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研究历程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
世界生态文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界，并在此后20年间迅速成为世界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门显学，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则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逐渐繁荣为生态文学研究提供了批评对象研究资料。1984年，高桦首次提出了“环境文学”的概念，认为“环境文学”的概念比“公害文学”更准确更全面，因为它不仅揭露生态环境问题和灾难，也肯定了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高桦认为环境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现实的介入，它将文学的本来属性、美学特征与生态平衡、环境保护紧密地联系起来。张韧在1987年1月17日的《中国环境报》中撰文《环境意识与环境文学》，厉声疾呼“建立中国的环境文学已是刻不容缓的了”[1]。他指出环境文学作为世界性潮流并不是对环境科学的简单图解，而是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内容和广泛的形式。银甲在1988年第3期的《当代文坛》上发表了《对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的深沉忧思——读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对徐刚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进行了强调，认为作家在经济建设的高潮中注意到了保护森林和人类生存环境这样一个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敏锐的发现眼光。李新宇在1989年第1期的《当代文坛》上撰文，结合具体文本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中的人类危机感与自然意识，认为《蛤蛎滩》《树王》《大林莽》等小说“让人在自然面前退让，抑制自己的贪欲而保护自然”[2]，较早地对生态文学作品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尚处于零散、自发的阶段。其中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之后已明显落后于世界文化的潮流，对于生态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认识显得滞后，思想、理论储备不足；另一方面则在于20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迫切的发展诉求，需要尽快摆脱落后局面，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对于经济发展中如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则意识不到位。
（二）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更加剧烈，融入世界的速度也明显加快。面对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世界文学对于环境问题都倾注了相当的关注，西方生态文学作品与理论著作被大量译介进中国，并在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激发强烈反响。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生态文学研究也有了较大发展。在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方面，研究者在持续关注具体生态文本的同时，也对生态文学的内涵、特点和创作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归纳。
在具体作品研究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一是研究者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解读，揭示生态环境问题的存在[3]，分析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价值；二是台湾生态文学这时引起了评论家们的瞩目。古耜1991年发表《人类：请正视大自然亮出的黄牌》一文，对姜滇的环保题材长篇小说《摄生草》进行了文本细读，认为这部小说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直面中国生存环境和生态平衡问题，在清丽婉约风格的文本叙述中涌动着巨大的痛苦和深切的忧患，小说形成了振聋发聩的艺术冲击波；陈辽1991年发表了《钟肇政的生态小说〈白翎鸶之歌〉》一文，从叙述视角、艺术特色等方面剖析了台湾作家钟肇政的小说《白翎鸶之歌》中所蕴涵的生态意蕴，研究者不仅揭露了台湾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敏锐地指出了隐含其中的由环境污染引起的人们心灵的污染；孙希娟于1999年发表了《内蕴丰富的生态文学》一文，对胡云发的生态小说《老海失踪》进行了评论。作者既从思想内涵方面揭示出现代社会文明的进程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矛盾冲突，反思了人类对大自然的肆意掠夺和不加节制的经济发展观念，又从艺术的角度分析了这篇小说的优势，即不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来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而是通过对自然和其他生命的体认，深刻地揭示了人与自然冲突的社会因素及其悲剧；同年，赵玉贵撰文《儿童文学的生态工程》，对长篇儿童小说《蛙鸣》进行了赏析，认为少儿文学表现生态环境的主题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文学的形象传播了生态环保的知识，这对开展国人的环保意识教育具有启发意义。张金梅也于1999年发表《环境文学的生态价值建构》一文，论文结合乔迈的《中国水危机》、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刘一达的《声环境——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刘大伟、黄朝晖的《白天鹅之死》、李松涛的《款步走出记忆——一首早该结束的挽唱》等作品，分析了环境文学所具有的生态价值：一是以审美的方式唤醒人们的环境责任感，二是激发了人们对于环境权利感的认识，帮助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鲁枢元教授在这一时期发表了研究生态文艺的系列论文，如《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及群落生态》《文学艺术史：生态演替的启示》《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等，对于文学与生态、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关系进行了集中的研究，其中涉及不少的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10月在海南召开了“文学与生态”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各地和美国、法国、澳大利亚、韩国的三十多位著名学者、作家就文学与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各抒己见，从而有效地扩展了生态文学及其研究的影响力。
随着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研究者们日益感到厘定生态文学概念的必要性。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评论界开始对生态文学的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以往创作进行了总结。张韧在《环境文学：绿色家园的失落与重建》中对中国当代环境文学的创作进行了分期，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为环境文学的发轫期，20世纪90年代初则为突进期。在此基础上，张韧对环境文学前后两个阶段的分期进行了界定：“发轫期的环境文学特点是，作家多是运用报告、纪实文学形式，大信息量地报道令人震惊的环境危机问题”[4]；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环境文学已由报告纪实突入到小说、诗歌、散文（包括杂文随笔）等多种艺术形式，环境文学的创作由散兵游勇而扩展为一个相当可观的队伍，卓有建树的一大批老中青作家投身于环境文学，纵横驰骋，产生不少引人注目的佳作”[5]。
此外，张韧还对中国环境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在《关于中国环境的文学反思》一文中，作者认为环境文学中存在着四方面的问题：第一，环境文学创建之后还未能充分阐明自身深刻的性质和博大功能，其作为思维变革领域中的一场深刻革命性质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第二，环境文学陷入到了缺少文化依托的批判误区之中；第三，作品只重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揭露，而忽略了对人的主体的开掘；第四，环境文学创作中尚未突破一些禁忌和误区，使得作品的艺术样式与技巧方式存在着单一性戒律。[6]何向阳则主张用生态小说来代替环境小说，原因在于“生态小说又是大于环境小说的，其中的大悲悯使其轻易祛除了结构、故事甚至美文式的辞藻，只有与心理的严整与精神的内守相一致的对生命本体的尊崇和人面对宇宙生命万物的质朴与谦逊”[7]。在此基础上，何向阳从严格意义上的生态学角度挖掘出了张承志、张炜以及史铁生等作家作品中的丰富生态涵义。
不难看出，较之20世纪80年代生态文学研究的零散与浅显，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生态文学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深度还是批评范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经济建设的加快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态危机，促使研究者们对于生态问题倾注了更多的关注；而思想文化领域的日益宽松和西方生态文学作品、理论著作的引介，又促使了中国学者对于环境问题的深入思考。在这种形势下，生态文学研究的不断兴起便成为一个重要而必然的文化现象。生态问题的长期存在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趋势，使得生态文学研究得到新的发展。
（三）新世纪以来的研究
2000年以来，频仍的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给国人敲响了生态警钟，洪水的肆虐、旱情的残酷、水污染的普遍、雾霾的汹涌、有毒食品的泛滥以及“非典”“甲型H1N1流感”的蔓延、“癌症村”的陆续出现，都促使人们对生态环境倾注了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力，生态文学与研究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新世纪之后，生态文学研究不再停留在对作品描述的自然环境的污染、人对自然的破坏内容进行简单批判的浅层，而是深入到人类文化深层，通过探询生态危机与人类中心主义、科技工具理性、消费欲望之间的关系，宏观审视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使得生态文学研究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新世纪之后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成果斐然，其表现为生态文学研究专著的大量出现、期刊研究论文的激增和高校博硕士论文中当代生态文学选题的增多。
第一，在生态文学研究著作方面：曾永成于2000年出版了《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生态论文艺美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全书分为六章，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生态问题，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文艺生态思维的观念和范畴，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功能，文艺活动与自然生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文艺生态的关系问题。作者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生态问题进行整合，并结合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的实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该著作中作者反复强调，人类应该努力探知生态与世界整体之关联，合理认识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和自身内部世界及两者的关系，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一书出版，并与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一道成为研究生态文艺问题的重要著作。该著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赓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在鲁枢元先生看来，生态危机不仅是自然界的问题，也是人类精神领域的症结。因此，《生态文艺学》试图从精神与生态、科技与人文的关系着手，通过对现代性的反思、对人类中心主义文化的检讨以及对人类价值的重估，力图为文学艺术研究开拓出新的空间。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直接研究当代生态文学，但却对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们既以当代生态文学为例分析了文艺的生态意识问题，又为此后的生态文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批评视域，此后的当代生态文学研究或多或少受惠于此。王立、沈传河、岳庆云的《生态美学视野中的中外文学作品》（人民出版社，2007）是一部以作品分析为核心的著作，作者依据生态美学作为思想武器解读古今中外的生态文学作品，并选择了17部（篇）作品进行文本细读，挖掘出其中蕴含的生态思想。作者分析了从《周易》《庄子》到《边城》《怀念狼》《狼图腾》以及《白鲸》《老人与海》《瓦尔登湖》等古今中外的作品，力图从中发现和展现生态美，激发人们对于生态美的心理诉求，以服务于当今的生态文化建构。汪树东的《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一书结合具体作品梳理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既注重历时性描述，也注重审美分析，较为系统地归纳了当代生态文学的基本表现和特征。该书分为上下两篇，分别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的宏观考察和微观透视两个方面考察了生态意识对于当代文学主题、题材、形象、内容等诸方面的影响。孙燕华的《当代生态问题的文学思考——台湾自然写作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以台湾自然写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全面展现当代台湾自然写作的丰富面貌，并分析其价值、意义和局限。该书对台湾自然写作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缘由、思想资源、价值内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以刘克襄、徐仁修、廖鸿基、王家祥、吴明益为个案进行了论证。这部专著虽以台湾生态文学为研究核心，但附录部分中仍然收录了“当代大陆生态文学创作与研究简况”，作为与台湾自然写作的参照对应。
第二，在博硕士学位论文方面，越来越多的研究生对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韦清琦的博士学位论文《走向一种绿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的生态学研究》（北京语言大学，2004）从生态学与文学的关系着手，运用生态批评对当代中国文学界一些尚未受到重视的作品进行阐释，挖掘其隐藏着的生态学价值。作者首先归纳了新时期生态文学的分期与发展、作家创作的精神资源。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素食主义以及科学的功与过三个重要问题的讨论，探讨了生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接着，作者通过人文仿生学写作、生态女性主义写作和“非典”写作几个典型现象为中心进行阐述，并结合徐刚、张炜和苇岸等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发掘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生态学内涵及其价值。
吴笛的博士学位论文《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浙江大学，2004）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审视了中西诗歌中的自然意象。论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对中西诗歌中自然意象的哲学意义以及生态学意义进行了思考，历时性地发掘出自然意象的哲学渊源和精神资源；第二章则通过对哈代、戴望舒等中西代表性自然诗人作品中的自然意象及其体现出的生命意识、生态意义进行分析，力图发掘其中蕴含的神秘的力与美；第三章分析了中西自然诗篇的艺术成就，从雪莱、歌德等代表性诗人的创作实践出发，探究了中西诗歌中自然意象所起到的审美功能和艺术技巧的独特贡献；最后一章侧重于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对中西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及其意象理论进行比较，探究不同民族的审美个性、文化传统、个性内涵等方面的差异，并结合惠特曼及西方意象主义诗歌所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所发生的作用。
王静的博士学位论文《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06）集中研究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文学创作，力图通过对民族作家生态写作的研究来理解民族文学作品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演进。作者综合了人类学、生态学、民间文学、美学、心理学及当代科学进行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研究，以民族作家作品为依据，结合民族地区的田野考察和对作家的采访，并参考国外生态批评理论，对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进行整体剖析。该论文较为系统地挖掘了民间文学的生态背景、民间文学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智慧，少数民族作家生态观形成的主要因素，以及民间文学对当代作家生态写作的引导意义。论文主体部分考察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生态思想和少数民族生态文学艺术方面的表现。
王军宁的博士学位论文《生态视野中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浙江大学，2007）以生态批评为理论武器，结合文本分析了新时期文学中自然观和生态意识的演变。论文简述了新时期文学所处的生态危机严重的社会背景、人文背景以及文学环境，分别从西方、传统两个向度分析了生态思想的存在及其对新时期文学的影响。论文借鉴西方学者对经典的修正重构策略，重新阐释了新时期以来一些引起普遍关注的非生态作品，并对其非生态的思想和价值取向进行评价；同时论文对新时期文学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揭示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作者还力图挖掘新时期以来自然写作的传统，对生态批评视野中具有一定自然情怀的非生态文学作品和生态文学作品进行了文本细读及重新思考，综合运用各类批评方法，试图揭示自然、文化以及性别之间密切而复杂的关系，从而建构一种生态危机时代的绿色经典。
吴景明的博士学位论文《走向和谐：人与自然的双重变奏——中国生态文学发展论纲》（东北师范大学，2007）以西方生态批评为理论基础，以生态视角全方位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其中蕴涵的生态文学意识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论文的上篇分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潜流，即现代文学中的自然与人的书写。作者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救亡”和“翻身”主流文学之外，在部分作家作品中还有一条潜在的线索，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作者以此审视现代文学，发掘出“自然”之于作家所具有的独立价值，并认为现代作家对于自然文化的思考为当代生态文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中篇则分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多元生态景观。作者对当代生态文学进行了分期并指出了相应的阶段特点，认为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是先声期，进行生态批判和展示生态危机是生态文学的发轫期，而反思生态危机并找寻问题根源则是其发展期，对于建构共存共荣的生态境界的追求是生态文学探索期的特点。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阶段、特征及代表作家作品，并结合经典生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进行了文本分析。下篇则指出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现状及不足。
孙悦的博士学位论文《动物小说——人类的绿色凝思》（上海师范大学，2008）系统考察了属于儿童文学领域内的动物小说，探讨了动物小说的主旨内涵与艺术品质，阐释了动物小说与当代生态文学之间的关系。作者首先对动物小说的概念和起源进行了界定和梳理，探讨了其与人类精神发展的渊源关系。在此基础上，论文结合动物小说与生态文学的关系，认为动物小说是生态文学的先行者和生态美学的践行者。作者详细地分析了动物小说中的绿色生态意蕴，从动物小说表现出的生存美、生命美和情意美这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了动物小说追索生命根本价值、探询生命发展与和谐的生态精神，揭示其中包含着的丰富而庞杂的生态哲理。在论文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分别从“世界经典动物小说中的葱茏绿意”和“世界绿色生态文学大视野里中国姿态的动物小说”两个方面分析了国外和国内的动物小说。
张晓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兰州大学，2008）对生态文学的概念、范围、研究方法进行了概括，对中国当代生态文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审视。论文从宏观上概述了当代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指出了对于作家创作具有影响的古今中外的生态精神资源。在此条件下，作者对于中国生态文学的分期及发展概况、主要类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结合具体作品对生态报告文学、生态散文、生态诗歌和生态小说进行了文本细读，并选择了马丽华、姜戎进行个案分析。
王明丽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现代文学生态主义叙事中的女性形象》（兰州大学，2008）以生态女性主义为理论支撑，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生态主义叙事与女性形象，力图以此实现启蒙主义与新启蒙主义语境中的民族叙事和女性主体性的现代性建构，在文学文本和社会、自然本文构架的有机互动中建立女性形象系谱。作者认为生态意识是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女性意识天然地具有生态主义叙事的生态伦理趋向。作者将生态主义叙事作为一种文学分析的策略，指出女性形象的生态主义叙事政治性、寓言化、理想性、对话性的关怀伦理取向。
张鹏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地伦理的诗意呈现——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文学研究》（上海大学，2009）聚焦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生态文学，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体系为理论武器进行观照。该论文首先宏观透视文本内外的中国生态现状，对作家的生态思想资源进行追溯，厘清西方、中国本土和新时期以来三个层面的生态伦理思想根源。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生态文学中“人”的位置进行重新定位，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狭隘，主张以“诗意的栖居”作为人类生存的目标，指出了人定胜天思想的局限。在宏观论述之后，通过对《怀念狼》《玉米大地》《屠杀的血泊》等作品的解读，探求文学创作中人与动物、植物的关系，呼唤生态文学的到来。
韩玉洁的博士学位论文《作家生态位与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苏州大学，2009）试图以生态批评的方法对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进行综合考察。作者从“作家生态位”角度出发，以中国20世纪“乡土小说”的生态意识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乡土小说”复调的生态意识。通过对“乡土小说生态意识”的反思，论文指出了“天人合一”理论与西方当代生态理论各自对生态理论重建的重要意义和局限。
此外，还有宋俊宏的博士学位论文《近三十年中国生态文学研究》（兰州大学，2012）、马治军的博士学位论文《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苏州大学，2012）等。
除了这些博士学位论文之外，以当代生态文学作为选题的硕士论文则为数更多，如张丽军的《生态文学：存在困境的艺术显现，精神革命的审美预演》（东北师范大学，2003），陈文亮的《生态美学视域中的20世纪乡土小说》（山东师范大学，2004），刘倩的《生态文化视野中的生态报告文学》（湖南师范大学，2007），宁冲的《徐治平散文的生态美学蕴藉研究》（广西民族大学，2009），完玛才让的《论藏族生态文学的功能及责任》（西北民族大学，2009），程洁的《永恒的二元对立—大命vs小命——生态解读〈狼图腾〉》（内蒙古大学，2009），钟华的《论中国生态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重庆师范大学，2009），曾莹的《徐刚与生态报告文学》（湖南大学，2009），袁飞的《生态视野中的动物叙事——生态文学发展脉络与〈狼图腾〉生态意识解读》（吉林大学，2009），张艳的《生态视野下的新时期蒙古族作家小说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师海英的《乌热尔图文学创作的生态思想探析》（东北师范大学，2009），苗翠萍的《中国生态文学经典化问题研究》（山东理工大学，2012），胡艳秋的《当前中国生态诗歌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3），等等。这些硕士论文立意各有不同，但都对当代生态文学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论析，丰富了当代生态文学研究。
第三，在期刊论文方面，新世纪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生态文学的整体研究、生态作家研究和具体的生态作品解读。
首先，在这几类文献中，生态文学的整体研究近年来逐渐增多。温阜敏、饶坚的《中国生态文学概说》［《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分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概念、内涵、创作现状及其特征，认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是生态文学的开创期，主要以纪实为主要形式来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这是生态文学的初步繁荣时期。张皓的《中国生态文学：寻找人与自然的和弦》［《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分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与边缘化原因，指出生态文学的兴起使读者感受到了生态关爱的根本需求，认为生态关爱与人文关怀需要切实融合，而其中的关键是寻找到人与自然互动的和弦。杨剑龙、周旭峰的《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一文指出，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和中国生态危机的双重影响下，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轫，逐渐兴盛至生态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等领域，对于揭露生态危机呼吁生态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该文认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大多缺乏对于生态问题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态文学批评未能得到文学批评界足够的重视。吴秀明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认为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对于生态文学中的“生态整体主义”认识不清，没有能够正确把握这一文学类型的根本属性；二是生态文学创作中的艺术取向问题。由于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涉及了跨学科的问题，而有些其他学科的知识并不适合于文学精神，因此存在着一个如何取舍和转化的问题。唐克龙的《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意识的兴起》［《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就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逻辑发展线索，中国当代思想也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伦理观，但当代生态文学创作继承了鲁迅、巴金的现代传统，并感应于现实生态危机的严峻，出现了视动物为伦理主体的自觉的生命意识，并经历了曲折复杂的演变过程。雷鸣的《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几个问题的省思》（《文艺评论》2007年第6期）对当代生态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反思，认为其中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题材单质趋同化问题；第二是信息海量化造成了生态的文学魅性表达不足；第三是作品过于集中表达对生态危机的焦灼反思，而缺乏深层的生态思想启蒙意识。李江梅的《论文学中的“精神原乡”对当代生态文学圈建设的意义》（《当代文坛》2009年第5期）认为当代文学中的“精神原乡”是对现代性反抗的审美化显现，这种反抗力图挣脱工业文明的束缚而融入“精神野地”，另一方面则是对抗强势文化的同化而追求文化的多样性并存的生态平衡。因此，从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来考察文学中的自然、童年回忆、民歌民俗等“精神原乡”意象，便可发现当代生态文学中的自然神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意味和实际价值。汪树东的《重塑中国文学的绿色之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一文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进行了梳理和归纳，认为这是对生态文明的呼应和对大自然复魅的祈愿。作者结合于坚、张炜、郭雪波、李存葆、叶广芩、韩少功等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绿色之维已经复活。
其次，在生态作家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了许多的成果。韦清琦的《生态意识的文学表述：苇岸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对散文作家苇岸进行了集中分析，认为其生态散文创作立足于宽厚博爱的自然胸怀，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批判现代化进程中的弊病，因而具有深厚的生态哲学思想。作者认为苇岸的创作是艺术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楷模，在生态批评的视角下应跨入经典的行列。汪树东的《守望大地：生态意识与徐刚的生态文学》［《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系统地分析了徐刚的生态报告文学创作，指出了其创作具有的恢宏壮阔的生态视野、对人与大自然生态关联的洞幽烛微，并建立了可贵的生态史观，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和国人树立生态意识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彭文忠的《论韩少功〈山南水北〉的生态意识》（《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对韩少功的散文集《山南水北》进行了解读，认为韩少功早期创作中不自觉状态下的对人和自然的生态关爱在这部作品中已汇聚成对人类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同时作为自然存在物的“山南水北”也成了韩少功反思城市文明的参照物。张昭兵、申欣欣的《融入野地：还自然之魅——论张炜小说自然叙事的诗性追求》（《东方论坛》2008年第6期）分析了张炜以大地和自然作为叙事对象的小说，指出其中所蕴含着的意欲复活自然、重建人与自然的诗性关系的追求，张炜希望在自然性和人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作者认为张炜“融入野地”的写作是对现代性直线发展思维的一种反拨和对机械人本主义的纠偏，其内在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天人合一、儒家中庸之道有着密切的关联。
这一阶段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研究颇为引人注目。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都麦，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以及哈尼族作家朗确等都成为评论家关注的对象。王云介重点分析了乌热尔图作品《森林里的歌声》《老人和鹿》中所包含的生态思想，并指出乌热尔图与其他许多人对自然的不同之处在于许多人对生态保护的认识有一个过程，而乌热尔图是与生俱来的[8]；王静则从自然与人的生态冲突看待乌热尔图的小说创作，认为其作品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了多种层次，宗教因素的介入、民族情绪的表达，使他笔下的自然与人和谐与冲突并存[9]。郭雪波书写沙漠生态的小说创作久远，一直到近来才出现专门的研究论文。李玫解读了郭雪波的众多作品，揭示出其在文学的叙事中为自然和人类日益荒芜的内心探询出敬畏与回归自然等救赎之道[10]。马明奎分析了蒙古族作家满都麦小说重建传统的理路，凸显其生态美学意义，即对于传统生活方式中诗意境界的追怀、对于现代人忘却自然和生命的价值趋向的批判，回归田园牧歌，张扬诗性生命[11]；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专门对少数民族生态小说作整体考察的论文。李晓锋通过对当代蒙古草原文化小说的发掘，勾勒出20世纪50～90年代蒙古族当代草原小说所经历的思想文化启蒙—反思传统文化—关注草原生态的演变轨迹，传达出对草原生态的思考和人文关怀[12]；王静对中国当代少数民族生态写作的现状和表达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剖析，认为少数民族作家具有来自边缘的活力，能够融合多民族的异质文化因素，把民族精神当作创作的基石，在人与自然的对话中寻找曾经失落的传统和道德，是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生态写作[13]。梁爱民的《人与自然——迟子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分析》（《学术探索》2003年第9期）从迟子建小说的深层叙事结构分析入手，认为迟子建小说在对故土叙事的叙述中融入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在那里自然是与人和谐而富有诗意的家园，并与人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汪树东的《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从“看护大地”的角度分析了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的关系，认为他的小说中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直接深入到科尔沁沙地生态危机的根本；而对野生动物的野性世界的探寻又使他得以重新反思人性，在对生态人格的塑造中传达着弘扬生态意识的紧迫性；孔刘辉、何丽的《叶广芩近期创作的生态意识》（《宜宾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梳理了叶广苓生态小说创作的历史，并将其中表现出的生态伦理意识进行了概括，即冷漠—人类对自然的传统伦理态度、对立—人与自然的“双输”和觉醒—期待建立合理的生态共荣圈；刘文良的《微型小说的绿色通道》（《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6期）则概括了生态微型小说的生态内涵及其作为绿色文学轻骑兵的优势所在。
最后，生态文学具体作品的评析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新世纪以来同样如此，甚至还出现了针对部分作品的研究热潮[14]。新世纪伊始，贾平凹《怀念狼》引来研究者的重点关注，人们纷纷通过对小说主旨、艺术手法、生态意识的探讨来揭示其所蕴含的生态思想。费秉勋、叶辉认为《怀念狼》通过人狼关系的意象表现，是对人类役使自然、对抗自然的罪愆发出的警示[15]；罗关德通过对《怀念狼》神秘数像的分析，认为小说通过对人物形而下的神秘事象与对形而上时代情绪的结合，显示出了意象的多义性和多层次性[16]；彭岚嘉在雪漠的《猎原》中发现了人与狼共舞的困惑，早期乡土风景中升华出来的乡村情感已经为一种浓烈的忧患意识所替代：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存日益成为无望的挣扎，认为人类的生存应当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失去良好的生存环境，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17]。随着《狼图腾》的热销，小说研究也出现了不少相应的研究论文。赵薇通过对小说人物形象群的分析，发掘出其中包含的朴素生态信仰和草原式生态理性[18]；周玉琳认为它是一本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小说，蕴含了生态整体主义、敬重生命等丰富的生态思想，并起到了传播生态思想的社会作用[19]。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在30多年时间内取得了诸多成果。由于世界性生态危机的到来和中国民众生态意识的觉醒，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及研究适应了这一时代趋势，因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今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显学。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些研究者借用西方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中国文学，较为机械地套用生态批评的术语，造成当前生态文学研究成果数量虽多，但观点趋同、因袭前人的现象较为突出；既有的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大多呈单一的国别研究局面，缺乏对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语境下生态文学创作的比较把握。虽然偶有涉及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比较研究[20]，但这类研究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囿于篇幅无法进行详细阐释，一些分析难以深入到文化背景的内核；更严重的是，当前的一些生态文学研究注重的是作品生态思想和作品主题的发掘，而对生态文学作为文学的审美属性注意不够，使得不少生态文学研究成为观念的演绎和论证，作品的审美属性在研究中付之阙如。由此而形成的研究惯性，造成了人们对于生态文学艺术价值的怀疑，认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只是对于现实生态危机的简单反映，匮乏思想和艺术性俱佳的经典作品。近些年来，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从事生态文学创作，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也使得研究者理应对不断涌现出的当代生态文学作品及其现象进行新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