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争小说的文艺报刊传播

自近代以来，文艺报刊和文学书籍成为文学场域建构的载体。它们作为历史的参与者，与作者、历史和权力进行交往性对话，形成一种多声部的复调格局，从而传递出文学发展变迁的真实原貌。对于“十七年”时期文艺作者来说，文艺报刊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和被意识形态认可的窗口，许多文学作品先由报刊发表再由出版社出版发行，许多作家也是先由报刊编辑挖掘和培养出来的。据茅盾统计，1959年全国专区级以上的报纸有456种，全年总印数48亿多份；杂志有859种，全年总印数5亿多册；出版图书42000多种，总印数20亿多册。^[2]几乎所有作家都在文艺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如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最初就连载于《人民日报》的副刊《人民园地》，不少读者读后非常激动，甚至郭沫若也写了一篇文章赞扬该小说，最后这篇文章成为《新儿女英雄传》出版本的序言。可见，文艺报刊的发表推动了战争小说的革命意义的经典化传播。笔者对战争小说的发表情况进行了不完全统计（见表2）。

表2 战争小说刊载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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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许多小说都是通过文艺报刊发表而进入公众视野。其发表主要通过三种方式：首先是选载，这是小说出版前发表的主要方式；其次是边写边刊载，报刊特征和时间痕迹非常明显，如孙犁的三集《风云初记》，基本上都是在《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报刊和读者的需求塑造了作者的创作方式；最后是修改后再刊载，如白刃的《五月的鲜花》和李英儒的《金环送信》就是修改后的小说片段重新在文艺报刊中发表，通过这种方式接受读者的检阅，也表达自己响应规范重新修改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文学报刊作为一种文学场的媒介，贯串着编辑、作家、读者的互动，并形成互为依托的循环模式。作者根据自身的战斗经历和革命立场撰写了具有历史确证意识和传奇式传记色彩的战争小说，经过编辑的“二次创造”之后，发表在文学报刊中，从而确立了作家的地位和作品的经典性，引导着文学发展变迁，并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整体建构和生活改造。而读者也把文学报刊及刊载的文学作品作为理解现实世界、革命世界和日常生活经验的逻辑起点和指导场域。甚至可以这样说，文学报刊不仅是文学的战场，它更是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经验方式的“中转站”。但是，这些作品作为单行本印刷的时候，由于受到时代的政治气候、权力规训、历史语境、政治生态、责任编辑和作家有意无意地精神波动的影响，版本被频繁修改。

无论是修改后的作品还是原初作品，通过文艺报刊的传播，更迅捷有效地大众文艺化，进而在读者的反馈中与出版社打造的经典文本互动，从而确立“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经典性、规范性与范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