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研究的几个问题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序言
这套“毛泽东与当代中国”丛书，是我和我的部分学生一个时期以来，主要学术工作的一个记录。在丛书出版之际，我愿意就我们对于毛泽东研究的相关问题的理解，谈一些认识，与大家分享。
一
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毛泽东研究会成为我们治学领域的一个重中之重。这种选择，既包含着我们对于自己未来学术规划的考量，更体现了我们作为当代中国学者对于国家的历史和未来的应有关注。
我是在中山大学完成从本科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阶段的主要工作都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上。因此之故，也接触了许多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读物，发表过一些文字，其中包括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若干篇文字。然而，我把这些工作都只是看作自身学术训练与积累过程的一个节点，而不是作为可以实现学术上安身立命的扎根地。
我觉得中国人需要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因为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都是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被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也变得与它息息相关。我也觉得中国应该认真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谱系树”上的重要分支，后者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和进行革命与建设的重要样板。事实上，由于我们原来囿于对这些内容研究不足，局限了思维结构和政治视野，限制了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融会贯通。这种局限实际上是政治思维、革命实践与建设实践中导致教条主义的重要原因。因为思想不解放，乃至固化、僵化，往往是由于参与思想的资源贫乏、单调和苍白。因此，很有必要不断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和作为马克思主义“谱系树”上的重要枝干、分支思想的深入研究，否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格局就会越来越狭隘，甚至断流枯竭。
但是，就学术工作的意义而言，学术的魅力与生命都在于原创，而要在上述领域中实现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工作，我想对于大多数国内研究者而言几乎难上加难！
因为对于多数国人而言，这里存在着学术研究难以逾越的先天条件的限制，即语言限制。你毕竟无法像母语那样自在自如地去阅读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文献。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许多写作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著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资料往往都是被翻译为中文的文献。在学风浮躁和粗糙的当下，这些文献的译文质量参差不齐，总的看来远不及当年中央编译局那个倾注心血的老翻译家群体所提供的翻译作品。这些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的文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研究的可靠基础，这对于我来说，是疑虑多多的。
即使真的能够解决文献阅读的文字问题，我们能否保证完全读懂文献的内容呢？因为特定文字的背后往往是特定的文化和生活，要达到对它们的准确把握，对于这个文化与生活圈子以外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容易克服的障碍。我们没有经历过“生产过剩危机”社会的洗礼，就始终难以理解为什么会有牛奶倒进沟里、河里、大海里的“荒唐”现象。只有广泛遭遇由“生产过剩”导致工厂倒闭和工人失业，才能深切地体会“劳动异化”概念的精妙之处。也只有经历过所谓“人才市场”的反复沉浮、淘洗，经历过就业市场上的“双向选择”的反复算计，经历过“人手”与“人才”在市场上的升值与贬值的过程遭际，你才能真正理解人被“物化”“工具化”这样的命题与理论。
除此之外，影响学术原创性工作的最大障碍是对于学术史的把握。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能够在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中，觉察出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很有新意甚至是富有全新政治意蕴的内容，除了他强烈的现实政治担当意识外，一个重要前提就在于他能够系统地、深入地、具体地把握这一问题的学术史，其中某些精微之处犹如握有学术上的显微镜。今天学人对于朱熹的研究，如果仅就朱熹的著作，甚至是仅就他的一本或有限的若干本著作，而疏于对关于朱熹的学术史的研究，包括朱熹的学术思想源流的把握，朱熹的经验世界所给予他的思想的影响，以及朱熹之后人们对其研究、评论和朱熹学说的影响等的理解，你能够期待这种研究可以成就出原创性的成果？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而修治学术史则需大量而广泛的文献收集、鉴别、筛选与研判等。我以为这对于许多从事外国学术思想研究的国人而言，是学术上最艰巨的难题。
也许正是对于克服这种难题的艰巨性的意识，自西学东渐以来，许多被认为西学功底深厚的学人，如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多年留学西方、熟悉西方学术的人士，回国后几乎都把主要的学术着力点放在中国学术问题上，他们被公认的学术成就也不是在西学问题上，而是在国故上，在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上。
能否把这几位当下被广泛认同的著名学者的经验看作学术上的前车之鉴呢？我相信一定是见仁见智的。但就我而言，由于畏惧对于西方文献尤其是学术史相关文献的准确研判和把握，更畏惧对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体验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自我觉得那是一个根本难以成就学术原创性追求的领域，勉强为之，充其量也就是当一名西方学术领域中的“搬运工”或者“学徒工”而已。虽然这种学术“搬运工”或“学徒工”的工作，对于当下中国学术资源的引进，对于构建中国学术的多元结构和生态等，都是有重要意义的，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引进，而非原创。如果不能把这种引进变成资源的消化和方法的习得与会通，从而转化为对于中国本土问题的深耕和探究，那就只能长期充当西方“学术搬运工”的角色。这不仅不能使中国的学术真正有所发展，也会放弃中国学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甚至还会带来其他诸如人才培养、学风养成等方面的消极影响。当今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就是遵循“学术搬运工”的套路去进行的。结果是学生读了一些西方作品，其中可能很大部分还是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否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与实质，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每每参与这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都会陷于学术与情感的纠结之中：他们能否当好西方“学术搬运工”，令人生疑，但却养成“言必称希腊”的表达惯性，而对于中国的问题却基本无知。如果年轻人过多地陷入这一路向的学术，于己于人于社会，都不会是一件好事。
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我愿意持续关注世界学术包括世界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发展动态，甚至是深度研读与研判。但作为未来学术上的安身立命的领域，我选择的是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最重要内容——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
二
选择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本人未来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还包含着对于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这一课题之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的体认。
首先，毛泽东不论其思想还是实践，都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研究对象。
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国内对于毛泽东的评价就开始生发出原则性的分歧。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虽然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力图以此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但事实上这一目的至少是未能完全实现的。尤其这些年来，社会上泛起了被称作“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也产生了与这种思潮针锋相对的红色左翼力量。它们在对于毛泽东的某些思想及其实践的评价问题上，几乎处于针尖麦芒的对立状态，社会的舆论生态，也由此而显现出某种被撕裂的征兆。
有人给毛泽东画出了种种负面的政治肖像，至于所谓新中国饿死巨大人口的指控，所谓“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的似是而非的责难等，更是五花八门。类似的言论、观点乃至鸿篇巨制，不仅流行于小报大报、流行于街头闲谈，充斥于各种不同的阅读空间，也流行于各种“高大上”的讲坛、视频。最近，我看到一个前些年的视频资料，国内一位所谓的著名社会学家面对一班学生，绘声绘色地侃谈毛泽东问题。尽管他所采用的资料，在专业研究者看来，许多是无稽之谈，有些还明显是已经被证伪了的，但对于许多年轻学生和历史知识积累并不充足的社会听众，却具有十足的蛊惑魅力。更有一些身份特殊、神秘的“精英人物”，不时在港台或国外媒体，抛出中央高层要人各种所谓有关重新评价和否定毛泽东言论的传言。这类亦真亦幻的“神风”传言，一旦与30多年来不断流行着的“非毛”“反毛”的社会舆论有所交互，就使得舆论界时常云里雾里，风雨不定，甚至时常激荡起某些政治上的波澜乃至惊涛骇浪。这些年来，我在农村做调研时，常常看到一些基层村官床头摆着的休闲读物中，多有各种盗版的粗制滥造的野史读物，传播着关于毛泽东的各种“鲜为人知”的故事。问题更在于，他们对此津津乐道！
与这一舆论面向相对立的则是另一番景象。每逢各种与毛泽东的生命和活动相关的日子，全国各地的各种红色地标，包括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韶山的毛泽东广场等，总是人山人海，虔诚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创造出全然不同于“非毛”和“反毛”氛围的另一个世界。甚至可以说，普罗大众尤其是一些工农群众对于毛泽东顶礼膜拜的程度，远远超过毛泽东生前的状况。据韶山的朋友说，春节到韶山向毛泽东“拜年”几乎已经成为民众的新年俗。据报道，这些年的除夕，彻夜寒风中在毛泽东广场“守岁”的每每都不少于五六万人，春节期间到韶山拜祭和瞻仰毛泽东铜像的人数更达五六十万。当然，由于人们对于毛泽东的纪念常常夹杂着对于现行社会体制、政策决策和社会现象的不满，甚至毛泽东被许多弱势人群当作维权和反抗的武器，使得毛泽东成为政府维稳部门特别是警察的敏感性因素。但不管怎样，毛泽东在这些群众的心目中，不仅是他们的利益代表，也是国家振兴、人民扬眉吐气的象征，因而成为他们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
本来对于历史的事件和人物，存有不同感知与判断，一般而言是常态社会的正常状态，但是，如果不同的见解演变成针尖麦芒的对立甚至对抗，则是社会病态甚至危机的体现。在对待毛泽东这个问题上，中国社会并非完全势不两立，走上对抗，除去个别极端案例，总体上看，普遍的对抗尚未形成。但是社会舆论和政治情感被撕裂的趋势已经出现，对立的存在不容忽视。事实上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的尖锐存在，而且长期得不到合理的调适，使得我们的社会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上的紧张之中。这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人们的政治心态，降低了社会的政治包容度，而且直接地影响了政治共识的达成，尤其影响了当前正在推进的改革事业的发展、修错和完善。这种情况几乎出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领域。它不仅困扰着我们的政府、社会，也困扰着我们所有社会成员。它的影响，不仅在当下，而且在于未来。因此，负责任的政府和成熟的政治家应该认真地管控和化解这种对立。负责任的学者也应该直面这种现象并认真地研究这种现象，为社会达成共识、化解分歧、降低对立等提供各种认知性和价值性的有益资源。从这一意义上看，致力于毛泽东的研究正是求解问题的一种重要努力。这意味着致力于毛泽东的研究，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历史意义。
其次，在我国毛泽东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及其研究的向度仍处于提出和显现之中。
我国的毛泽东研究，历史既长又短。自从毛泽东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就有对于毛泽东的社会关注和理论宣传。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得到确立和提高，他的各类著作也开始以多种方式得到较大规模的传播。根据我国著名的红色收藏家柏钦水先生的介绍，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是在1944年5月，由晋察冀日报社编辑出版。194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对于全党工作的指导地位，宣传和阐发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重要工作，于是就有更多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问世。把毛泽东的著作结集出版，为世人全面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也是研究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探索过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一过程交织着胜利的喜悦与激动，也夹杂着曲折徘徊与悲歌。这里留下了太多太多感人至深的壮烈故事，创下了太多太多震撼世人的壮举，积淀着太多太多宝贵的智慧与经验，也涵养着太多太多光彩人间的精神财富。但是，当一个思想仍然被作为国家革命与建设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时，不论如何，人们是无法把它当作纯属学术的研究对象去看待的。因为在这种态势之下，更多的是要求人们去说明它、阐发它，使其逻辑更加明晰和透彻，其微言大义得到合目的性的充分展示，成为具有更好说服力的“指导思想”。尤其在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治理出现困难以至于出现微妙而复杂的变局时，统一思想以抑制政治杂音，甚至堵住通向与其目的性相背离的任何观点、思想和学说，就会成为国家治理和意识形态调控的必然选择。在这种状况下，不论如何，人们是不可能把它作为纯粹的学术问题去看待的。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舆论界的主要工作是把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把他的思想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大力宣传的。
只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后，主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强化而逐渐位移和变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由此渐入历史的范畴，对其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才逐渐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随着毛泽东去世岁月的延长，历史的间距性加大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献、档案和其他资料等的出版也有了较大的进展，海外关于毛泽东的大量撰述也不断传入大陆，多元的观察视野和判断才开始普遍形成，学术研究的条件才逐渐地完备起来。
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
第一，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形成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客观上促进了毛泽东研究的“多分”向度的发展。《决议》提供的定义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显然，未被实践证明为正确的内容，就应该被剔除于“毛泽东思想”之外。这一定义适应了党在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需要，也使党牢牢地掌握了解释毛泽东思想的主导权。但与此同时，它也从逻辑上打开了毛泽东研究“多分”向度的可能。因为《决议》拥立起作为党的意识形态象征的毛泽东思想。它从理论到实践，都被定义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因而至少是不包含错误的。与此相应，《决议》特别强调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样，在逻辑上，至少就有了两个不同的毛泽东：一个是作为被定义为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不包含错误的“毛泽东思想”代表的毛泽东，另一个是包含对错于一身，特别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其实，说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是否意味着应该把那些带有未来预见性质的思想剔除呢？说它的内容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是否意味着不包含“关于中国建设的”内容呢？事实上，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毛泽东毕竟就是一个。他叱咤风云几十年，书写出一部部历史的鸿篇巨制，留下了许多理论与实践的遗产，其内容不仅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也有大量是关于中国建设的，还有一些是远超中国而属于世界范围的。它既有一些是被实践证明的，也有一些属于对未来预见性质因而现在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被实践证明了的。在被实践证明了的内容中，有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也被证明是有过失的和错误的，甚至是有严重错误的。如果考虑到实践证明是一个过程，甚至是反复的过程，问题就更不那么简单了。至于某些宏大的社会改造计划，其影响因素十分复杂，依据其实践的后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很有把握就说它被证明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都是十分困难的。但不论如何，历史呈现出来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包含着多面向、多维度的高度复合性人物。《决议》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选取其中的一个面向，从统一全党认识的维度看，无可非议，但从逻辑上却使人得到的毛泽东至少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毛泽东研究的多个面向的基础由此奠定。
第二，被指称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以反思毛泽东晚年错误为发端，逐渐延伸到深挖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历史由来，进而引发对于毛泽东的道德声讨与清算。各种“揭秘”“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大行其道。尽管这类撰述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以及逻辑与文字的表达等方面，都不是无懈可击的，有的甚至是大有问题的，但他们在长期以来都以“红、光、亮”为主色调的毛泽东形象世界上，投进了另外一种复杂的色块。这种空前的新鲜感，激起了人们对于历史的猎奇心态。供给与需求由此形成了互动，并创造出一个持续的市场。时下，专事质疑、非议、“解密”、“揭秘”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书刊，销量持久不减的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而这种状况在瓦解一部分人原有信仰与政治态度的同时，也激发了另外一部分人走向历史深处的动力。由此，促进了多元史料的挖掘、呈现，推动了以多元观点为立场的多种多样撰述的问世。不论如何，这在客观上推助了毛泽东研究的多个面向的开启与深化。因为没有这种多面向研究的开启与深化，至少失去了许多比较、鉴别的资源和动力。
然而，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象的时间毕竟不长，许多文献仍需进一步激活、整理和深耕，多维的研究面向仍需进一步打开和拓深，尤其许多涉及毛泽东，涉及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革命、建设的重大历史与理论问题也由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不断刺激，仍然处于不断提出和展开的活跃时期，毛泽东研究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加大力度去耕耘的重要学术领域。因此，我们自觉地把研究的聚焦点放置于这一领域，其中的重要根据也在于这一判断上。
三
我们把毛泽东的思想及其实践作为未来学术上安身立命的领域的选择，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确实具有非常独特的魅力，它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学术富矿。
以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为例，毛泽东最具有超越意义的思想与实践就在于他明确地反对党内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从而开始探索一系列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这是我们所说的“学术富矿”的重要所指。显然，所谓“学术富矿”，既指丰富而又尚未被充分开发，也指其意义和价值突出而仍未被充分发现，或者至少部分仍处于被遮蔽的状态。
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最大误解、误读的内容，莫过于毛泽东与党的八大所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的关系。这些年来，人们对于中共八大的路线是充分肯定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因为这次大会确认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2]。实事求是地说，主观上，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问题，毛泽东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的。问题在于党的八大有一个“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其中提到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3]。这一提法，当然是为了论证发展生产力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确认了这一提法，那就意味着否认社会制度改革与调整的必要性，但这恰恰是毛泽东无法认同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确实开辟了中国人民解放的广阔前景，但是，我们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制度系统是否都属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范畴，这是大有问题的。
在他看来，我们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并非都能以“先进的”去统称。1955年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部实行货币工资制的改革方案中，毛泽东就觉得这个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巨大倍差，至少就不是“先进的”。在1956年11月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他明确指出，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也减少一些薪金，并且取消特殊待遇，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艰苦奋斗，不能脱离人民。他还经常批评那个严重脱离群众的高干保健制度，尤其不能容忍新中国一成立，北京医院就马上变成只供中南海里的高官看病的贵族医院。他也多次明确反对在中小学教育体系中，开办干部子弟学校的做法。这类制度安排，最令他不安的是，他真切地感受到党的干部存在着脱离人民群众的诸多危险。
这些危险的存在，有些来自干部对于特殊利益的追求，有些则是来自对苏联不好制度的照搬照套。他说：“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4]
更为全局性的判断，是他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我们在经济与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他说：“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在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卫生工作也搬……”[5]
正是依据这种认识，他主张对于我们建立起来的这个制度系统，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至少不能把它们笼而统之地都看作“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因此，党在新时期的任务也不应该仅仅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样的单一问题，而应该是“改革和建设”[6]同时并举。因此，如果说，毛泽东与党的“八大”的政治判断，与当时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主张有什么冲突的话，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上，而在于究竟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还是坚持“改革和建设”并举的问题。
这一分歧现在看来，是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重大分歧。毛泽东从来都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不相信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制度就真的有什么天然的先进性。他也清醒地看到，苏联的那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本身就有许多不好的东西。对它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有悖中国实际。甚至在毛泽东看来，在苏共“二十大”揭开了“盖子”之后，如果我们还执迷于它那套社会主义建设制度，那就不是亦步亦趋的问题了，会犯极大的错误。因此，中国要建设，同时也要改革。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不应该被归结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必须坚持“改革和建设”并举的方针，以便借助改革，使我们的制度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因此，不论如何，毛泽东无法同意“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达，因为它不仅忽视了改革，还可能掩盖我们制度的弊端。
问题的提出，预示着中国共产党自觉地开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新的征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一大批关于农村发展、关于工业政策、关于教育改革、关于医疗卫生改革、关于文化建设等的文献，都体现了毛泽东的这种自觉追求。从毛泽东后续的思想与实践中，我们发现，“改革和建设”并举几乎成为稳定的主线，成为不可移易的逻辑。后来发生的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经济主义”等，都与这一主线和逻辑直接相关。也正是对于这一主线和逻辑的坚持，他在后续的历史进程中，力图依据国情和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原则，进行广泛的改革和制度创新的探索。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毛泽东这些探索的意义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下面仅从几个侧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关于“虚君共和”的改革思路。毛泽东十分不满“第一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形成了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他认为，这种体制好处是便于社会动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它易于滋长官僚主义，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此，不是支撑国家长期发展的好的体制。为了推动改革，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指出“欧洲的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很快。而中国自秦朝以来形成大帝国，那时以后，少数时间是分裂、割据，多数时间保持统一局面。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积极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7]。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8]又说：“中央集权太多了，是束缚生产力的。……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9]在毛泽东的这种构想的推动下，在他在世时，曾经有过两次中央向地方放权的重大改革，也曾经创造过共和国历史上政府机构、人员编制最为简约的时期。当然，由于历史的曲折性，这种改革在历史的过程中伴随着一些混乱而被终止了。然而，在他逝世后的一个时期里，他的这种思想重新被作为改革的理论武器而出现在邓小平的许多关于体制改革的论述中。回过头来审视历史，可以说，一直到今天，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仍然是中国一个重要的体制性困难。显然，我们并没有超越毛泽东当年探索解决的问题，更为遗憾的是，由于“非毛化”思潮的影响，我们并没有认真地去消化毛泽东这个探索所留下的思想、经验与教训。
第二，关于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对于中国农业如何发展的问题，毛泽东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从“精耕细作”加“多种经营”，到“精耕细作”加“工农商学兵”。“精耕细作”既是中国农业的传统，也是“人多地少”这一国情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多种经营”则与中国农村许多地方盛行“兼业”的传统有关。然而，把两者结合起来，成为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业发展方针，则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和毛泽东积极倡导的直接结果。尽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快速发展的迫切性，有着降低农民对于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的抵制、对抗而引发的紧张和冲突的消极性因素的意义，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也为农村发展输入了积极的因素。尤其是借助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力的集约化使用成为基本常态，创造了向生产的深度与广度进军的重要条件。许多经验显示，它使得许多农村原有的耕种方式更加精细化，并朝着“科学种田”的方向积极发展；使得兴修农田水利、大搞开荒拓耕、农田规划整修等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也使得分工、合作、发展多种经营不仅成为可能，更成为许多地方的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亲自推广许多地方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经验，还明白无误地告诫各省、区、市党委：“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10]正是在农村的这种发展中，尤其看到一些农村在多种经营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发展出许多“草根工业”，他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的光辉灿烂希望就在这里。
因此，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他又及时地推助农村人民公社的发展。不少人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实际上是苏联集体农庄在中国的翻版。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毛泽东探索不同于苏联农村发展道路的重要产物。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村的出路在于集体化，但绝对不能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搞广种薄收。中国农村必须借助集体化的组织优势，既大力发展农业，又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有条件的要因地制宜发展小工业，以此推动农村实现“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对于农村人民公社的这种产业发展构想十分自信，也十分坚持。他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沿着这条路子发展，就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城市化发展道路的覆辙。他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11]这里展现出来的，就是一条借助农村集体化实现“在地工业化”，进而“在地城镇化”的发展思路。
然而，随着这些年来的发展，农村人民公社被否定了，各种批评的声音不断出现。但遗憾的是，人们在批评毛泽东的农村人民公社构想时，聚焦点都在所谓“公社”一词上，并想当然地演绎那个“一大二公”的提法，却忽视了这个提法背后的丰富内涵。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随着农村人民公社和与之相联系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的解体，中国农村在经历过短暂的发展之后，许多地方也出现了新的困难，有些农村凋敝了、破败了，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大规模地进城打工，由此在造成大批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同时，城市变得拥挤了、混乱了，社会的摩擦和对抗增多了，许多农村回归“一盘散沙”状态，各种矛盾也错综复杂起来了。
与此同时也存在另外一种景象，这就是一批坚持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通过走农工商综合发展的路子，延伸在地经济的价值链，既把在地经济发展得欣欣向荣，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和收入问题，免去农民进城打工给家庭带来的辛酸苦辣，各种公共福利使这里充满着宜居宜生的人文气息，完善的社区设施使它一点也不逊色于城里的小区。这一切使得那种仅仅停留于“一大二公”的提法而不提及它的具体内容的批判变得那么苍白无力，也以其直观、有力的方式，显示了毛泽东构想的巨大魅力与合理性内涵。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在许多历经30多年的背离与耦合的农村发展案例中，问题的确并不像那些自负的理论家和政治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问题。可以说，这是毛泽东留下的又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它的重要性既在于遗产本身内容的丰富性和独特性，也在于如何对待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当下的中国，我们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当然，它也是评价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自从毛泽东投身中国革命，民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改造红军那种来自旧军队的军阀气习、造就新型军队时，就采取了被称作“民主主义”的一系列做法，包括组织“士兵代表委员会”，实行“军事民主”和由士兵代表管理“伙食尾子”等的所谓“经济民主”。他说：“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一直到晚年谈及井冈山的传统时，他还念念不忘那个“士兵代表委员会”，因为它是士兵参与军队和军事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人民军队区别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延安，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时，明确指出：“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12]毛泽东还与黄炎培先生有过一个著名的“窑洞对”，提出了“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著名论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是战战兢兢于如何使新政权永葆人民本色的问题，这一忧虑随着实践的推进，使他更加重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民主有着天然的本质联系。一方面，民主只有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才有可能避免把民主当作不同利益集团竞争领导权的博弈过程，从而走向真实和全面。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充分体现民主，才能充分实现它的应有价值。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与民主在本质上属于“双重互构”的关系。同时，社会主义固有的集体主义原则和集体性机制，客观上容易诱导长官意志、官僚主义，甚至滋长专权、专制的倾向。因此，必须在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领域中，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有效实现，留下足够的空间，以便能够及时有力地抑制和矫正集体主义机制与体制可能导致的消极现象。
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解，最有代表性意义的思想，体现在他对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段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的论述的评论上。《教科书》认为：“由于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于1936年，通过了新的苏联宪法，从立法上，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础巩固下来。这个宪法不仅在形式上把公民的权利固定下来，而且把重点转移到从实际上来保证这些权利。例如，苏联宪法不仅仅宣布劳动者有劳动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如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制度，消灭失业现象，缩短工作日，实行劳动保护，工人和职员每年有工资照付的休假，国家出资为工人和职员举办社会保险，国家保护母亲和婴儿的利益，为劳动者广泛设立疗养院、休养所、中小学校、高等学校、俱乐部，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国家发给高等学校学生助学金，以及其他物质保证。这样，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就创造了保证劳动者实际享受各种权利的牢固的经济基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就表现在这里。”[13]毛泽东对于以上观点的评论一针见血，他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保证。”又说：“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14]显然，对于毛泽东来说，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不应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人民几年参加一次投票来决定由统治阶级中哪一个集团的哪一个人来统治，也不应像《教科书》所理解的，人民仅仅是在一部分人管理下，享受福利。只有人民全面参与管理，才能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因而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这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为明白和透彻的说明了。可以说，在后续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如何结合国情，具体地、历史地推进和实现人民全面参与管理的问题，成为毛泽东积极探索、试错的重要内容，由此留下的遗产几乎是丰富和复杂得令人感到无力、无法把握，毛泽东的声名荣辱也与此紧紧相连。
基于这一理解，毛泽东开始打破了一系列既有规则，例如，他打破官场的既有规则，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其他基层人群中，选拔杰出人物进入上至中央政治局、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其各部委，下至企业、基层农村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各层级的领导岗位；他打破企业管理的既有规则，积极推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推进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及技术革新实行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方针；他还打破教育的既有规则，不仅创造条件，千方百计让广大的普通人民群众及其子女接受教育，而且提出让人民群众领导和管理学校的要求。这一观点的著名表达，就是流行于“文革”时期的下列说法：“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的参加……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15]在这一时期里，医疗卫生甚至文艺领域等这些被认为是高度专业性和精英化的领域，几乎都被推进让人民群众参与管理的“新政”试验之中。这一切，究其实都是对于“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这一思想的社会实验，是对于所谓“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的思想的践行。
正是基于“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的思想，毛泽东大力度推行中央管理机关与管理体制的改革。这种改革包括推动中央机关大力度权力下放，大幅度裁并机关的部、委、办，大规模地下放科室人员，大比例压缩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占比；大批中央管理的大型企业，包括大庆油田、吉林化工、长春一汽等，也先后下放地方管理。他始终认为，中央集权过多，束缚地方手脚。中央部、委、办及其人员编制过多，容易出现官僚主义。他的富有性格化的说法是：“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16]
同时，正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牢固地形成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他一直怀疑那种以体制内的机构专事监督的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力倡应该把监督的权利交给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应该有罢工的权利，也应该有“四大自由”，即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在一个时期里，这些内容作为人民群众的权利清单，被真真切切地写进了宪法。他认为，把这些权利交给人民群众，谁如果活得不耐烦，不关心群众死活，搞官僚主义，人民群众就可以便利地运用这些权利，来反对他们。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后来有不少人对于毛泽东的这种主张非常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他的政治思维没有与时俱进地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表现。然而，在取消了上述内容作为人民群众的权利后的30多年里，我们再一次转向主要依靠体制内的专设机构去监督官员与政府，但它并没有像我们初始转向时所期待的那样，带来政坛的清明与廉洁。相反，这些年来，政坛上的窝案、串案、“一坨坨”地冒出，黑金政治的连片污染，“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断崖式腐败”这类新词的不断出现，一次次打翻了人们的政治信仰。面对这种状况，我们难道不应该重新思考如何“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一构想的合理性与有效实现的问题吗？
可以说，在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思考也是系统、全面、深刻和独到的，其实践也是非常复杂的。当下，我们可以重思这一切的得失，甚至其中逻辑上的缺陷和实践上的失误，但是无法无视这一理论与实践的存在。尤其在我国发展面临着内外的民主压力的情况下，忽视或者屏蔽毛泽东所留下的这笔丰厚的遗产，我们不仅会失去一笔宝贵的资源，也会对不起历史与先人。
四
深入研究毛泽东是我们的自觉选择。然而，要做好这一研究，必须认真地思考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任何研究方法论的选择，从来都是依据特定的时代的。中国时下所处的时代，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多元化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塑造了社会多元的经济结构，形成了多元的利益体系，由此形成了人们多元的政治与文化思想取向。多元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为社会注入永不僵化的基因，因而使得社会充满生机、活力，有时甚至还会风雷激荡。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缺乏对某种利害关系的权衡，要达成思想共识并不容易，实现思想统一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在有些人看来，根本就不应该有思想统一这样的要求提出。
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至少在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上，各种思想归根到底都是各自所属群体的利益反映，或者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各自所属群体利益的烙印。因此，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打破或者放弃在这些问题研究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神话。
事实上，围绕着毛泽东的各种观点的对立和利益的底色不仅鲜明生动，而且几乎就是赤裸裸的。对待一个“6·26”的日子，某些精英群体基本上不屑一顾，而底层民众却视若神圣。近年来，当年蒋介石为首的政治集团指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消极抗日，“游而不击”的言论，被时下一些“精英”和“舆论大V”当作言说抗日历史的当然前提。对于毛泽东时期的新中国，一些人根本就把它等同于漆黑一团。有人把这种思潮概括为“历史虚无主义”。但究其实，它“虚无”的对象绝对不是历史，它的目的也不会仅仅是“虚无”这段历史，而是要消解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强调在利益分立的条件下，“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目的在于消除笼罩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上的幻影，以便使问题回归利益分立社会的实际。然而，这种强调的意义并非仅有消极的方面，它的积极方面也许更加突出和明显。就毛泽东研究而言，这种积极意义主要在于要求人们在评价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时，必须旗帜鲜明地确立起应有的基本价值前提。在诸如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是否具有历史的正义性和正当性；毛泽东时期的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民生等方面，究竟整体上是走向进步、发展，还是陷于停滞、倒退；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是否需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取向以及如何对待他们的感情倾向等具有重大前提性的问题上，清醒的研究者不能没有主张。前两个问题，关乎事实，更关乎价值，关乎历史，更关乎历史观，拥有不同价值观与历史观的人，都会做出截然不同的回答。后一个问题则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关切问题。也许有人认为，历史评价是学者的事情，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倾向无关。然而，如果某一种价值倾向能够长期地深藏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并为人民群众所长期珍视和捍卫，却不为研究者的历史评价所重视和尊重，这是否属于研究者由话语强权而导致的致命的自负呢？总之，对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是不可能没有价值前提的。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和评价，需要拥有这样的自觉，并以这种自觉去消除观念的幻影，使研究在更加深刻地反映对象的本质，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同时，努力与人民群众的基本价值倾向达成一致。
当然，确立价值前提的重要性，并不等于以其替代具体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依据我们对于时下毛泽东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理解，这里特别强调“认知性研究”的重要性问题。
正如前述所指，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的时间并不太长，研究的深度、广度和学术成熟度等，都存在不足。我们的社会也面临着由毛泽东研究的多面向格局带来的许多不适应问题，尤其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在这一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和困扰，都是我们提出应该高度重视“认知性研究”的基本根据。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认知性研究的不足，是当下困扰我们对于毛泽东的研究与理解的重要障碍。这种障碍既表现在由于认知不足而难以强有力地回应各种对于毛泽东的误解、歪曲和妖魔化，也表现在由于认知的广度、深度的不足，影响了我们对于毛泽东思想这份遗产的全面体认、估量和继承。
然而，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毛泽东研究问题上强化“认知性研究”的问题呢？
第一，认知性研究是达成学术研究的基础，更是改进和深化对于毛泽东研究的基础。所谓“认知性研究”就是把研究作为达成对于对象的认知目的的过程。这里确认了两个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前提，一是确认了认知指向的是独立于研究主体的对象。不承认这种前提，学术研究就容易被变成某种可以偷懒、耍滑的游戏，甚至变成随意移花接木的过程。二是确认了研究对象是可以被认知的。这里没有必要陷入诸如“认知何以可能”的抽象性争论。它是把哲学上的“可知论”作为基本信仰的。当然，这一前提强调的仅仅是认知的可能性。要真正达成认知的目的，还必须善于借助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诉诸艰苦细致甚至是曲折的研究过程。两个前提的确认，实际上强调的是认知性研究不能随心所欲，更不是可以“戏说”和“胡说”的。当然，达成认知性的研究，并非最终的目的本身。因为任何严肃的认识活动的发生，人们都是怀有基于认识的某些目的的。例如，人们对于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至少包括基于认知的评价和基于评价的鉴示与引申等。但不论如何，借助认知性研究，达成认知的目的，一定是最为基础性的要求。否则，不仅没有严肃意义上的学术，还会让肆意“戏说”“胡说”，甚至信口开河、血口喷人都披上学术的华丽外衣。
第二，强化在毛泽东研究问题上的认知性研究，需要准确地标定和把握被研究对象的总体性特征。时下一些研究者对于毛泽东的研究，往往都会囿于自身既有的学科背景，对他做出不同学科向度的把握，或者自觉、不自觉地把毛泽东的角色定位朝向学科化方向拉近。由此有人把他当作哲学家，有人把他当作经济学家，有人把他当作政治学家，等等。这种定位的最大问题是研究者囿于自身学科偏狭性，养成了学科的“洞穴假象”，把一个具有一定学科知识修养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错位地当作某种学科化的学问家。
其实，从研究对象的总体性特征看，最符合毛泽东身份定位的就是把他看作革命家和政治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主要是一个领导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起来推翻旧中国的政治统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则主要是治国理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不论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治国理政的政治家，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他接纳了大量不同学科的专门知识，有时也会有一些接近于自觉的学科化的思维，但他始终还是一个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学科化的学问家。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革命家、政治家、学科化的学问家在思维上和遵循的逻辑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学问家的思维会比较单一地局限于学科范围之内，其价值目标关注也会相对简单，并较为自觉地追求学科上的理论自洽性。但是，革命家和政治家却不同，首先他面对的是由社会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呈现出来的“社会性问题”，价值目标也会是多元复合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会过多地拘泥于理论逻辑上是否自洽，而是不断地试错，直到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也许政治家的理论主张从逻辑上看会是断裂的、冲突的，但只要通过试错而找到实践上的成功，那就是目的。这可以说是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重要差别。因此，革命家和政治家的思维，处理的往往是复杂系统的复杂信息，统筹协调是他们常态性的思维特点，不断地试错直到实践上的成功，则是他们最为合理的逻辑。如果我们不顾革命家、政治家与学科化的学问家之间的思维与逻辑区别，我们同样无法达成对于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的合理认知。事实上，面对着复杂的背景，为了达成某一个战略性目标，甚至是对于全局具有重要意义的突发性目标，好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往往不会墨守成规，而是敢于打破既有格局，会在某一个时段里特别抑制或者提振某一个方面的工作。这对于处理单一学科性信息的学问家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但对于革命家和政治家来说，却是达成战略性目标和及时因应时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形成国家相对独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国家不得不选择向农业提取工业化积累的策略，并对主要战略性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政策，为此我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满足国家全面经济建设对于理工科人才的需求，国家对于大学实行“院系调整”，在教育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较大力度地加大理工学科的建设。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从国家的战略目标、发展态势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去把握，问题当然不难理解。如果仅仅拘泥于某一方面的视角，着眼于一时一事，就可能做出貌似有理、实则失当的批评。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于毛泽东与某些知识分子之间的激烈争论和分歧，其实就有问题域的差异、思维逻辑的分歧与目标关怀的不同等方面的原因。因此，要真正实现对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对于他在历史上的总体性身份特征的准确把握，十分重要。尤其要强调，必须防止研究者囿于自身的学科洞穴而把一个具有一定学科知识修养的革命家和政治家错当某种学科化的学问家。因为不论你的学科洞穴，还是你对研究对象的错位指称，都会影响正确认知的得出。
第三，要达成对于毛泽东的认知性研究的目的，还需要不断完善作为认知主体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认知是对于对象的认知，因此，必须从对象出发。但是，认知并非认知主体对于认知对象的消极接受。因为不仅认知的发生由认知主体而发动，而且认知的内容与方法的选择，认知成果的获得与评价，也受到认知主体的状况，包括价值立场、学力、学识、学品与学德等的限制。因此，当我们强调对于毛泽东研究要注重认知性研究时，实际上强调的是既要严肃地从对象出发，反对随意歪曲、割裂、肢解和重构对象等主观主义的恶劣学风，也要高度重视认知主体状况的不断优化与改善，不断克服主体的价值偏差、视野局限与能力缺陷，提高主体对于对象的把握能力与水平。在这里，我们特别提出关于改善认知主体的知识结构与经验结构的问题。
时下呈现的许多研究毛泽东的文字和见解，大多是出自大学中青年学者之手。虽然，这些研究者多数拥有诸如博士、教授、研究员等光鲜的学术头衔，然而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知识结构形成于既有的过于刚性的学科规制下，显得过于单一、狭窄，因而容易形成基于某一专门学科理论的单一视界。他们的经验结构则由于长期以来，全国性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过于脱离社会、脱离生活而显得不够复合、多元。有的学者甚至长期“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17]。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根本不足以去理解社会及其生活，更难以理解社会综合治理与改造过程中的重大战略、策略与政策。因此，当他们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进入研究领域时，究竟能得到多少符合历史实际的、有见地和有价值的成果呢？以这样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去面对一个曾经气吞山河、恢宏世界的大政治家时，更是根本无法进入研究对象的世界与场域，无法进入历史的深处去理解历史变迁的奥秘和逻辑。
时下提出这一问题，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强化对于当下毛泽东研究参差不齐状况的正视与思考，并努力寻求状况改善与优化的思路、方案。目前，作为整个教育系统来说，确实需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培养出能够担当起“问题研究”而不是“学科研究”的人才。落实到毛泽东研究这样一个具体的领域，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则是究竟如何才能培养出符合毛泽东研究素质要求的合格人才。二是学者要有改善自身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的自觉，以缩短与研究工作需要的素质要求的距离。学者尤其是从事毛泽东研究的学者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以目前的学科建制和教育体制所塑造出来的知识结构和经验结构是存在着致命性的不足的，因此，如何才能使我们名之为“学术”的活动，避免由这种不足而深陷“洞穴假象”“坐井观天”，更要防止陷入“洞穴”“坐井观天”还自以为是的盲目自负！这既是学术的改进问题，也是学风的改进问题。
第四，要达成认知性的研究，当然最为基础性的工作是如何全面、系统地占有和驾驭研究资料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足够资料和文献，没有对于这些资料和文献的深入细致的耕耘与研究，所谓“认知性研究”根本就不可能。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毛泽东与当下的历史间距的逐渐拉大，毛泽东研究这个领域的资料与文献日臻丰富。现在人们看到的，不仅有大量公开发行的权威历史文献，包括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中共中央文件、毛泽东的各类编年性的和专题性的著述、大型的毛泽东年谱等，还有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的各类著述、年谱，以及许多名人与非名人的各类相关的回忆录、口述史等，此外还有大量各级各地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年鉴，反映各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统计资料。至于长期累积于各级、各地档案馆、图书馆的历史性资料更是数不胜数，有待开发。这些年来，互联网的日益成熟、活跃，为汇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研究资料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利用这一平台，我们收集了许多平时难以一见的系列性和成套大型资料。这些年来，与官方历史撰述不同的境内外相关历史撰述得以大量出版。这些都为揭开历史之谜，提供了各种相互“释证”、“补证”和“参证”的丰富资料。因此，我们虽然还受到某些核心档案与文献开放度不足的影响，但就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大的领域而言，毛泽东研究的领域应属资料条件最好的。
当然，拥有较为充足的资料是认知性研究的必要基础，但不等于就能达成认知性研究的结果。这里还涉及资料的鉴别、筛选、使用与阐述等具体方法的运用问题，而具体方法运用的背后，涉及的是研究者的“学力”、“学识”与“学品”等属于学术素养的问题。当然，在毛泽东研究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政治历史意义的研究领域里，由于不同人群投射进来的政治情感过于强烈且对立，已经成为截然对立的意识形态符号密集交错的热点地带，对其认知的达成，我们认为，研究者特别要有学术德性的执持以及前述提及的学术价值观的定力。不然的话，就会迷失于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迷宫之中，甚至陷入把历史当作游戏场，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女孩的庸俗境地。
总之，在毛泽东研究问题上，提出强化认知性研究的问题，是对于当下社会政治思维对立、混乱的一种反应，是对于学术界学风空疏、“曲笔”盛行、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的一种表达。当然，也是我们对于毛泽东研究的学术态度的一种表达。我们希望通过倡导认知性研究，走史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毛泽东研究路向，重视多元史料的发掘，重视方法论的会通，重视学力、学识、学品和学德的培养，重视学术“戒世”与“示后”功能的发挥，形成多向度相统一的研究特色，为我国的毛泽东研究做出应尽的努力。
徐俊忠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
[1]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156页。
[2]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36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341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65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8页。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5页。
[7]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第755页。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页。
[9]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实践的回顾》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55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7页。
[11]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册，第19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169页。
[13]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第414页。
[14]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上册，第275、276页。
[15]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1968年第2期。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页。
[1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