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

区域经济增长简单来说就是区域报酬递增的过程，用MAR外部性理论来解释，在有些时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总体来说，MAR外部性是经济增长中收益递增的源泉。但是，如果技术限制于某个区域范围内的生产者群中，那么这些生产者将通过技术租的形式定价，从而获取垄断创新的所有收益。为了获得这些技术或知识，地理上邻近非常必要。同时该区域工资和利润将上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将租金长期“锁定”在某些特定的“幸运者”手中，那么并不会带来经济水平整体的收益递增。此时世界将会是何种情景？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交替过程，繁荣区有可能成为萧条区（塌陷区），而落后地区有可能成为发达地区。正的循环累计效应的发挥依赖于两个基石：集聚经济及成功的持续学习或领导地位效应的再生^[50]。

自19世纪初兴起的区域经济学，先后形成了四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即杜能的 “农业区位论”、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和廖什的“市场区位论”。这些理论已为我国研究区域经济问题的专家与学者所熟知，在此无须赘述。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宗旨就是探究最低成本区位的“合理布局”空间集聚效果与规模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各阶段空间结构演变的特点问题，居民点体系的空间分布和以城市为中心的土地利用空间结构问题，社会分工的空间差异和随之带来的运输效果问题等，主要还是关注于区域生产率的提高与区域产出增长的关系。

城市经济学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能够产生外部性——聚集效应。人们认为，大城市集中的区域表现出更大的技术进步。因此，除了由于资本存量的异质性而产生的差异，区域差异的另外一个根源在于城市集中的程度。

聚集经济意味着，同样的资本设备和劳动，如果使用在更大的城市环境的企业中，将会比使用在较小的城市环境的企业中生产更多的产品。因此，可以说环境对较高的生产率作出了“贡献”。聚集经济起着多重作用：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率，由于它们意味着更高的利润所以能吸引工业和资本，影响区域间的人口流动^[51]。集聚经济可分为两类：地方化集聚和城市化集聚。地方化集聚是指由于集聚后的企业彼此之间距离较近，使得行业中某个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行业总量的提高而降低；城市化集聚则指单个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城市地区总量的上升而下降。城市化集聚有别于地方化集聚的主要方面是，城市化集聚有赖于整个城市集聚的规模，而不是某一行业的规模和集聚。假使其他情况保持不变，那么大城市区域被认为比小城市应该具有更高的创新率，能更快地应用创新成果，拥有更高比例的熟练工人，但是技术变革并非内生的。

一 增长极理论

佩鲁（F.Perroux）所提出的“增长极”概念是早期极化思想的开端。他提出了一个无时间变量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因是技术进步或创新，而创新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企业，即推进型企业就是创新企业，增长极是创新的发源地，也是创新的扩散源。由主导产业中的创新企业在某些大城市进行集聚而形成的产业之间的密切协作关系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些企业通常位于城市中心，具有生产、贸易、金融、信息、运输、服务和决策等多种功能，就像一个“磁极”，能够对周围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吸引作用，同时也能将自己的生产要素扩散到周围地区，从而促进自身的经济增长，又推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佩鲁将这样的“磁极”称为“增长极”。增长极聚集的企业大多具有创新作用，由此会形成一定的空间势力范围，并对周围地区产生支配作用，或者不断地利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迫使其发生相应变化^[52]。而J.弗里德曼则认为，增长极这一概念在区域规划中逐渐被增长中心（Growth Center）取代。罗德文（Rodwin）将这一思想具体运用到区域规划中。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工业的增长可以通过逐步向落后地区扩散来进行，即对少数几个具有经济发展潜能的小区域选择一些点，布局服务设施，进而进行生产投资，随着这一过程的不断进行，增长可以从大城市区域向不发达区域逐步过渡^[53]。在把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发展极时，多数学者所强调的是大城市及其体系在区域发展中所起的“创新”及其传播作用^[54]。

J.弗里德曼著名的核心—边缘模型认为：农村地区的前途和相邻的城市增长区息息相关^[55]。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多核心高增长的城市核心区和低增长的大都市间的边缘地带共同组成的不平衡空间发展，将是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的经济景观。之后他发表了《极化发展通论》（A General Theory of Polarized Development ），认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过程发源于数量较少的“变化中心”，这种变化中心的区位常常是在一定量范围内潜在的相互作用力最大的那个点上。创新就从这些中心向周围潜在的相互作用力较小的地区扩散。边缘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由核心区的体制所决定。通过创新从核心区向边缘区的扩散，核心区的增长会促进整个有关地域空间系统的发展^[56]。弗雷德曼的核心—边缘模型将社会和政治变量引入模型，并从空间联系角度解释不平等现象，这在区域研究中具有较高的理论解释和实践指导价值。与核心—边缘范式相类似，贝利（Berry）于1976年提出了心脏—腹式范式（Heart-hinterland Paradigm），也试图阐明经济心脏地区与其腹地的关系^[57]。

二 梯度理论

梯度理论起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工业生命循环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在梯度的层次是由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创新能力决定的，而不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扩展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较低梯度国家与地区的发展，回程效应则遏制着低梯度地区的发展，极化效应促使城市带的发展梯度上升^[58]。张超、沈建法认为，经济梯度的形成可以从产业部门兴衰、经济结构和空间运动方面解释。产业结构的地区差异是引起经济梯度和技术梯度的重要原因，是经济过程的空间表现形式。经济发展史、自然梯度、人口梯度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经济梯度和技术梯度的形成和变化^[59]。

三 都市圈理论

都市圈一般由中心城市、空间流、通道和经济腹地等结构要素组成。随着交通技术的进步，这一圈层的范围不断扩大。该理论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其基础为距离衰减规律。都市圈的地理含义是，在现代交通技术条件下，直径在200～300公里，面积在4万～6万平方公里、人们可以在一天内乘汽车进行面对面交流的特定经济区域^[60]。日本非常重视都市圈的发展，已形成了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大阪都市圈。在这些圈内的各个城市之间分工与合作非常密切，但圈与圈之间的联系却较为松散。

城市是工业的载体，现代工业都是依托城市而展开的。到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繁荣的出现，在西北太平洋沿岸的五大湖区，形成了连绵不断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共同集中或依赖于制造业生产活动，并在生产职能上高度分工，形成了巨大的制造业产业带，构成了美国延续到今天的区域结构框架。

美国虽然有许多大城市群，但其特点是大城市群中的大城市并不多。1988年，全美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在全部城市人口比重中只占28.8%。其中，5万以下人口的城市有693个，人口占45.5%；100万～2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只有4个，人口只占3.6%；2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只有3个，人口只占9%。

与美国相比，日本城市的特点是大城市所占比重要高得多。1985年，日本有城市人口9321万人，只相当于美国的53%，却有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11个，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4个，比美国多1个。其中最大的城市东京有840万人，比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还多出100多万人。1985年，日本有1/4以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美国则只有1/8。而日本有近40%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40万以上的城市，美国只有23%。其人口和经济高度集中于三大平原地带，在工业化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东京、名古屋和阪神三大都市圈。1985年，三大都市圈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31.7%，却集中了全国63.3%的人口和68.5%的国民生产总值。

四 城市空间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1.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

知识经济，也可以叫“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的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产要素、生产企业和生产产品的知识化，产业结构的知识化、高新化、软性化和国际化，其突出表现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城市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的空间表现形式。可以说，城市空间结构既是一种空间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始终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城市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城市空间结构将呈现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循环周期运动，但每一个周期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呈螺旋式上升和提高的过程^[61]。

对于城市来说，聚集效应是因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空间集中而形成的聚集经济与聚集不经济的综合作用的结果，究其本质是吸引和排斥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聚集经济作为城市空间聚集的吸引力和推动力，促使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聚集不经济则作为城市空间聚集的排斥力与约束力，制约各种要素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将这两种力量进行对比，如果吸引力大于排斥力，则表明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空间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的增加或费用的减少；反之，则表明经济社会活动在城市空间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果的减少或费用的增加^[62]。

克里斯塔勒认为，在开放、便于通行的地区，市场经济原则可能是主要的；在山间盆地地区，客观上与外界隔绝，行政管理更为重要；在年轻的国家与新开发的地区，交通线对移民来具有“先锋性”，交通原则占优势。

2.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经济机理

（1）利益共享机制。城市既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城市集中供应的基础设施、教育科研设施和公共服务等，不仅比分散投资成本更低廉且利用效率更高。对于城市中的企业，因城市已有的基础设施，使其获得较低投入和较高回报的利益；对于城市中的居民，因城市已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以较低的投入，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和更舒适的环境。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生产、生活成本，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2）规模经济利益。规模经济是城市产生聚集经济的主要源泉，它既包括生产力规模经济，也包括消费规模经济。生产力规模主要表现为单位产品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消费规模经济则表现为单位消费品的平均支出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产生规模经济最重要的原因是投入的不可分性，不可分的投入是导致各种规模经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这种不可分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娱乐设施、信息交流、公共服务等。

实现规模经济是有条件的，规模经济的产生与生产函数的技术状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生产活动都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假设投入向量为x，产出向量为f（x），如果f（λ·x）＞λf（x），则存在规模经济，若f（λ·x）=λf（x），在规模收益不变时，若f（λ·x）＜λf（x），则存在规模收益递减，即规模不经济现象。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保证规模收益的技术约束为：生产函数必须是严格凸函数；如果是齐次函数，则齐次指数必须大于1。否则，生产函数则具有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的性质。因此，规模经济的产生也是有限制的，它仅存在于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具有规模经济的同一企业，若生产规模过分扩大，改变了生产函数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就有可能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城市的过度集中与膨胀所导致的经济萎缩，本质上说是城市规模的过分扩大，使得城市总生产函数具有规模不经济性质的结果^[63]。

（3）“劳动力池”效应，也就是新经济地理学中所说的“Labour Pool”。人口的空间集中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依托城市劳动力市场，供（居民）求（企业）双方均获得了聚集经济利益。首先，人口聚集为厂商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城市“熟练工人库”的存在，更为厂商提供了众多便利。这种“熟练工人库可使那些准备开业或扩充业务的厂商，便于招纳他们所需的熟练工人，或者说，便于填补任何空缺”^[64]。其次，由于熟练工人库的存在，工人相互竞争使得工资费用可能降低，并且为厂商节省了培训费用。最后，人口在城市空间的聚集布局使居民的就业信息搜寻费用和求职、工作的交通费用以及时间成本大大降低，从而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

（4）信息经济利益。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活动在城市空间集聚，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交换和技术扩散的成本。它一方面改善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使制造商能及时调整生产决策，减少库存，提高适应市场的能力。居民也因此提高了择业和消费决策效率。另一方面，信息交流和技术扩散，不仅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也有助于新的技术和发明的产生，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技术手段。这种信息经济利益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之一。

（5）多样性经济利益。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经济活动的多样性，或称为“异质性”。在城市，多种多样的居民、厂商及社会组织聚集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外部经济利益。各种思想、观念、知识、风俗等方面的交流和传播，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环境，而且为新知识、新思想、新发明的涌现提供了源泉。众多居民和厂商的聚集，则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与供给。消费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多样性毫无疑问为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由多样性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现实情况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可供选择的消费品种类越多，每一位消费者的真实收入就越高。同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可用于生产的投入品种类越多，则该城市厂商的生产率越高^[65]。

综上所述，聚集经济的形成来源于基础设施的共享、分工利益、规模经济、外部性经济、劳动力池效应、市场效率的提高等方面，不仅涉及行为主体内部的活动，而且涉及其相互作用的效果；不仅来源于市场机制运行环境的变化，而且来源于市场机制本身的完善与发展。不过对于知识经济社会而言，基础设施共享和交通运输成本节约不再是聚集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创新和信息共享^[66]。

3.从区域层面看，大都市连绵带成为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

大都市连绵带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由相当数量的规模等级不同、格局各异而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城市构成的网络体系或集合体。大都市连绵带既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步入高级阶段的空间集聚形式，也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都市连绵带是一个国家产业、资本、技术和人口等社会经济要素的集中分布区，其优势是可以在一个大的区域范围内，对带内的各个城市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建设，避免大城市的人口和工业等活动过于集中，既可避免或减少大城市过于膨胀的弊病，又可较好地促进大区域各个方面的发展，因而大都市连绵带的发展在推动整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目前世界主要的大都市连绵带有：美国大西洋沿岸波士顿-华盛顿大都市连绵带（简称“波士华城市带”）、中部五大湖地区连绵带、太平洋沿岸圣地亚哥-旧金山大都市连绵带，英国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大城市集聚区，德国莱茵-鲁尔城市集聚区，荷兰兰斯塔德城市群以及日本的以东京、名古屋、大阪三大城市圈为核心的东海岛大都市连绵带。其中尤以美国波士华、德国莱茵-鲁尔、荷兰兰斯塔德和日本东海岛大都市连绵带最为著名^[67]。

在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为代表的大都市连绵带正在建设之中。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目前被列入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带的16座工业城市为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浙江的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和台州。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人口占全国的5.8%，2007年创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8.9%，贡献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5.5%和全国出口总额的37%^[68]。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长三角区域已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范，被认为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之一。早在2002年11月上海就提出，要在21世纪联手江浙15个城市，在区域交通体系、生态环境和市场服务体系等多个方面开展深入合作，打造世界级大都市连绵带，成为继美国波士华、德国莱茵-鲁尔、荷兰兰斯塔德、日本东海岛和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大都市连绵带之后的世界第六大都市连绵带^[69]。

珠江三角洲是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区域，也是中国区域经济中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这里毗邻港澳，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肇庆7个地级市，土地面积为4.15万平方公里，人口为2365万人。2007年珠江三角洲实现国内总产值、地方财政收入和外贸出口分别占全国总量的9.88%、7.79%和16.72%^[70]。

2003年6月，随着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CEPA）的签订，珠江三角洲大都市连绵带便扩大到香港和澳门。

2003年8月，广东提出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得到其余省份的积极支持。仅仅2个月后，就签订了《泛珠三角区域框架合作协议》。泛珠三角经济区是相互联系比较紧密的经济地区。根据现行区划，它涉及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海南9个省区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简称“9+2”）。这个区域总人口达4.5亿人，占全国的1/3；区域面积接近20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约20%；9省区国内生产总值为3.4474万亿元，占全国的1/3，发展潜力非常巨大^[71]。

京津冀大都市连绵带以北京、天津“双核”为主轴，以唐山、保定为两翼，包括了北京、天津及河北的唐山、保定、廊坊等2个直辖市、3个地级市和5个县级市，面积近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为4500多万人^[72]。吴良镛先生组织的“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课题组提出，要从世界城市高度，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以整体的观念，综合研究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区域功能和空间布局、协调与合作机制的问题，主张通过将北京设为世界城市，带动整个大北京地区的繁荣和健康发展^[73]。

总之，城市是经济活动发展的产物，是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因此，要促进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首先必须研究好作为区域核心的城市。而城市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工业化、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水平和产业结构、产业政策等。其中，地理环境决定工业化的终极形式——城市化形态，政府政策决定城市化的路径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则决定了一定空间的形式和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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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06～40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4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2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1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3～30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6～33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01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17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9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33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第23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79页。

[18] Romer，P.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990，pp.71-102.

[19] Grossman，G.M.，Helpman，E.，“Trade，Knowledge Spillovers，and Growth”，Europe Economic Review ，（3）1991，pp.517-526；Romer，P.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990，pp.71-102；Romer，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986，pp.1002-1037；Lucas，R.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988，pp.3-42.

[20] Barro，R.J.，Sala-i-Martin，X.，Economics Growth ，Boston：McGraw-Hill，1995.

[21] Romer，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1986，pp.1002-1037；Romer，P.M.，“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1990，pp.71-102；Grossman，G.M.，Helpman，E.，“Trade，Knowledge Spillovers，and Growth”，Europe Economic Review ，（3）1991，pp.517-526.

[22] 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1）1991，pp.483-499；Fujita，M.，Krugman P.，Vernables，A.，“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and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MIT Press，1999.

[23] Krugman，P.，“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1993，pp.129-144.

[24] Waltz，U.，“Transport Costs，Intermediate Goods and Localized Growth”，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6）1996，pp.671-695.

[25] Fujita，M.，Thisse，J.F.，“Global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Supply Chain：Who Gains and Who Loses？”，KIER Working Paper，2003，p.571；Baldwin，R.E.Martin，P.，“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in Henderson，V.and Thisse，J.F.（eds.），Handbook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Cities and Geography ，Amstdam：Elsiver Press，2003；Martin，P.，Ottaviano，G.I.P.，“Growing Locations：Industry Location in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1999，pp.281-302；Martin，P.，Ottaviano，G.I.P.“Growth and Agglomeration”，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2）2001，pp.948-968.

[26] Martin，P.，Ottaviano，G.I.P.，“Growing Locations：Industry location in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1999，pp.281-302；McCann，P.，Shefer，D.，“Location，Agglomeration and Infrastructure”，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83）2004，pp.177-196.

[27] Englmann，F.C.，Waltz，U.，“Industrial Centers and Regional Growth in the Presence of Local Inpu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0）1995，pp.251-278.

[28] Englmann，F.C.，Waltz，U.，“Industrial Centers and Regional Growth in the Presence of Local Inpu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0）1995，pp.251-278.

[29] 安虎森等编《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33～37页。

[30] 安虎森等编《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第33～37页。

[31] Martin，P.and Ottiaviano，G.，“Growing Locations：Industry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1999，pp.281-302.

[32] Baldwin，R.E.，Martin，P.and Ottaviano，G.，“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2001，pp.5-37.

[33] Baldwin，R.E.，Martin，P.and Ottaviano，G.，“Global Income Divergence，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2001，pp.5-37.

[34] Dosi，G.，“Sources，Procedures 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1988，pp.1120-1171.

[35] Lundvall，B.，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Printer Press，1992.

[36] Lundvall，B.，Nat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 ，London：Printer Press，1992.

[37] Nonaka，I.，“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Organization Science ，（1）1994，pp.14-37.

[38] Grossman，G.M.，Helpman，E.“Trade，Knowledge Spillovers，and Growth”，Europe Economic Review ，（3）1991，pp.517-526.

[39] Saxenian，A.L.，Regional Advantage：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

[40] Audretsch，D.B.and Feldman，M.P.，“R&D Spillovers and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1998，pp.630-640；Feldman，M.P.，“The New Economics of Innovation，Spillovers and Agglomeration：A Review of Empirical Studies”，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8）1999，pp.5-25.

[41] Jaffe，A.B.“Technological Opportunity and Spillover of R&D：Evidence from Firm's Patent，Profits and Market Value”，American Economic Research ，（5）1989，pp.984-1001；Feldman，M.P.，Florida，R.，“The Geographic Sour，Vagrancie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Product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1994，pp.210-229.

[42] Breschi，Stefano，L.，Francesco，“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Local Innovation Systems：A Critical Survey”，LIUC Papers in Economics ，（84）2001，Cattaneo：Cattaneo University（LIUC），2001.

[43] Caniel，M.C.J.，Bart，V.，“Barriers to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An Evolutionary Model”，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3）2001，pp.307-329.

[44] Storper，M.，Venables，A.J.，Buzz，“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4）2004，pp.351-370.

[45] McCann，P.，Simonen J.，“Innovation，Knowledge Spillovers and Local Labour Markets”，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3）2005，pp.465-485.

[46] Norman，G.，Pepall，L.“Knowledge Spillovers，Mergers and Public Policy in Economic Clusters”，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5）2004，pp.155-174.

[47] Fallah，M.H.，Ibrahim，S.，“Knowledge Spillover and Innovation in Technological Cluster”，IAMOT Working Paper，2004.

[48] Jacobs，J.，The Economy of Cities ，New York：Vintage Books，1969；Lucas，R.E.，“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22）1988，pp.3-42；Porter，M.E.，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Free Press，1990；Romer，P.M.，“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Run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1986，pp.1002-1037；Henderson，J.V.，“Optimum City Size：The External Diseconomy Question”，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y，（2）1974，pp.373-388.

[49] 盖文启：《论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创新环境》，《学术研究》2002年第1期。

[50] Storper，M.，“Regional Context and Global Trade”，Economic Geography ，（1）2009，pp.1-21.

[51] 冯云廷：《城市聚集经济》，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第35页。

[52] 参见魏后凯主编《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第258页。

[53] Rodwin，L.，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gency for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30522，1964.

[54] 李仁贵：《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研究》1988年第9期。

[55] Friedmann，J.，“Poor Regions and Poor Nations：Perspectives on the Problems of Appalachia”，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32）1966，pp.465-473.

[56] 阎小培、林初升、许学强编著《地理·区域·城市——永无止境的探索》，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第58页。

[57] 参见甄峰《信息时代的区域空间结构》，商务印书馆，2004，第12页。

[58] 周起业、刘再兴：《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85页。

[59] 张超、沈建法：《区域科学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1，第36页。

[60] 王建：《美日区域经济模式的启示与中国“都市圈”发展战略的构想》，《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61] 郭力君：《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第1页。

[62] 郭力君：《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第23页。

[63] 郭力君：《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第25页。

[64] 〔英〕伊文思：《城市经济学》，甘士杰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第45页。

[65] 郭力君：《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第23～32页。

[66] 甄峰：《信息时代的区域空间结构》，商务印书馆，2004，第37页。

[67] 甄峰：《信息时代的区域空间结构》，商务印书馆，2004，第140页。

[68] 扬州市统计局：《扬州在浦东区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扬州市统计局网站，http//www.yzstats.gov.cn，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24日。

[69] 茅杰：《上海欲联手江浙15城市建设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2-11-07/1323799214.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24日。

[70] 郭力君：《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第56页。

[71] 胡春明、谭长明：《统筹区域发展的里程碑：泛珠三角“9+2”》，人民网，http：//house.people.com.cn/chengshi/article_04_06_18_135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24日。

[72] 陈维：《我国三大都市圈的发展及功能定位分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zhuanti/qy/549094.htm，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3月24日。

[73] 吴良镛等：《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第91～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