。該墓的年代爲東漢早期。[25]
2001年，西安南郊荆寺二村西漢墓出土陶器57件，其中B型陶缶4件，M4：9肩部刻劃有“任”“一”二字。M6：11肩部刻劃有“宣□”二字及符號。該墓爲西漢早期墓。[26]
2002年，西安市漢長安城城牆西南角遺址出土板瓦59件。T4：48表面有“……都司空”陽文戳印。T4H2：10戳印爲“……建平三年”。T4A：50戳印爲竪書“元延元年都司空瓦”。T4：43表面有竪條形陽文戳印“始建國天鳳四年保城都司空”。T4：45表面有竪條形陽文戳印“始建國天鳳四年保城都司空”。長安城城牆興建於惠帝時期。[27]
2002～2003年，河南新鄉李大召遺址西漢墓出土陶器66件，其中M7：1平沿罐頸部刻劃“孫君”二字，書體潦草。M7的年代爲西漢中期偏早。[28]
2002～2003年，西安市漢長安城長樂宫二號建築遺址出土一些筒瓦，其表面靠近瓦唇的部位有戳印文字，均爲陽文，内容有“大卅”“大廿七”“宫十”“宫甲”“大廿五”“大五十八”“宫九”“大五十七”“大
八”“宫庚”等。出土一些板瓦，在内面或唇上有戳印陶文，均爲陽文，内容有“大十”“大甲”“大十六”“大
八”“大六十”“宫辛”“大十七”“大卅”“宫六一”“大卅五”“大十五”“大卅二”“大四”“大五十一”“大二”等。該遺址的年代上限不超過西漢早期，可能毁於王莽末年。[29]
2003年，廣州市南越國宫署遺址出土南越國時期的磚、瓦和陶片中有不少帶有陶文者，内容有“右官奴單（獸？）”“右□奴順”“公”“居室”“左官卒尹”“未央”“華音宫”等。年代待定。[30]
2003年，陝西定邊縣郝灘發現東漢壁畫墓，在墓地中出土的筒瓦、板瓦上印有“家”和“冢”字。在磚箍墓的條磚中，發現刻劃有“秦子”“三十”“四十”等文字。[31]
2004年，湖南邵東縣廉橋東漢墓出土陶器68件，其中陶罐49件，M1：2圓腹罐肩部刻劃“白”字。此外，其他陶罐還有疑似“干”“井”“一”字的符號。該墓群的年代可推斷爲下限在東漢中期。[32]
2004年，江蘇徐州市漢代采石遺址出土陶器，有1件陶釜殘餘口沿上刻有“中食□”3字。該遺址的年代當爲西漢時期，下限不會晚於東漢早期。[33]
2004年，廣東肇慶市康樂中路七號漢墓出土陶耳杯11件。M7：32陶耳杯器底與M7：40陶耳杯器底均刻劃“民”字。M7年代大致定爲東漢初期。[34]
2004年，湖南衡陽市興隆村兩座東漢磚室墓中，一號墓部分墓磚模印“十五”文字，二號墓出土紀年磚。紀年磚有兩種，共約60塊，每種大約30塊。其中一種在磚的一側模印文字“元和四年七月廿日”，另一種在磚的一側模印文字“永元三年八月一日”，均爲隸體，反書。M2的年代爲東漢早期，M1的年代爲東漢早期後段。[35]
2005年，西安市南郊繆家寨漢代厠所遺址出土帶戳印陶器1件。陶器的底部殘片中部有篆書陽文戳印“日利”二字。“日利”文印章爲一種吉語印，主要流行於漢代，其他類似的兩個字的吉語印還有如“長利”“長幸”“大幸”等。該遺址的年代大致在西漢晚期以後。[36]
2005～2006年，西安市漢長安城長樂宫六號建築遺址出土早期建築筒瓦2件，有1件表面有一戳印，印文爲“宫”字。板瓦1件，内面有一戳印，印文爲“左司”。出土晚期建築筒瓦40件，其中6件帶戳印，印文爲“大匠”“居二”。板瓦12件，其中4件帶戳印，印文爲“居戊”“左□”。該遺址興建於西漢早期，一直沿用到王莽時期。[37]
2006年，畫家黄永玉捐贈給吉首大學博物館一件“宣曉刑徒磚”。録文爲“右無任汝南山桑髡鉗宣曉□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物故”，熹平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是宣曉刑徒死亡時間。[38]
2006～2007年，河南偃師市白草坡東漢帝陵陵園遺址出土陶器16件，其中一件器物口沿刻劃“侯富”二字。該遺址的年代大致屬於東漢中晚期。[39]
2007年，河南民權縣雙塔鄉牛牧崗遺址西漢墓出土陶器20件，其中陶壺4件。有1件陶壺身肩部戳印“外市”二字，隸書。墓葬年代爲西漢中期。[40]
2007年，南京市東漢建安二十四年龍桃杖墓出土磚質買地券1件。外爲六角柱形，内爲中空圓形。五面皆有文字，筆畫較淺，内塗朱砂，已脱落。券文爲“建安廿四年十月六日龍桃杖從餘根買
上冢地直錢萬石越時知要不得争容桃杖要自當得所居地□相然可恃無相□龍桃杖□□”。“建安廿四年”（219年）爲墓葬年代，即東漢獻帝末年。[41]
2009～2010年，江西靖安縣高湖鎮老虎墩遺址合葬墓M0出土陶器35件，其中1件盤口壺肩部縱嚮陰刻“甲有”二字。M0的年代推斷爲東漢中期早段。[42]
（二）寫在陶器上的墨迹
1997年，江蘇徐州市九里山2號漢墓出土陶鼎2件，刻寫四字（不清晰），陶鈁2件，蓋上有墨書“酒上尊”3字。九里山2號墓的年代大約在武帝時期。[43]
1997～1998年，河南三門峽市湖濱區交口鄉交口村西漢墓（M17）出土陶鎮墓瓶（或稱解注瓶）5件，形制相同，大小相當。東方瓶腹朱書5行28字：“東方，甲乙，神青龍，曾青九兩，制中央，令母守子，禍不起，從今日始，如律令！”南方瓶腹朱書5行28字：“南方，丙丁，神朱爵（雀），丹沙七兩，制西方，令母守子，禍不起，從今日始，如律令！”中央瓶腹朱書6行28字：“中央，戊己，神如陳，雄黄女（七）兩，制北方，令母制子，禍不起，從今日始，如律令！”西方瓶腹朱書5行25字：“西方，庚辛，神白虎，礜石八兩，禍不起，令母制子，從今日始，如律令！”北方瓶腹朱書5行25字：“北方，壬癸，慈石六兩，制南方，令母守子，禍不起，從今日始，如律令！”陶鎮墓瓶按東、南、中、西、北“五行”方位埋置。M17的年代爲東漢後期。[44]
1998年，江蘇徐州市鳳凰山西漢墓出土陶器147件，其中陶罐16件。M2：7朱書外有方格，内有古隸書“藏簡器”3字。陶釜4件，M3：2的口沿下刻古隸書（原簡報説是草書）“簡”字。M2、M3的下葬年代在吕后二年（前186年）之前。[45]
2000年，濟南市閔子騫祠堂東漢墓發現墨書瓦片幾片，竪排，行楷，清晰的字有“生”“死”等字，可能是道家用於避邪的符文。該墓葬爲東漢晚期。[46]
2001年，一學生在咸陽市渭城區窑店鎮聶家溝村北撿到陶瓶殘片若干，送交秦咸陽宫遺址博物館，經修復拼對，爲一件陶瓶的三分之二。據悉，該陶瓶原本出於一座漢墓，該墓已毁壞，遺物無存。窑店陶瓶集星圖、符籙、文字於一體。瓶身書有鎮墓文，文字爲“天心星”“右賊史”“如道”“左賊史”“生人有鄉，死人有墓，生人前行，死人却行，死生異路，毋復相忤”。窑店陶瓶年代應屬東漢時期。[47]
2001年，西安市西南部高新技術開發區的中華小區出土一批陶器，其中有2件陶罐腹部有用朱砂書寫的文字，一件鎮墓瓶腹上有用朱砂書寫的文字和符咒。陶罐和鎮墓瓶文字數量較多。年代爲東漢中晚期。[48]
2004年，洛陽高新技術開發區西漢墓（GM646）出土陶器33件。陶壺白灰書寫陶文“康”“原鍾”“鹽豉”等字。陶罐書白色陶文“塞禧食”“水”字。陶奩白色書寫“酒尊”二字。陶倉多書有白色陶文“大豆百石”“黍米百□”“□豆百”“黍百石”“米百石”“□米”“小米百石”“大麥百石”等。陶壺、陶奩、陶倉上的文字均爲隸書，内容豐富，多是當時人們日常食用的各類食品和計量單位。有些陶文有特殊含義。如“原鍾”，“原”通作“凉”，是一種冷藏的水酒。“鹽豉”，“豉”應是加了鹽的豆醬。“塞禧食”，“塞”同“賽”，爲祭名。“塞禧食”應即報答神福的食品。GM646的年代約在漢成帝（前32年）至王莽（9年）之間。[49]
2004年，洛陽市王城公園東漢墓出土陶器25件，其中一件陶敦肩部朱書漢隸“始祭飯黍”4字。該墓年代在東漢早期，下限不晚於東漢中期。[50]
2004年，江蘇揚州邗江區楊廟鎮楊廟村王家廟組西漢劉毋智墓出土陶器63件，其中一件熏爐上腹有墨書“蒼頡”二字。王家廟刘毋智墓的相對年代應爲西漢早期。[51]
2004年，洛陽市春都花園小區西漢墓（IM2354）出土陶器30件（組）。其中陶倉7件中4件書有白色文字，可識别的有“大豆萬石”“黄粱粟萬石”“白粱粟萬石”“小豆萬石”等，隸書。“大豆萬石”“小豆萬石”在燒溝漢墓[52]也有所發現，而“黄粱粟萬石”“白粱粟萬石”在燒溝漢墓和洛陽地區的其他漢墓中却没有發現。IM2354的年代應在西漢晚期。[53]河南洛陽漢代陶倉，朱筆隸書，形體寬博疏朗，波磔清楚，筆致清晰沉穩，已是東漢成熟隸書。
2005年，陝西高陵縣出土東漢建和三年朱書陶瓶。陶瓶的腹部和肩部上面朱書有大量鎮墓文字，并畫有道符。肩部朱書“壓墓”二字。腹部鎮墓文10行，每行8～10字不等，大多保存完好。鎮墓文之間還有小字。[54]
2008年，西安市南郊曲江新區翠竹園小區一號墓出土陶器21件，其中陶倉5件，2件肩部分别墨書文字“……鞴（？）……千石”和“……粟……”。該墓的年代大體在西漢晚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