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意义、历程、对象及方法

一 选题的意义

自然生态与人类自古至今就保持着密切的关联，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演变史。如果说古代的人类囿于生产力水平和科学认识的限制，更多在自然生态中扮演着被动者角色的话，那么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被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膨胀了信心的人类则不断地扮演着自然生态的索取者、破坏者角色。中国当前正经历着由传统向现代、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这场转型其辐射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一座座工厂挺立在绿色原野，浓黑的烟雾不断地从高大烟囱冒向蓝色天宇，机器的轰鸣声惊醒了沉寂的群山。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欲望驱动下，向大自然展开了疯狂的攻势。然而，这种以损害自然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在给中国带来丰饶的物质享受的时候，也伴随着工业化和经济主义贪婪无度的掠夺，使我们的自然生态遭到惨痛的破坏。

在近两年的社会生活中，中国民众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了生态破坏所带来的诸多恶果：全国大部分地区经常处于雾霾天气的阴影之中，甚至连远在青藏高原的拉萨也不例外。头戴PM2.5专业防护口罩的人们，肺部疾病患者云集的医院，空气重度污染应急预警，这些正在逐渐成为中国民众司空见惯的现象；享有“鱼米之乡”美誉的湖南，历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呈现出鱼肥粮丰、稻浪飘香的祥和之态。然而，人们这种美好印象正在迅速地破灭，湖南大米被检出重金属镉超标的现实，提醒着民众“鱼米之乡”光环下的生态危机。不仅是湖南，国内其他多个省份出产的稻米也逐渐被查出镉超标。“镉米危机”的出现，向人们揭示了缓慢发生却又触目惊心的土壤污染危机；同样是因为环境污染，一些村庄的人们由于饮用了上游企业排出的未经处理的污水，造成一个接一个的村庄大规模的癌症病发。“癌症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长期漠视环境污染后必然出现的群体疾病现象之一，国家环保部门在2013年的官方文件中终于首度承认中国存在“癌症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在2013年2月21日公开发布《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坦陈，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局部地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内分泌干扰物质浓度高于国际水平，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同年12月30日，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中国约有5000万亩土地因严重污染无法耕种。为此，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启动重金属污染耕地修复试点，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化发展道路……这些触目惊心、真实可感的案例，一次次向人们昭示着生态环境问题正日益成为影响中国民众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当自然生态惨遭破坏，天然胜景迅速湮灭，甚至民众的生命受到威胁、社会发展存在疑问，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毫不犹豫地把自然生态问题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对自然生态的书写就绵延不绝。从徐刚的《伐木者，醒来！》《中国，另一种危机》《沉沦的国土》到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从乔万的《中国水危机》、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到刘一达的《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刘大伟、黄朝晖的《白天鹅之死》，从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到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从林宋瑜的《蓝思想》、沈河的《相遇》到李存葆的《大河遗梦》、古岳的《谁为人类忏悔：嗡嘛呢叭咪哞》，从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太阳升起以后》到张炜的《绿色的遥思》《远行之嘱》、韩少功的《山南水北》，从江天的《楚人忧天》、李松涛的《拒绝末日》到华海的《华海生态诗抄》《静福山》、张联的《傍晚》，从高行健的《野人》、杨利民的《大荒野》到过士行的《鸟人》《鱼人》、侯良学的《圆桌舞台》，当代作家对中国大陆的生态危机及其危害给予了广泛的书写和深切的关注。

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当代威胁中国民众健康和生存以及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从文学的角度切入中国自然生态问题，成为当代作家无法回避的时代使命。一方面，从文学的角度切入自然生态问题，可以生动地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联，呈现自然对于人们生活、精神的重要影响，刻画人们在面对自然时表现出的不同精神状态，促进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同时可以加深人们对于文学表现功能及其社会影响的认识。另一方面，将自然纳入文学的表现范围，可以借助文学作品反映环境问题的存在，揭示造成这些问题的社会、文化或制度根源，加深对于生态灾害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解，帮助人们分析生态危机的产生，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应该看到，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存在的一场危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外在表现。人类只有具有了坚定的精神信仰，遵循人与自然关系的规律，积极地保护自然，不竭泽而渔，不掠夺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生态危机中的精神根源。除此之外，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还具有沉淀民众记忆、昭示未来道路的历史使命。生态灾害并不等于苦难，生态灾害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一种自然和社会现象，而苦难则是人类的体验，生活的沉淀和情感的记忆。当代文学可以表现生态灾害，但文学又不宜停留在生态灾害的物质层面，而应该让它转化为一种精神体验、一种历史记忆，从而唤醒此后的人们长久地铭刻着那一段段痛苦的过往。对于当代生态作家来说，这就要求他们在面对生态灾害之际，不能仅仅将生态灾害作为一个数据、表格加以表达，也不仅仅将生态灾害作为客观的物像加以描绘，而应该深入生态灾害发生之时与之后人们所产生的恐惧、绝望、抗争的精神细节。只有这样，对于生态灾害的书写才能跳出就事论事、就人写人的表层，而以细节的真实和思想的力量将复杂的人生感受揭示出来，使之沉淀和转化为一个社会和民族的普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