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为《谶纬叙事研究》作序是我十分乐意做的一件事情。多年前我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指导几名年轻人做叙事学研究时，刚获得硕士学位的张泽兵就对谶纬叙事发生了浓厚兴趣，他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后仍以此为学位论文题目，这项呕心沥血的研究算来已进行了六七年之久，坦率地说，我很早就在期待他这本大作问世。如今冠以学术著作之名的书籍多如过江之鲫，人们都说书多得读不过来，也无从甄别孰优孰劣，但我坚信本书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因为谶纬文化直到今天仍在影响人们的思维，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家又对其讳莫如深，所以学界一定要有人出来解构这一神秘文化形态，为现代读者提供学理意义上的系统阐释。
毋庸讳言，传世谶纬文献中确实存在大量迷信糟粕，但这并不能成为研究者对其望而却步的理由，《文心雕龙·正纬》早就指出谶纬具有“事丰奇伟，辞富膏腴”的特点，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也就是说谶纬曾为叙事的艺术进步做出过贡献。“谶”更多诉诸想象，“纬”则是对“经”的围绕与展开，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谶纬叙事提供营养，我们的古代叙事无论在虚构想象上还是在敷衍铺陈上都会逊色许多。本书紧紧抓住叙事这一本质特征，将谶纬文献中的“含事”材料放在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之中，多角度多方面考察其意义与价值，为中国叙事源流的梳理开出了新生面。以往人们总是以“小说→早期小说→前小说”为主线去追溯中国叙事的演进轨迹，实际上在叙事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包括谶纬在内的“非小说”也发挥了“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施肥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叙事是一种“跨文类现象”，[1]我一直认为叙事的演进不是简单的线性运动，应当用更复杂、更具穿透力的眼光来观察各种文体与传播形态的交互影响：从整个叙事发展史来看，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只是其中的一章，故事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载体，单从某种载体入手研究，无异于画地为牢、自缚手脚，而从叙事这个不变的对象着眼，视野豁然开朗，更便于从本质上把握对象，许多形式上的障碍也自然而然地隐退了。本书之所以不以“谶纬”而以“谶纬叙事”为名，我想原因在于此。
谶纬多“虚妄之词”亦为公认的事实，但人们一般满足于对这一现象作简单批判，本书则借助美国叙事学家苏珊·S.兰瑟的“虚构的权威”的概念，对谶纬叙事中的谵言妄语作了颇具深度的剖析。作者指出国人的虚构能力不仅是通过叙述神话与诗文而增长，“经传、谶纬等在中国的虚构历史上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创见。在真实生活中的虚构行为面前，叙事中的虚构真可谓小巫见大巫，封建王朝的更替后面常有谶语作祟，“大楚兴，陈胜王”引发的蝴蝶效应便导致了大秦帝国的轰然倾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存在着对“虚构的权威”的敬畏，人们总觉得“人事”拗不过“天命”，一切都已暗中注定，成功不可能单靠自身的努力来取得，合法性必须由某个更高的权威（如果没有这种权威便要虚构一个）来赋予。从这种意义上说，谶纬叙事不仅见于谶纬之书，许多古代叙事作品中都有其魅力存在。以四大古典小说为例，除《三国演义》外都在故事世界之上虚构了更高一级的神仙世界，故事主人公因来自更高的世界而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与事先安排的命运：贾宝玉既是荣国公之孙又是太虚幻境中的神瑛侍者；唐僧既是取经人又是如来二弟子金蝉子；宋江既是造反头领又是统辖天罡地煞的“星主”。刘备在《三国演义》这样的“演史”小说中不可能被叙述为神仙转世，但其皇室血统和“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的外貌仍然给人“天命所归”的印象。对“虚构的权威”的膜拜属于一种普遍现象，每个奥运举办国都从希腊奥林匹亚的神庙前采集“圣火”，现实生活中人们都会对或真或假的有“背景”者礼让三分，不少人仍相信冥冥之中存在某种主宰力量，这些都说明我们还未真正远离谶纬流行的时代。
当然，谶纬叙事如作者所言并非全都承载权力欲望，有些谶语可视为对事件发展可能性的一种表达，有些谶语实际上是前人用隐晦方式留下的警句箴言。如江西盛行的许真君与孽龙斗法的传说，反映的是历史上许逊治水救灾的事实，传说的结尾处许真君以铁柱镇锁孽龙并留下谶语，有专家独具慧眼看出其为生态隐喻：“（许逊）最终在南昌城南铸铁柱，象征树木；下施八索象征树根，而以铁柱镇蛟螭的谶语表达他抗御水旱灾害的用意……许真君谶语有‘天下大乱，此地无忧；天下大旱，此地薄收’。不就是植树造林，保护生态，涵蓄水源，根治洪旱的科学箴言吗？”[2]受此启发，作者在书中对许逊另一谶语“龙沙入城”也作了类似分析：随着南昌主城区的扩大，赣江沿岸的沙丘自然会被包括进来。我认为这些解读体现了对前人所受局限的深刻理解──在缺乏科学话语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只能将自己的直觉包裹在后人觉得荒诞不经的谶语之中，似此有必要对一些谶纬叙事进一步刮垢磨光，透过形形色色的“虚妄之词”达成与前人的心灵对话。不过探骊得珠谈何容易，只有长年累月孜孜不倦地披沙拣金，才有可能修炼成“得古人真意于千载之上”的本领。
以我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做中国叙事传统研究大抵要过两关：一是熟读精研古代文献；二是自如运用理论工具。作者在这两方面都做得不错，他对谶纬文献的阅读达到了广泛与深入的要求，对叙事学与其他理论工具的运用也无常见的生硬与隔膜。除以上介绍的“虚构的权威”概念外，书中还引入莱布尼兹开创的“可能的世界”理论，以说明谶纬叙事在冲破想象藩篱方面的作用。作者说“汉代人不仅在地理上开疆拓土，他们的开拓精神也表现在文化上。谶纬是在文化上开疆拓土，通过这种经天纬地的叙事方式表达出一个统一帝国的时代情怀”，我认为这一观点也是富于想象力的。作者的理论兴趣源于其学术热情，他从硕士生阶段起就有勤于思考的习惯，对各种学术书籍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态度，这种态度显然有利于增强理论思维能力。理论思维能力高强了，表达也就随之变得顺畅，作者原先行文偶有嗫嚅之状，给人欲言又止之感，现在他的文字已经不再滞涩，离“行云流水”的境界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不过我感觉作者还是有点“惜墨如金”，如果能进一步突破自我禁锢，对有关问题如谶纬叙事的现代消费等作细致展开，把“点到为止”变成透彻酣畅的阐发，读者可能会对本书更加满意。我相信诸如此类的问题会是作者下一步研究的目标，毕竟他现在还很年轻，对谶纬叙事的研究已经使他登上了一个十分有利的学术新高地。这里映入眼帘的风景更为美丽，可以预期的收获更为丰富，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是为序。
孙先科[3]
2013年9月25日
[1] 戴维·赫尔曼：《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马海良译，载詹姆斯·费伦、彼得·J.拉比诺维茨主编《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6～8页。
[2] 章文焕：《万寿宫》，华夏出版社，2004，第246页。
[3] 序者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河南师范大学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