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作为一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混迹于社会学界的学术出版人，我与建军老弟认识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我和他相识的机缘，是因为我长期担任中国社会学会秘书长，他从2005年起担任贵州省社会学学会会长，学术的交集使得我们最近几年来的联系与合作非常密切。

2008年，贵州省屯堡研究会获准成立，建军老弟兼任会长；我担任领导职务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承担着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研究成果的出版任务，早在2006年，我社就出版过以“屯堡第一村”——九溪村为研究对象的《屯堡乡民社会》。在建军老弟的斡旋下，屯堡成为“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的实践点之一。

我们因项目、图书而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对贵州的山、贵州的水、贵州的人，尤其是贵州的学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许这是因为安顺屯堡人乃明代屯军后裔，他们的祖先从中原和江南各省客居贵州，以其勤劳和聪明能干，在贵州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独特的“屯堡文化”。建军老弟的祖上从江南随大军征战至云贵高原并在那里铸剑为犁、耕读传家，其母亲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因为战争的缘故从江南迁徙至云南的。我听他说过，他祖爷爷的墓碑上刻着：“八千里路云和月，回首金陵是故乡。”我也是客家人，许多年前我的先祖从江南辗转迁徙到福建。相似的经历，使得我与建军老弟在地缘上亦颇有亲近感。正是因为这样，当建军老弟要我为他的《自杀研究》作序时，我欣然命笔。

自杀在人类历史上不绝于书，关于自杀的研究自然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个古老的课题。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宗教界人士、精神科医生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孜孜矻矻，从原因、背景，个人因素、社会因素，生理、心理因素等各方面对自杀现象进行过探索。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论》堪称这方面的经典之作。

就我所知，建军老弟对自杀问题的研究有一个痛苦的开始。他对自杀现象的关注与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时，他身边几位对他很重要的人都离他而去，这让身为学人的他很是痛苦，也深深激发了他对自杀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兴趣。当时，他看了一大堆叔本华、尼采、加缪等人的经典著作，发表了第一批研究文章。2007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国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和《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研究》这两本书。其中，《我国青少年自杀问题研究》还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成果要报》2007年第14期摘编发表，并呈报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自杀研究》，是建军老弟20多年来对自杀问题潜心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研究”的最终成果，亦是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研究”的结题成果。在这部60余万字的大书中，建军老弟系统梳理了自杀问题的现有研究成果，比较了各国自杀手段、时间、场所及人群分布状况，对我国农村女性、青少年、老年人这三个自杀率较高的群体的自杀原因进行了实地调研与深入剖析，揭示了传统价值观、社会文化习俗、宗教观对自杀的深刻影响，并提出了自杀防治的国家进路。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急速转型期，作为社会病之一，自杀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伤害，而且使其活着的亲朋难过、不安，还是影响社会安全的一大隐患。加之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出现了不少因自杀而产生的“失独家庭”。据统计，全球平均每40秒就有1人死于自杀。无论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还是出于怯懦的逃避，自杀都是人类弱点最集中、最凝练、最深刻、最简单的体现。如果说自然死亡是人生的句号，早夭或病故是一串省略号，那么，自杀便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从上述层面来说，对自杀现象与自杀问题进行研究是学者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建军老弟的这部巨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不可谓不全面，在有效控制自杀率、努力减轻自杀这一社会病的危害方面，堪称具有时代性意义。但愿建军老弟这部专著的出版能发挥学者应有的责任与作用。

谢寿光

2013年10月于北京马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