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1]
经济发展是多种因素的函数，各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同，其中的主要推动因素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在发展经济学的文献中，文化与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关联，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中没有文化的身影。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与文化间的关系问题却受到了普遍关注[2]。有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复兴，正接近于明确提出一个新的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范式[3]；也有人将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概括为经济文化化；甚至有人认为，新经济的不同形式的共通之处正在于文化，我们将进入一个文化力说了算的时代，即文化经济时代[4]。这些不同的表述，包括由此引发的与反对者间的争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文化已被纳入经济发展的视野之中，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自不待言，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但正如落后的技术阻碍经济发展并不影响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一样，文化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力。
一 文化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原因
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产业结构演进的必然结果。伴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发生着有规律性的演进。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从广义的两种方法[5]出发，以国家为分析单位，通过国别间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标准形式和共同规律。将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随着经济发展即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和产值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产业结构演进的这种规律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高服务化或下游化趋势。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将超过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这一趋势越明显。在当今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都在70%或80%以上。与之相适应，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源类型也将发生变化，从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源向主要依赖资本资源，再向主要依赖知识技术资源转变，产业重心出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由资本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发展的趋势。这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已经不再是劳动力和资本，而是知识和技术，知识和技术成为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核心资源。
产业结构高服务化和知识技术集约化两种趋势，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形态，揭开了知识经济的序幕，文化由此出场，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大舞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上，文化不再仅仅为经济搭台，而是开始直接唱戏。高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最新发展，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有力地验证了这一点。三次产业间原本就具有复杂的生产、技术和经济联系，现在随着经济发展、人均GDP的提高、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特别是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而且突出表现为第三产业，特别是其中的高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反向推动力日趋增强。在第三产业内部，以高科技和文化创意产业为核心的新兴服务业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份额，它们对第三产业、第二产业乃至第一产业都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因素日益深入而广泛地渗透到各产业的发展之中。
文化的一种新的价值已经被发现，并且正处于待开发状态。这就是文化的经济价值，即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文化不是为经济而生，但经济发展却赋予文化以经济价值。对文化经济价值的充分挖掘，并为其找到恰当的实现方式，是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新的动力源泉。当今时代，与其说是知识经济时代，不如说是文化经济时代。且不说知识本身就是文化，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更重要的则在于文化是比知识更根本、更核心的经济资源，也是比知识更重要的经济发展动力。当今的经济发展离开知识固然不行，离开文化更不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做谈话节目时，有人问第四次浪潮是什么，他回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我夫人在认识上有分歧，我的观点是生物工业，我夫人强调的是航天工业，但是我们有一点是相通的——在工业化时期，即第二次浪潮时期是制造业占上风，第三次浪潮是服务业占上风，第四次浪潮应是体验业占上风。且不论托夫勒所谓的“体验业”指的是什么，但体验的绝不是知识而是文化。
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直接由产业结构演进推动的。但是，在产业结构演进背后起决定作用的，则是人们需要的发展变化。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为我们展现了人们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结构，马克思的人类三种需要理论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类最高级的需要是享受的需要。托马斯·曼在《布登洛克一家》中生动地描写了在贫困中长大的布登洛克家的第一代在寻求金钱，出生在有钱人家的第二代在寻求社会地位，而出生在有钱、有地位人家的第三代，寻求的却是音乐。文化正是人类需要指向的最后也是最高级的目标。1999年第12期美国《时代》杂志预言，2015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娱乐时代，休闲娱乐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有一半份额，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让人把生命中50%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事实上，当前休闲娱乐产业已成为美国第一位的经济活动。美国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美国人有1/3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有2/3的收入用于休闲娱乐，有1/3的土地面积用于休闲娱乐。同时，新技术将使数字娱乐超越传统娱乐方式。数字娱乐业也将在21世纪取代电影业，成为最重要的娱乐产业组成部分。人们高级需要的普遍化，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源泉，是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最终产品增加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的动力。这种需要以最终产品为媒介传递到生产环节，产生了生产需求。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根本的是人们文化需要的发展及其普遍化。
二 文化动力作用的两种方式
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发挥其作用。直接的方式，是以文化本身成为一个新兴产业——文化产业的方式直接加入经济发展过程。在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间接的方式，是以创意为核心，通过将文化因素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环节，实现文化的动力作用。就文化产业的重要性而言，直接方式似乎是更主要的方式。世界各国都在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其原因也正在于此。甚至有人认为，高科技产业和文化产业是21世纪的两大朝阳产业。但是，在承认文化产业的重要性并强调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视间接的方式。因为生存始终是我们的基础，而生存是离不开物质产品的。不论人类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和消费实质发生怎样的变化，物质消费都是第一位的和基础的。所以，未来的人们有可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消费精神文化产品，但是物质产品却始终是不可或缺的，并且人们也绝不愿意简单而枯燥地去消费物质产品，更可能或普遍的情形是，人们希望在消费物质产品的过程中获得更多更有益的精神上的享受。在此意义上，间接的方式同样是要给予高度重视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创意的强调和扶持，其原因正在于此。通过创意，通过将文化因素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环节，文化与经济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和良性互动。将文化变量引入经济发展领域，经济发展的范式和图景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文化动力的表现形式和作用大小是不同的。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前阶段，发展文化产业、落实科学发展观、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变产品的价值构成，是充分发挥文化动力作用的四个重要方面。国家统计局根据新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标准》，对2003年我国文化产业的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初步测算，结果显示，2003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有从业人员1274万人，实现增加值3577亿元。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7.44亿人）的1.7%、城镇从业人员（2.56亿人）的5.0%。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11.69万亿元）的3.1%。[6]这两个指标初步显示了文化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以新兴工业化带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过程中，应该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充分发挥文化在改变发展观、推动经济组织文化创新、重构产品价值形态方面的动力作用。
三 动力机制：信念、态度与价值观
一个国家或民族拥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至关重要。仅就经济发展而言，发展观既可能促进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也可能阻碍经济发展的步伐。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以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为主要形式，通过改变、传播和巩固发展观的途径，实现着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信念、态度与价值观究竟是否影响经济发展，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据塞缪尔·亨廷顿介绍，提出这一问题并引发争论的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前官员劳伦斯·哈里森于1985年出版的《不发达是一种心态——拉丁美洲事例》。以劳伦斯·哈里森、塞缪尔·亨廷顿、戴维·兰德斯、弗朗西斯·福山等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文化是影响社会行为、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以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为代表的另一方，反对文化解释而坚持一些普遍适用的解释，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是决定因素，理性选择论和新现实主义等。在哈里森等看来，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解释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类争取繁荣和政治多元化的进步为什么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一现象。因为诸如殖民主义、依附论和种族主义的解释都站不住脚，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实际从事发展工作的人，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哈里森指出，文化的解释是有学理上的依据的。依据之一是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的理论，他断定，美国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文化适宜于民主；依据之二是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他解释资本主义兴起时，认为它基本上是一种植根于宗教信仰的文化现象；依据之三是爱德华·班菲尔德，他说明了意大利南部贫穷和专制的文化根源。[7]哈里森通过对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共和国与海地、巴巴多斯与海地、澳大利亚与阿根廷、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分别对比，论述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或阻碍作用。而赞成文化解释的阿根廷国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法律教授马里亚诺·格龙多纳，甚至归纳了20种对立的价值观，以具体解释什么样的价值观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反对者多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坚持本学科原有的解释框架。在他们看来，虽然文化对经济发展会起作用，但由于文化并不是独立的因素，所以无法确定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简单的关系。例如，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作用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一方面，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信念、态度与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或间接由经济所形成的，另一方面，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现代经济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已经缩小了文化属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8]
经济发展与文化（这里指信念、态度与价值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且两者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两者的关系，必须将其放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条件中去考察，坚持静态与动态统一的分析方法。以我国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的错误观念和价值观，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新观念，将中国经济从即将崩溃的边缘引导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当经济发展成为全体国人的共识，并且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了20多年后，又出现了新的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观念和偏向，这时我们又及时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如果这种发展观能够深入人心并成为全体国人的共识，那么中国的发展一定能够步入健康可持续的新轨道。可见，信念、态度与价值观确实可以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要不要发展经济、为什么要发展经济、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以及怎样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等。对这些问题的不同信念、态度与价值观，对经济发展起直接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对处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国家而言，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确定的，信念、态度与价值观这些由经济等其他因素决定的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究竟是起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这是能够相对确切地进行分析的，一旦确定存在着阻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就需要具体分析这些文化因素是如何形成的，其存在的经济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是什么，从而找到改变这些文化要素的正确药方。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能够确定落后国家或地区之落后是因为其持有阻碍经济发展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时，我们不应该笼统地判断其文化落后，更不能轻易从外部提出改造其文化的建议。因为文化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是他们人权的重要部分。如果是善意的话，就应该设法让他们自己认识到是他们的信念、态度与价值观存在问题，并且自己去加以改变。我们知道，每天捕够一定量的鱼就在海边的岩石上晒太阳睡觉的渔夫，和去海边度假的富翁，享受着自然给予的同样恩惠和人生的舒适与惬意。从人生目的和经济发展的目的上看，我们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去判断究竟是渔夫的生活方式更可取，还是富翁的生活方式更可取。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也告诉我们，在路边晒太阳的乞丐能够享受到国王为之奋斗却很难获得的安全感。经济发展绝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模式和道路。当我们讨论信念、态度与价值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时，必须具有历史的、客观的和宽容的态度与精神。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国几十年发展的经济总结，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正确指南。切实将其转化为全体人民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动力。
四 动力机制：企业文化
推动经济发展的是大大小小的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活力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何提高经济组织的活力，这是经济发展必须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影响经济组织活力的因素很多，但是有一种因素却越来越不能忽视，这就是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以企业文化为主要形式，通过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途径，实现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在20世纪下半叶，一个被称为企业文化的运动在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企业界流行开来，随即很快传遍全世界。企业为什么需要企业文化？从根本上说，这是源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需要。R.M.霍德盖茨指出，企业在许多方面如同活的生物一样，如果不能适应周围的环境，也就不能生存。[9]这就是说，适应环境的变化，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企业的生存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并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正是企业处理与其外部环境关系，并为适应环境变化所采取的积极的发展战略。企业文化诠释着企业使命、理念和价值观，表征着企业的特征，是维系企业内外部认同的纽带，是指引企业发展和企业战略的灯塔，更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当代形式。
对企业文化重要性的认识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通过案例研究，美国一些著名高校和咨询公司的研究人员发现，所有的企业都有着自己的企业文化，有的公司的企业文化显得比别的公司的企业文化更为雄厚强大。这些企业文化均对企业员工和企业经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市场竞争激烈的时候更是如此。这种文化的影响甚至大于企业管理研究和策略研究的文献中经常出现的那些作用因素，如经营策略、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管理体制、企业财务分析手段以及企业管理领导艺术等。美国、日本企业界最优秀的总经理们总是不惜耗时费力，大力创造、塑造、维护自己力量雄厚的企业文化。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等人研究发现，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那些具有重视所有关键管理要素、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艺术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而且企业文化未来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10]日本丸红经济研究所所长杉浦勉通过调查也发现，企业或者产业的“文化力”的高低，即“文化重视度”与经常利润率存在一种有趣的关系，即文化重视度高的行业一般来说经常利润率也高。基于这一结论，林浦勉提出了“文化重视度与经常利润率存在某种相关关系，文化重视度高的产业，其经常利润率也较高”[11]的假说。
当然，企业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不易改变的特征，但并不是不能改变。通过改变或提升企业文化，使之转变成为有利于企业经营业绩增长的企业文化，是提高企业活力的重要举措。一般而言，提升企业文化可以从三个方面提高企业活力，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一是企业价值观的改变。人们通常认为，企业的根本动机和最终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以企业为中心的价值观带来了许多问题，如社会成本问题、道德风险问题等。根据时代发展及其对企业提出的新要求，企业不再是“经济人”的典型代表，而应以追求顾客满意为根本目的，企业利润不过是实现顾客满意的结果。由于这里的顾客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顾客，而是指一切可能受到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影响的人和单位，因此，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追求顾客满意，这是企业价值观的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必然导致企业文化的根本转型和创新。如果企业能够自觉实现这种转型，真正用以顾客为中心的价值观重建企业文化，那么企业与社会的关系就会协调，企业就会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企业所需要的各种资源就会容易获得，企业的产品就会受到青睐，企业的活力就会提升。
二是执行力文化的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绝不是静态的，而应该是动态的。也就是说，不仅仅体现在企业的价值观、理念和使命以及企业经营发展战略等静态的方面，还应该体现在企业实际的经营行为及其战略的转变方面。企业的全体员工都应自觉认同企业文化，并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自觉实践企业文化。这种自觉实践企业文化的程度和能力，就是企业执行力。执行力是良好的企业文化真正发挥功能的关键，也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
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等机构1997年所完成的《展望2010年》调查报告显示，当前全球67%的公司是基于核心竞争力来推动竞争优势的，到201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85%。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与保持依赖于许多因素，如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和价值创新等。技术创新的能力及其可持续性，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性因素；因为技术的可模仿性和扩散性，降低了技术因素在企业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相反，企业文化的因素，如企业使命、独特的价值观与理念系统、行为方式等，则是企业的个性，具有难以模仿至少是不可全部模仿的特点，因而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技术的可获得性增强及其不可能持续保持领先地位的情况下，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良好的企业文化不仅是竞争对手不可模仿的，而且能够促进技术、管理和组织方面的创新。
五 动力机制：文化附加值
生产与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生产引导消费的时代正在被消费决定生产的时代所取代。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文化以创意为核心元素，以意义为核心内容，以品牌、设计、包装等为主要形式，通过改变产品的价值形态和价值构成以适应消费者消费结构变化的途径，实现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让·波德里亚认为，消费不断地产生着被用以消费的形象、符号或意念，无限需求和欲望的生产是消费决定生产的最有力武器。支撑整个社会经济的是消费而不再是生产，消费是一个对生产力进行扩大再生产并对其进行控制的巨大逻辑程式。与经济的连续增长相联系的是以消费激活经济的策略。可见，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远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要得多，一个消费者说了算的时代正在来临。在这样的时代，如何促进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课题。
自不待言，消费者收入水平和有效购买力的提高，是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消费政策的配套性和完善程度的提高，是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而消费者需要的满足，则是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心理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消费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者的需要开始由基本需要逐渐向高级需要跃迁，物质需要逐渐让位于精神需要。与此相适应，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结构的升级带来两个效应：一是满足消费者高级需要的产品颇得消费者青睐，二是满足消费者高级需要的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满足消费者高级需要的产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满足消费者精神文化需要的精神文化产品，一类是满足消费者物质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前者当然十分重要，这正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根本目的。后者更为普遍，因为这是人类的特征、文化的特征。当人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后，特别是在消费社会，人们在消费生活必需品时越来越注重其意义或文化，其原有的功能退居第二位，只是构成消费的前提或基础。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已不再仅仅为了满足物质需要，更表现为人们的生活追求和精神需要。
让·波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分析批判，揭示了消费社会中的这种有趣变化。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物或商品主要是被作为一个符号来显现和消费的。物或商品除了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外，还具有符号价值。因为物或商品除了具有本身原有的功能，还承载着一定的意义和内涵。因此，物或商品的定价，就不是基于其成本或劳动价值，而是基于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相关因素。一辆汽车、一瓶香水甚至一本书都具有这种彰显社会等级和进行社会区分的功能，这就是商品的符号价值。商品所具有的符号价值促使消费扩大，是消费的内容和动力。今天，符号价值的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所有成员——消费者之间相互关联的基础和纽带。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流。任何商品化消费都成为消费者社会心理实现和标示其社会地位、文化品位、区别生活水准高下的文化符号。消费者早已把物的基本特性——实用驱赶到不起眼的角落，而在消费中体验着物带来的身份认同感和社会等级区分。在这种氛围下，商家不再是供给商品而是制造货品的符号价值并进行销售。[12]日本丸红经济研究所的杉浦勉提示了同样的变化：企业也开始认为，商品的经济价值的主要部分不在于物质性价值，而在于文化联想、设计等审美价值。[13]
消费社会的这种变化尽管存在着波德里亚试图批判的若干非人性的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样的社会里，经济发展更具有人性化的特征。产品不再是毫无生气的物质的东西，而是充满人文色彩的更具精神文化产品特点的东西。在这样的社会，产品的竞争力不仅仅表现在其特有的功能方面，更表现为以其功能为基础的文化意义或文化价值。在这样的社会里，米切尔·沃尔夫——一位世界顶级传媒与娱乐公司的首席顾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商家怎样才能捕捉消费者的目光并吸引住他们，而且在消费者一旦拥有后，又如何在商品中增加更大的附加值以使之变得更具吸引力呢？简言之，商家面临的问题是，类似的产品是如此之多，商家怎样才能通过消费者的“这是谁造的汽车？”“里头一定要有”之类的苛刻考验？沃尔夫的答案是：娱乐内容。在他看来，当今在娱乐的影响在我们的经济中到处弥漫之时，公司必须要比对手的努力更胜一筹，向消费者提供激发其兴趣、唤起其行动的信息，才能成功。也就是说，公司要向消费者提供娱乐体验以使他们能参与其中。一旦这些公司今天这样做了，它们还必须清醒明天该怎么办，要考虑用某种新的方法去做同一件事情，使其产品的娱乐特性能保持新鲜性、鼓动性和诱导性。[14]沃尔夫将许多企业甚至是一些本来与娱乐毫不相干的产业内的企业都在融入娱乐内容的现象，称为e－因素的广泛侵蚀。他认为，e－因素已成为一个基本因素，决定着我们光顾哪家商店、乘坐哪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在哪家餐馆用餐，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厨具，以及选择什么品牌的电脑。在他看来，娱乐业与非娱乐业之间的界限正在消逝。至少在消费品产业，娱乐已成为一个基本的算术项，在决定其平衡的方程中不可或缺。他的观点是，现在的经济是娱乐经济，没有娱乐就不成其为商业。[15]
在这样的娱乐经济中，什么东西最值得珍视？这是沃尔夫提出的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说，当消费品开始按照它们在何种水准上融入e－因素来区分高下时，个人财产将由于对创造性的运用能力而形成价值涨跌。在娱乐经济中，最值得珍视的就是人类的创造性。[16]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沃尔夫的e－因素理解为文化因素，在产品中融入娱乐内容，事实上就是为产品赋予文化价值，娱乐经济就是文化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产品中的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对于拉动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为产品增加文化含量和文化附加值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像沃尔夫指出的，这并不是一种工业意义上的添加性，而是一种化学作用的、难以找到的质量改进。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找到能够对这种创造作出贡献的人，赋予其机会并使其得到相应报酬。因为相对于庞大的需求而言，创造性是一种有限的人类资源，尽管人类的想象力实际上可以是无尽的，但是那些可以带出这些思想火花的人却是极其珍稀的，并且从现在的情形来看，其价值仍在不断增值。[17]这就是文化走出文化产业而对传统产业产生积极影响的原因，也是创意产业的真正形态。
[1] 本文主要内容以《论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为题，发表于2005年第10期《哲学研究》。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世界文化报告》，其任务之一，就是要调查文化和发展方面的最新趋势，1998年出版的第一部报告的第一部分的主题就是“文化与经济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主编的《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所要传达的首要信息，也是要突出展现将文化问题纳入发展思想与实践这一主流。
[3]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第7页。
[4] 〔日〕杉浦勉：《新经济与文化力》，《世界经济评论》（日文）2004年第9期。
[5] 一种方法是采用若干国家间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从统计分析上确认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化之间的某些普遍联系；另一种方法是集中研究初始条件与经济制度相似的一批国家的历史经验，探索能够说明其结构变化过程的一些特殊理论。汪斌：《全球化浪潮中当代产业结构的国际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第5页。
[6] 国家统计局：《简明统计资料》2004，8（181）。
[7]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前言”第2页和正文第2～7页。
[8] 〔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第43～61页。
[9] 〔美〕R.M.霍德盖茨：《美国企业经营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第11页。
[10] 〔美〕约翰·科特、詹姆斯·赫斯克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1997，第2～14页。
[11] 〔日〕杉浦勉：《新经济与文化力》，《世界经济评论》（日文）2004年第9期。
[12] 〔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 〔日〕杉浦勉：《新经济与文化力》，《世界经济评论》（日文）2004年第9期。
[14] 〔美〕米切尔·沃尔夫：《娱乐经济》，光明日报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70页。
[15] 〔美〕米切尔·沃尔夫：《娱乐经济》，光明日报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66页。
[16] 〔美〕米切尔·沃尔夫：《娱乐经济》，光明日报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342页。
[17] 〔美〕米切尔·沃尔夫：《娱乐经济》，光明日报出版社、科文（香港）出版有限公司，2001，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