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中外文学史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许多作品在出版前后经过了作者的反复修改，从而形成多个有差异的版本。而且，其中很多优秀作品在随后的历史变迁中又被改编为各种艺术样式广为流传。“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尤为如此，作者和改编者通过对革命故事的裁剪、润色与修整形成多重故事讲述和复调对话场域。在对话中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文艺化大众，但形式的变异也导致了文本的变异，这种异质化的内涵就需要重读。如果说版本修改是作者的自我行为，那么后一种艺术改编可以说是他者行为。尽管艺术改编也可能由作者自身来作为编剧，例如1956年生产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就是作者刘知侠担任编剧并改编的。但是，在拍摄中导演通常根据历史语境对电影剧本进行调整，电影呈现的依然是导演的修改特性。所以，本文把作者的版本修改称作革命意义的“重述”^[1]，而把他者进行的艺术改编与传播叫做“转述”。这种“重述”与“转述”都是围绕具体作品的文学发生和流变过程，这种现象笔者把它概括为文本发生学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小说的修改版本以及艺术样式改编的各个叙事指称文本进行互文性意义比较，因为文本内的差异和艺术样式改编的形式及内容都是在意识形态话语运作机制下产生的，其文艺化大众的意义功能较为显明。通过这种差异性比较，我们能够在统一的文化象征结构中获取隐秘的逻辑意义。因为这种文学参与公共政治和革命伦理的象征结构“不仅表达社会中支配性的结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帮助建构并再生产了这种结构……象征结构正是通过权力场域（field）与文化场域之间结构性同源而塑造日常的意识和支配的支柱关系。”^[2]文化象征资本的话语重构意味着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革命伦理的规训下，必须通过文化象征符码和革命意象体系去建构文学文本，进而产生革命与读者所需要的相关知识。

因此，本文研究对象就是“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的文本发生学现象，不仅关注同一文本的不同表述所形成的革命话语“重述”与“转述”，考察“重述”与“转述”的意义生成的差异与缝隙，更要穿越表述背后的话语情境和历史语境，追问作者和艺术改编者为何要进行版本修改方面的重述和艺术改编的转述。这种重述和转述是如何作为一种被不断打造的知识形态生成的？这种文化资本的更迭背后的权力博弈是怎样的？从而寻找不同艺术版本之间的复调对话的可能和文本间性。下面对本文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进行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