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争小说的经典化打造
“十七年”时期的文艺生产体制无疑构成了一种文化生产场域，文艺出版社、文艺刊物、文艺栏目、文艺副刊等出版机制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平台。因为传播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参与作家的文学生产和经典创作，不仅为小说发表提供表现载体，而且极易重塑小说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可以说，“十七年”小说经典的确立既是社会语境和文本特质所决定的，更是报刊发表、出版社出版、艺术改编、公共阅读、读者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因此，它一方面把已有意识形态的知识符号进行编码传播，作家对革命起源与革命意义进行文化生产的最终成果在出版社的出版下成为可供流通的范本；另一方面它在政治权力的授意下不断调整意识形态的意义范畴，利用各种文艺形式进行有效再生产、修复与传播这种新型知识。因此，文艺大众化与普及化方式包括文学（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回忆录、杂文等）、电影、绘画、连环画、雕塑、音乐、舞蹈、曲艺、木偶、评书、戏曲、话剧、皮影、杂技、摄影、相声、广播剧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文艺形式，它们在文艺权力和话语权力的授意下，不但在日常生活中更是在重大仪式中传播国家意识形态，而且进入教育体制（把文艺置入到语文课本和文学史教材中），从而有效地打造能够进行革命起源和革命意义传输的经典。
首先，出版社通过丛书出版推动小说范本经典化，出现过“苏联文艺丛书”“中国人民文艺丛书”[20]“文艺建设丛书”[21]“解放军文艺丛书”[22]《文学初步读物》[23]、“大众文艺丛书”“收获创作丛书”《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选拔本》《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24]等大型丛书。这种“文学丛书”[25]显然是在现代文学《新文艺大系》和苏联国内文学丛书的启发下出现的，是文艺大众化、革命价值追求、文学范本经典化与出版社结合的产物，它呈现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艺的整体力量和优势，并隐含着引导新生代文艺工作者向其学习的内涵，在发现和培养作家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鼓励作用。例如，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选拔优秀新创作”，以显示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强大生命力，其中出版了《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变天记》《铜墙铁壁》《在茫茫的草原上》《红日》等长篇小说。到了1959年，在大跃进的高歌猛进和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隆重献礼的热潮引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组织评选和出版了“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选拔本”丛书，其中包括小说30部（长篇小说16部、中篇5部、短篇8部、兄弟民族作家小说合集1部）、诗歌集16部、剧本11部、散文5部、儿童文学5部。而在16部长篇小说中，战争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三千里江山》《苦菜花》《战斗在滹沱河上》《草原烽火》《铜墙铁壁》《红日》8部，革命成长小说包括《青春之歌》《红旗谱》《欢笑的金沙江》《高玉宝》4部，农村小说则有《三里湾》《山乡巨变》《我们播种爱情》3部，工业小说只有《百炼成钢》。从上述分布情况来看，长篇战争小说占了一半，而且还不包括在该年受到彭德怀事件影响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在1959年之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一直是最引人瞩目的小说之一，无论其艺术成就还是社会影响都应该列入“建国十年来优秀创作”中，然而这部小说却被排除在外，显然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这种选拔就是一种经典化范本的打造方式。
其次，各种庆典、比赛、征文、会演、观摩无疑又是一种经典化打造方式。节日庆典（如建党节、建军节、五一节、国庆节等政治性纪念日）、周年纪念（如建党周年、建军周年、建国周年、抗日周年、抗美援朝周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周年等）、革命回忆录（如《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群英会、跃进竞赛大会、文艺比赛、战斗故事说唱、文艺评奖、文艺会演、文艺展览、文艺征文、报刊刊登出版成为鼓舞和奖励文艺工作者及征召受众的策略与方式。例如吴强的小说《红日》的章节《吐丝口》被选载于《解放军文艺》1957年4月号，编辑部同期发了一个《编者按》：“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的时节，作者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红日》来纪念它。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记载解放战争历史的作品，它从著名的涟水战役写到莱芜战役，而以孟良崮战役结束。全篇共三十万字，本刊选载其第六、第七两章。题名为《吐丝口》。”这就具有了引导文学创作方向和文学示范的意义。同时，各种文艺权力机构领导和组织戏曲、戏剧、电影等大众艺术的创作和演出，从1949年到1965年建立不同范围的戏曲演出的“观摩”、“会演”或“群英会”制度。如北京市1954年11月举办的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总工会1955年6月举行的戏剧、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文化部1956年3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会；解放军举办的三届文艺会演大会；1964年7月文化部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等。这些会演文艺制度类似于现在的“海选”，把能够直接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最优秀的作品选拔出来，起到榜样和标杆的作用，从而规训和引导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向。其中不少表演节目都是根据战争小说改编而来。应该说，这种奖励制度激起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推动了文艺的艺术改编与大众化传播，许多长篇战争小说经过艺术改编更受到受众的青睐。1962年12月，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在河北进行一次“小说在农村”的调查发现，传统曲艺对农民的文化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经过报纸转载、流行媒体二次传播的文学作品也容易得到农村读者的欢迎。[26]可以说，“十七年”时期长篇战争小说在1949～1966年间的媒介传播语境中是非常合适于意识形态传播的，其传播方式也是多样的。尽管在“文革”时期受到严重干扰，全国主要有8个样板戏，其中就有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随后80年代，长篇战争小说的影视改编继续成为经典打造和文艺化大众的方式。
最后，经典打造的版本修改途径。从作品的询唤功能上来说，“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主要是把革命象征意义和价值系统的生产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想象中，并通过符号系统进入各种艺术样式的意义生产场域，进而对这种意义进行解码和再编码，获得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的认同与首肯。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中，政治权力的收编、阶级斗争的需要、意识形态策略的建立、文艺体制的领导和整改、文学史编写、作家诉求的认同与迎合，以及专家、编辑、读者、公众舆论间的纠葛和人事关系的约束等，往往构成了文本变迁的“纠结链”。从而影响经典的重塑和传播。作者在这些压力下，不得不再次进行版本修改。通过文字意义符号修改文本中的价值系统，剔除文本中的多余杂质，提炼革命意义的纯粹性，修复革命意象的形象性，从而精炼意识形态的询唤意义，进而有效地打造和确立完美的经典文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第四届文代会的召开、“四五”运动的平反、改革开放的进行、外国文艺思想的涌入、文艺工作者的岗位复归，这些因素导致文学又开始走向新的春天。大批“十七年”时期的文艺作品重见天日，长篇战争小说在1976～1983年大量修改、出版，并迅速畅销。“文革”禁忌使得广大读者产生了“文化饥饿”，尤其是十余年被迫取消的高考重新恢复，众多的文艺青年在“解冻”后重新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久违了的精神食粮，从而获得心理补偿。通过阅读这些文学作品，他们重新确认革命爱国主义教育。因此，版本修改成为革命起源和革命意义提纯的最为有效的经典化锻造方式。
总之，文学成为革命表征的符号修辞，文艺工作者通过控制公共舆论领域发挥文学意识形态、真理意念和符号权力的功能。因此，作为国家体制内的报纸、出版社、刊物、广播、戏剧、电影、电视等大众媒介和各种剧团艺人进入文学话语场，通过对文学的登载、出版、改编、演唱、传播，把内在于文学之中的国家意识形态理念传播到四面八方。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受众的思维和理解方式，而这种大众喜爱的文学作品则反过来又重新建构了受众的意识形态思维。所以作协体制、教材体制、研究体制、奖励体制、会演观摩体制、出版体制、文艺修改体制、传播体制，特别是文学生产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控制，使小说文本经典化、常态化，进而承担和发挥文学的社会交往、人际沟通和文学教育的功能。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8页。
[2] 冯雪峰：《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文艺报》1952年第17期。
[3] 张学新：《孙犁笔名浅识》，《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2期。
[4] “革命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观点是刘思谦教授上课时所讲述，在此转引，感谢刘老师。
[5] 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第40页。
[6]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关于当代文艺问题的内部讲话》，内部参考材料，1979年7月印，第345页。
[7] 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人民日报》1953年1月11日。
[8] 徐光耀：《〈小兵张嘎〉是如何写成的》，《文史精华》1994年第1期。
[9] 古立高：《永远向着前面·后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1，第430～432页。
[10] 王燎荧：《我的印象和感想》，《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11] 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51页。
[12] 孙楷第：《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3期。
[13] 于胜白：《王大成翻身记》，作家出版社，1958，第231～233页。
[14] 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作家出版社，1960，第37页。
[15] 黄修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下），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第40页。
[16] 柳：《不要辜负了这光荣称号》，《人民文学》1953年第3期。
[17] 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第68页。
[18] 因为《吕梁英雄传》于1945年在《晋绥大众报》发表，并在1946年开始出版前37回。
[19] 当时的人民币面额较大，1万元等于1955年起新发行的新人民币1元。该表书目主要是根据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河南大学图书馆以及孔夫子旧书网等资料统计。
[20] 该丛书由周扬主编，新华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49年5月开始发行，主要出版1942年以来的文艺作品。
[21] 1950年初文艺报社组成由丁玲负责，田间、陈企霞、康濯、萧殷等参加的“文艺建设丛书”编委会，一年后编委会增加了老舍、艾青、赵树理、李伯钊、厂民（严辰）等作家。收有徐光耀的《平原烈火》、李尔重的《领导》、陈登科的《活人塘》、郭光的《仅仅是开始》、柳青的《铜墙铁壁》、孙犁的《风云初记》等小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
[22] 解放军总政治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主编，马寒冰任编审处处长，1953年发行，主要出版新中国成立后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后来“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逐渐转化为向各大出版社推荐军队文艺工作者作品的机构。
[23]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3年开始出版《文学初步读物》，“为了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使他们有适当的初步的文学读物，并从此开始进一步接触更多的文学作品，编印了这套丛书。”第一辑20册于该年3月出版，包括柳青《铜墙铁壁》中的《沙家店战斗》、徐光耀《平原烈火》中的《周铁汉》、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火烧赤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斗争钱文贵》等。
[24] 1965年，为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等联合重印了一批关于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其中长篇小说包括《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战斗在滹沱河上》《草原烽火》《平原枪声》《太行风云》《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10部。
[25] 其他的又如新时期后的丛书。1996年由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团中央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开始出版。其中包括《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1997年前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红色经典”系列丛书，如《保卫延安》《林海雪原》《平原枪声》《新儿女英雄传》《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而2004年开始出版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则几乎涵盖了以上这些作品，并容纳了很多其他作品。
[26]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记一次“关于小说在农村”的调查》，《文艺报》196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