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禁的实施
从洪武初的“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到洪武七年朝廷撤除浙江明州、福建泉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标志着海禁政策开始全面实施[166]。此后，海禁政策渐趋严厉，海禁措施进一步落实，朝廷数度重申严禁人民下海之令。从《太祖实录》中可以多次看到有关禁民下海、禁民与外番交易的规定。海禁的内容也更加细分，往往针对沿海边民的犯禁行为，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规定，如禁民出海：洪武四年十二月“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禁民私通外邦、行贾互市：洪武四年十二月，因为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被人告发，于是朝廷对大都督府加以训诫：“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并强调“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洪武三十年（1397）四月“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针对沿海边民私自下海不绝的情况，朝廷对禁海作出更多细化的规定，如禁沿海捕鱼等作业：洪武十七年正月派遣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禁民入海捕鱼，以防倭故也”。禁止夹带禁物出海：洪武二十三年十月“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贸货物，故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禁用走私番物：洪武二十七年（1394）春正月，“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167]。禁私造大船：“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顾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而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或探听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若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问发边卫充军。番货入官”[168]。
到了明成祖永乐初年，其在即位诏书中特别强调要按照太祖朱元璋的禁海政策，严禁沿海军民私自下番：“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69]。到了永乐二年（1404），为了有效控制沿海边民私自出海，强令民间海船统统改为平头船：“禁民下海。时福建濒塘海居民，私载海船交通外国，因而为寇，郡县以闻。逐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170]。由于平头船不利于海上航行，等于是彻底杜绝了海边民间的出海渠道。
禁海措施还编入《大明律》，洪武六年初次修订的《大明律》中明确规定了“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的具体罚则：“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段匹、细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驮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于内以十分为率，三分付告人。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171]。《大明律》规定，凡下海船只，除了持有衙门开具的允许出海的文引，其他无充足理由的均属违禁下海，都在禁止之列。尤其是二桅以上的大船，由于其航行能力强，更在严禁之列：“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票号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到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鱼打柴，巡捕官兵不许扰害”[172]。
除了禁止下海，《大明律》还规定军民人等不能随意与到港的夷人交易违禁货物，否则也要获罪充军：“凡夷人贡船到岸，先行接买番货，及为夷人收买违禁货物者，俱发边卫充军”。交易兵器等物还会被处以极刑：“官员军民人等与他交易，止许光素苎丝、绢布、衣服等件，不许将一应兵器并违禁铜铁等物，敢有违犯，都拿来处以极刑”。对于相关官员不履行职责、收受贿赂的，也会被问责：“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分利、金银番货等项，值钱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私入，串通交易，贻患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戕工杀良民，除真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发边卫永远充军”[173]。由于海禁规定森严，实际运用时多有滥用之例，如洪武年间浙江永嘉有民户买了暹罗使者的沉香之物等，被当地的按察官员判以极刑：“论当弃市”[174]，而按照《大明律》，交易违禁货物，也顶多是“发边卫充军”。
按照官方说法，禁民下海是为了避免引来倭寇，杜绝沿海边民与海盗勾结，“海滨之人多连结岛夷为盗，故禁出海”[175]。除此之外，朝廷对周围藩国的进贡也有控制，“不通商而止通贡”[176]。对于入贡时限，一些关系比较友好的藩国，初期并无限制，似乎随时都可以入贡：“任其时至入贡”。但由于后来各国来入贡的次数过于密集，以至于各市舶司疲于应付，到了洪武八年以后，要求“三年一来朝贡”。而对于“叛服不常”的日本，一度还“绝其贡使”，《明史》说：“琉球、占城诸国皆恭顺，任其时至入贡。惟日本叛服不常，故独限其期为十年，人数为二百，舟为二艘，以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以防诈伪侵轶。”[177]占城从洪武二年开始几乎每年都入贡，有时一年多次，如洪武二年二月“己巳，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虎都蛮贡虎、象、方物”；洪武二年九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蒲旦麻都等贡方物，赐其国王及使者绮帛有差”；洪武三年八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打班舍利等来贡方物”；洪武四年秋七月“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瓜卜农来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叶，长一尺余，阔五寸，刻以本国书”；等等。朝廷照例都回赠礼物，“赐其国王及使者绮帛有差”，洪武四年还作出特别通知，“并谕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货物，皆免其征，以示怀柔之意”。到了洪武八年六月才有规定：“占城等国自今惟三年一来朝贡”。
另外如安南，从洪武二年初次“朝贡方物”，以后几乎每年都来。其他如区位较偏远的琉球，自洪武五年以后，也是每年或来年就来入贡，如洪武五年十二月“杨载使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奉表，贡方物。诏赐察度《大统历》及织金文绮、纱罗各五匹，泰期等文绮、纱罗、袭衣有差”；洪武七年十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等奉表，贡马及方物，上皇太子笺，贡方物如之”；等等，当时对比较偏远的琉球等国一直没有太多限制，“任其时至入贡”[178]。而近邻如高丽者，从洪武二年初次入贡以后，不但每年必来，而且一年中要入贡数次，完全是以入贡之名，行通商牟利之实。频繁的入贡，也使明太祖朱元璋渐生倦意，而且海上风涛险恶，贡舟常有“覆溺之患”，因此朱元璋要求中书省采取对策，限制藩国入贡过于频繁的问题：“曩因高丽贡献烦数，故遣延安答里往谕此意，今一岁之间，贡献数至，既困弊其民而使涉海道路艰险，如洪师范归国，蹈覆溺之患，幸有得免者，能归言其故，不然岂不致疑？夫古者，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之外蕃邦、远国，则惟世见而已，其所贡献亦无过侈之物。今高丽去中国稍近，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之比，宜令遵三年一聘之礼，或比年一来，所贡方物，止以所产之布十匹足矣，毋令过多。中书其以朕意谕之。占城、安南、西洋、琐里、爪哇、渤尼、三佛齐、暹罗斛、真腊等国，新附远邦，凡来朝者，亦明告以朕意”[179]。
频繁的入贡，实际上既反映了周围诸国强烈的贸易需求，其次每次入贡都包赚不赔，也是其积极入贡的重要原因。首先，明朝廷对入贡的回赠礼物往往会高于其入贡的价值；其次，赐赠的礼物中多为丝绢等物品，而这些中华特产正是各国所稀缺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入贡船队，除了在朝廷获得价值不菲的馈赠以外，他们还会顺带做一些买卖，与民间进行的交易可能规模与利润要更加可观。对此，朝廷也有所了解，但并不加以干预。如洪武三年十月中书省曾建议：“高丽使者入贡，多赍私物货鬻，请征其税。”朱元璋的回答是：“远夷跋涉万里而来，暂尔鬻货求利，难与商贾同论，听其交易，勿征其税。”高丽、三佛齐的入贡船队还在沿途港口如太仓、泉州、海口等地顺带做一些贸易，户部要求对之征税，明太祖也不同意，如洪武四年九月，户部言：“高丽、三佛齐入贡，其高丽海舶至太仓，三佛齐海舶至泉州、海口，并请征其货”。朝廷对此仍旧不做稽征。除了私下贸易鬻货，高丽贡使还夹带私物出境，有人据之反映上来，明太祖也宽容放行，如洪武四年三月“中书省臣奏言：‘高丽国郎将李英等因入朝贡，多带物出境，请加禁止。’诏勿禁”[180]。
而日本方面，虽然明太祖“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但洪武初期尚有使臣往来，如洪武初期明太祖派遣山东莱州府同知赵秩持诏赴日本，此后相互往来还比较正常。《太祖实录》对此有记载：
秩泛海至析木崖，入其境，关者拒勿纳，秩以书达其王，王乃延秩入。秩谕以“中国威德而诏旨有责让其不臣中国”语，王曰：“吾国虽夷，僻在扶桑，未尝不慕中国之化而通贡奉，惟蒙古以戎狄莅华夏而以小国视我。我先王曰：‘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而使其使赵姓者訹我以好语……今新天子帝华夏，天使亦姓赵，岂昔蒙古使者之云？仍乎，亦将訹以好语而袭我也。”命左右将刃之，秩不为动，徐曰：“今圣天子神圣文武，明烛八表，生于华夏而帝华夏，非蒙古比。我为使者，非蒙古使者后，尔若悖逆不吾信，即先杀我，则尔之祸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兵也，无不一当百，我朝之战舰，虽蒙古戈船，百不当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违？岂以我朝之以礼怀尔者与蒙古之袭尔者比耶？”于是其王气沮，下堂延秩，礼遇有加。至是，奉表笺称臣，遣祖来随秩入贡，诏赐祖来等文绮帛及僧衣。比辞，遣僧祖阐、克勤等八人护送还国，仍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181]。
《明史》也有相关记载：“遣其僧祖来奉表称臣，贡马及方物，且送还明、台二郡被掠人口七十余，以四年十月至京。太祖嘉之，宴赉其使者，念其俗佞佛，可以西方教诱之也，乃命僧祖阐、克勤等八人送使者还国，赐良怀《大统历》及文绮、纱罗”[182]。
此后，日本数次入贡，朝廷还之以礼，如洪武九年四月“日本国王良怀遣沙门圭庭用等奉表，贡马及方物，且谢罪。诏赐其王及庭用等文绮、帛有差”；洪武十二年闰五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刘宗秩、通事尤虔俞丰等上表，贡马及刀、甲、硫黄等物。使还，赐良怀织金文绮，宗秩等服物有差”。但更多的情况是，以其使者无表文，或因表文言辞“倨慢”，加以拒绝。如洪武七年六月“日本国遣僧宣闻溪、净业喜春等来朝，贡马及方物，诏却之”；洪武十三年五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庆有僧等来贡马及硫黄、刀扇等物，无表，上以其不诚，却之”；洪武十三年八月“日本国遣僧明悟、法助等来贡方物，无表，止持其征夷将军源义满奉丞相书辞，意倨慢，上命却其贡”；洪武十四年“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如瑶等贡方物及马十匹，上命却其贡”；洪武十九年十一月“日本国王良怀遣僧宗嗣亮上表，贡方物，却之”[183]。屡屡拒绝其入贡，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这期间倭寇在沿海一带不断滋事。
对于借着进贡之名行经商交易之实的商船，朝廷都会拒绝接纳。如洪武六年暹罗斛国使臣数次要求“贡方物”，朝廷屡屡却之，《太祖实录》即记录了这一事例：
洪武七年（1374）三月，“癸巳，暹罗斛国使臣沙里拔来朝，贡方物，自言本国令其同奈思里、侪剌悉识替入贡，去年八月，舟次乌诸洋，遭风坏，舟漂至海南，达本处官司，收获漂余苏木、降香、兜罗、绵等物来献，省臣以奏。上怪其无表状，诡言舟覆而方物乃有存者，疑必番商也，命却之”[184]。
除了外国的贡使不在海禁之列，官方的海上运输活动还是照常进行。由于明初运河阻塞，主要的漕运要依靠海上运输，所以官方的运粮船队等并没有受到海禁政策的影响。如明初辽东用兵，其粮饷供给主要依靠两浙：
洪武五年（1372），命率舟师海运以饷辽，岁七十万石[185]。洪武十年（1377）五月“命靖海侯吴祯督浙江诸卫舟师运粮，往给辽东军士”，洪武二十一年九月“航海侯张赫督江阴等卫官军八万二千余人出海运粮，还自辽东[186]。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定都北京，漕运任务更重，海运更加频繁，“国朝自永乐定都于北，军国之需皆仰给东南”，如“（永乐二年）（1404）令海运粮到直沽……六年（1408），令海运船运粮于京师”[187]，直到永乐十三年（1415），修复会通河后，南北运河得以畅通，漕运也恢复由内河运输，海运才逐渐停止。
实际上禁海的主要目的是禁止民间私自与外番贸易，以免引致倭寇。朝廷对一些必要的海事活动也是会“法外开恩”的。只要经过朝廷允许，就可以出海，如汛期捕鱼、海盐运输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秋七月……两浙运司言：‘商人赴温州各场支盐者，必经涉海洋，然著令军民不得乘船出海，故所司一概禁之，商人给盐不便。’上曰：‘海滨之人多连结岛夷为盗，故禁出海，若商人支盐，何禁耶？’乃命兵部移文谕之”[188]。
《明会典》也记录了相关的规定：“弘治十三年（1500年）令……若小民撑使小船，于海边近处，捕取鱼虾，采打柴木者，巡捕官兵，不许扰害。”[189]
《英宗实录》记载的天顺二年（1458）朝廷训饬备倭都督佥事翁绍宗之事，因翁绍宗不许渔船越境出海，致使渔船不得采捕黄鱼，导致上贡朝廷的大黄鱼“遂缺供荐”，因此朝廷对翁绍宗“罚俸一年，令尔自省。若再恬然不敢，阻误岁进，自取祸败，决不可逃”。其中提到“嘉兴、乍浦河泊所岁进黄鱼系旧制”，大黄鱼产自舟山海域，说明一直以来为了向朝廷进贡大黄鱼，每年鱼汛期都会安排渔船下海捕鱼[190]。郑若曾说“淡水门者产黄鱼之渊薮，每岁孟夏潮大势急，则推鱼至涂，渔舩于此时出洋，宁台温大小舩以万计”[191]。可见嘉靖时渔汛时节是不禁出海的。
到了永乐年间，由于倭寇侵扰逐渐减少，倭患问题也开始变得不那么突出，海禁政策开始有所松弛。如永乐元年，恢复了浙江、福建、广东的市舶提举司[192]。“日本首先归附，诏厚赉之，封其镇山，赐勘合百道，与之期，期十年一贡。”[193]当时的礼部尚书李至刚针对日本入贡船私载兵器刀槊并与宁波当地民间交易之事，要求加以禁止：“命有司会检番舶中有兵器刀槊之类，籍封送京师”，明太宗对此却采取宽容态度：“外夷向慕中国，来修朝贡，危踏海波，跋涉万里，道路既远，赀费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费，亦人情也，岂当一切拘之禁令？”并要求按照当时的官价对兵器刀槊之类给予收购，“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宽大之意，且阻远人归慕之心”[194]。虽然如此，但洪武初年开始实施的海禁政策并没有废止，尤其是针对民间私自下海、与外番交易等仍旧严加禁止，如明太宗即位之初，即重申“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195]。
到了宣德年间，由于倭患较少发生，沿海相对平静，面对出海捕鱼通商能带来的诸多好处，一些沿海官员、民众等禁不住诱惑，多有私造海舟、擅自下海的行为，朝廷对此多次加以申禁：“命行在都察院严私通番国之禁”“严通番之禁”[196]。当时的宁波知府郑珞为民请命，要求朝廷放宽对百姓下海捕鱼的禁令，以便改善沿海居民困窘的生活，宣德皇帝以百姓出海捕鱼容易引致倭寇为由不予同意，斥责其只知眼前利益，不为长远之计，并对知府郑珞做了一通训诫：“尔知利民，而不知为民患！往者倭寇频肆劫掠，皆由奸民捕鱼者导引，海滨之民屡遭劫掠。皇祖深思远虑，故下令禁止。明圣之心，岂不念利民？诚知利少而害多也！故自是海滨宁静，民得安居。尔为守令，固当顺民之情，亦当思其患而预防之。若贪目前小利，而无久远之计，岂智者所为。宜遵旧禁，毋启民患”[197]。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严峻的沿海防务一度有所缓解，倭患也为之减轻，永乐前后倭寇事件已较少发生。但海禁政策的副作用也同样明显，“片板不许入海”[198]“寸木不下海”[199]的严厉政策，使得沿海居民原本窘迫的生活更加艰难，“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200]，由此也给后期倭患的爆发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