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广西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部边陲，南面濒临北部湾（南海），西南面与越南毗邻，东邻粤、港、澳，北连华中，背靠大西南，区位重要而特殊。从广西南部的北部湾可通达南海群岛诸国，驶入太平洋和印度洋；通过陆上通道，从广西可直接进入越南。因此，自古以来，广西一直是中国通往越南及南海群岛诸国的便捷通道，无论是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还是在维护和巩固我国南部边疆和南海岛屿的领土完整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统一岭南时，已在广西与湖南之间的五岭间开辟通道，同时修凿灵渠，沟通了珠江与湘江的水运通道，使得中原内地兵员和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从今广西北部运抵岭南各地，保证了秦始皇完成统一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地辖今越南大部）的大业。此后，广西成为中央王朝势力统辖岭南地区的重要通道。汉元鼎六年（前111），建立于秦末汉初的南越国地方政权与汉王朝相抗衡，拒绝内属，汉武帝调集20万兵力，通过广西河道水路，直抵今广东南海郡，一举平定了南越国政权，岭南统一于汉朝。西汉时，位于合浦郡南面的合浦港已成为通往南洋群岛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中原内地以及岭南地区的土特产品通过合浦港，运往南洋群岛各国；南洋各国的产品或奇珍异宝也通过合浦港销往中原内地。东汉时期，交趾郡部族首领率众反抗地方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汉朝廷任马援为伏波将军，率兵前往平定。

唐代将岭南分为东西两道，岭南西道治于邕州（今广西南宁），设邕管经略使。自此，邕州成为粤西重镇，是为中原控扼交趾的咽喉地带。《武经总要》前集卷20载邕州形势：“岭峤之外，土地辽旷，管左右两江羁縻州县洞，总三十六。南控交趾，治甲洞夷人，西至马援铜柱南蛮界，尽西南要害之地。”

宋代以前，越南一直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直接管辖的郡县或州府，中国古籍称为“交趾”“交州”或“安南”等。五代十国时期，中原战乱，交趾人吴权于公元937年（南汉大有十年）称王自立。其后，丁、李、陈、黎、阮氏诸封建王朝继之。1802年（清仁宗嘉庆七年），阮福映建立（旧）阮朝，改“安南”为“越南”。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越南除在1407～1431年（明成祖永乐五年至明宣宗宣德六年）曾一度复归中国版图外，一直对中国处于“藩属”的地位，迄至1885年清德宗光绪十二年中法战争结束为止。因此，与中原的交往实际上是地区之间的交往。宋代以后，随着交趾李氏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王朝鞭长莫及，越南虽然仍属于中国的一个藩属，但实际上已逐步形成一个独立性较大的国家实体，这样，与广西以至中原内地的交通逐渐成为国与国之间的交通，其交通意义发生变化。就交通道路而言，广西一直是中原内地通往越南的重要通道。宋代时，邕州（今南宁）至安南（越南）的道路分为多条，交（交州）邕道路日渐成为主要道路；在大理国（云南地方政权）后期，今云南红河地区传统通道堵塞，只有通过邕州进入越南；在广州至安南的海路中，广州、廉州海路相对衰落，钦州（今广西境）海路较繁盛，因而形成了以邕州、钦州为中心的中国—越南交通枢纽。广西与安南陆海相通，“陆则限以七峒，水则舟楫可通”。钦州水路是“自钦西南舟行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安南边境至钦州“率用小舟，遵崖而行”，“早发暮到”。因此两地来往十分便捷省时。随着广西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日益活跃，广西成为中原内地商品销往东南亚以及东南亚各国商品销往内地的重要通道。宋王朝及其地方政权为了扩大与安南及东南亚的商业贸易，在广西开设了钦州、永平、横山等博易场，发展与云贵及安南的贸易。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法国发动了对越南的殖民战争，企图以越南为跳板侵略中国，实现其瓜分中国的野心。广西即成为抗击法国侵略者、保卫祖国领土安全的最前线。1955～1975年，美国发动侵略越南的战争，企图占领越南，实现包围和钳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广西又成为抗美援越的前线和物资中转基地，大量兵员、物资通过广西海路和陆路运往越南前线，为取得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0年国家决定实施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而广西是我国西南地区唯一沿边沿海的自治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同时也是中国西部资源型经济与东南开放型经济的结合部。基于广西与东南亚交往的区位优势和密切联系，2004年国务院决定广西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同期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每年都有东盟各国首脑和客商前来广西南宁参加博览会和商务与投资峰会。2010年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又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与桥头堡，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在与东盟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和经济合作、商贸及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