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生态移民的社会地位

社会地位可从户籍身份、教育水平、政治面貌和职业身份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在农村地区，家庭规模也是反映一个家庭的经济社会状况的重要指标。本章从上述五个方面分析宁夏生态移民社会地位的现状及搬迁对移民社会地位变化的影响。

一 户籍身份

搬迁对移民户籍身份的改变有积极影响，使移民的户籍登记地更加多样化，这意味着户籍登记和管理工作更加复杂。表2-7显示，在户口类型方面，大多数迁移人群当前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业户口，比例为95.6%，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为4.2%。迁移人群中在搬迁之前的户籍身份属于农业户口的比例为97.1%，非农业户口的比例为2.0%。待迁人群中持有农业户口证的比例为98.3%，持有非农业户口证的比例为1.6%。这三份数据说明搬迁使得移民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农业户口身份，获得非农业户口身份，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搬迁也改变了移民的户口登记地的结构，只有15.5%的移民在搬迁后没有改变户口登记地，30.9%和53.6%的移民分别将户口迁入当时的居住地和当时居住地以外的其他地方。迁移人群当前的户口登记地主要是本乡/镇/街道（85.3%）和搬迁前原居住地（12.6%），少部分移民的户口登记地是本县/市/区的其他乡/镇/街道（0.9%）、本区/县/县级市以外（1.0%）和户口待定（0.3%）。而待迁人群户口登记地只有三类，即本乡/镇/街道（98.7%）、本县/市/区的其他乡/镇/街道（1.0%）和户口待定（0.3%），不存在本区/县/县级市以外和搬迁前原居住地等类型。

二 教育水平

迁移人群和待迁人群在受教育水平的结构分布上是大体一致的。如表2-7所示，近七成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下水平，两成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水平，不到一成的被访者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以上程度的教育。但是，从迁移人群和待迁人群在受教育水平的细微差异上可以发现，搬迁可以提高移民的受教育水平。例如，迁移人群中受过小学以下教育水平的被访者的比例为42.4%，比待迁人群（50.8%）低8.4个百分点；同时，迁移人群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水平、初中水平、高中/中专/技校水平和大专及以上水平的比例均比待迁人群高。

三 政治面貌

总体上来说，搬迁对移民政治面貌的改变没有多大影响。表2-7显示，迁移人群和待迁人群的主要政治面貌均是群众，比例分别为90.1%和90.8%。迁移人群中政治面貌为共产党员的比例为4.9%，低于待迁人群（6.0%）；但是，前者中政治面貌为民主党派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分别为0.1%和4.9%，略高于后者（分别为0.0%和3.3%）。

表2-7 迁移人群与待迁人群的户口类型、教育水平和政治面貌

续表

四 家庭规模与构成

迁移人群和待迁人群的家庭人口规模主要为4—6人，这说明多数家庭生育孩子的数量为2—4人。调查数据显示，移民有利于缩小家庭规模。迁移人群中家庭规模为4人的比例最高，占31.0%，平均家庭规模为4.99人；而待迁人群中比例最高的家庭规模是5人，平均家庭规模为5.36人。移民家庭规模的缩小，有利于减少家庭的抚养成本，让移民更易脱贫致富。而且，移民家庭规模越小，移民家庭的人均收入越高。例如，迁移人群中家庭规模为1—4人的家庭的人均收入为6998元，高于家庭规模在5人及以上的家庭的人均收入（4584元）；同样，待迁人群中家庭规模为1—4人的家庭的人均收入为4204元，高于家庭规模在5人及以上的家庭的人均收入（2444元）。

在家庭的民族构成方面，移民没有任何影响。迁移人群和待迁人群的家庭几乎都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单一民族家庭的比例均为99.5%（见表2-8）。

五 职业身份与外出务工意愿

表2-8显示：迁移人群中从未外出务工的比例为50.3%，低于待迁人群中从未外出务工的比例（63.5%）；相应的，迁移人群中当前或者曾经外出务工的比例为44.6%，在家从事非农职业的比例为5.1%，分别高于待迁人群中相应的比例（34.7%和1.8%）。在外出务工意愿方面，迁移人群比待迁人群高出10个百分点，前者中有外出务工打算的比例为41.3%，后者中有外出务工打算的比例为31.3%。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搬迁能够增强移民外出务工的意愿和增加外出务工的机会，也增加移民在家从事非农职业的机会，从而使更多的移民实现脱贫致富。

表2-8 迁移人群与待迁人群的家庭民族构成、职业身份和外出务工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