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对象

广西地处祖国的南部边疆，西南与越南接壤，南面濒临北部湾，北依云贵高原，东北与湖南毗邻，东与广东相邻，是我国大西南便捷的出海通道，又是我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又成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

先秦时期，今广西是壮侗语诸民族先民西瓯、骆越人居住之地。西瓯、骆越属我国南方百越族群中的居住在岭南的两个支系，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据考古发现，早在距今四五万年以前，以柳江人为代表的古人类已经在广西各大江河流域生息繁衍，开启了广西早期开发的历史。到了距今10000～4000年，广西地区的原始先民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各大江河流域狩猎、捕鱼、耕耘和生息劳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先民们发明了水稻的人工栽培、饲养家畜和烧制陶器，出现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离地而居的干栏式住屋，形成了聚落点，过上了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所以说，西瓯、骆越先民是今广西边疆的最早开发者。

因广西地处祖国的南部边疆，在广西北部与湖南交界一带有巍峨绵延的五岭山脉所阻隔，先秦时期，中原人称之为“徼外”之地，西瓯、骆越先民处于自主发展时期。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原、建立秦王朝后，为了进一步开拓疆土，调集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开始了远征岭南的战争。秦军进入今广西桂北一带时，遭到了世代居住在这一地区的西瓯部族的顽强抵抗。在人数众多、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秦军的凌厉攻势下，西瓯部族被打得溃散于丛林中，其统帅译吁宋在激战中身亡。但西瓯部族很快又聚集起来，他们利用山高林密、溪流纵横、易于隐蔽的优势，发挥自己熟悉地形、善于登山穿林和划船荡舟的特点，推举新的酋帅，采用化整为零，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伺机袭击秦军，致使秦军陷于“进而不得退”“宿兵无用”“伏尸流血数十万”的被动挨打局面，秦军统帅屠睢也在西瓯部族的袭击中毙命。秦军只好修建城堡，退缩集结，“不解甲弛弩”以待援。面对秦瓯的对峙，秦始皇下令史禄主持开凿灵渠工程，以沟通珠江与湘江的水上交通，使内地的兵员和物资源源不断运抵交战地。得到兵援和后勤补充的秦军，很快就击溃了西瓯部族的抵抗，然后长驱直入，横扫岭南，终于在公元前214年统一了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广大岭南地区。秦统一岭南后，设置郡县，派遣官吏，留兵戍守，徙民岭南“与越杂处”，加强统治。从此，包括今广西在内的岭南地区被划入统一的秦王朝版图，从“徼外”走向统一。在秦朝设置的郡县的统一治辖下，大批中原人开始徙居岭南，岭南地区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秦末汉初，爆发陈胜吴广农民起义，中原陷入战乱，秦朝旧将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机派兵占据桂林、南海、象郡，统一岭南，建立南越国地方政权。赵佗为了在部落林立的岭南越人地区站稳脚跟，采取了遵从越人习俗、任用越人首领为官、鼓励汉越通婚、由越人自治等一系列旨在“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维护了岭南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随着西汉封建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国力的强盛，汉武帝调遣20万大军，乘船顺江而下，直指南越国政权中心番禺（今广州），一举平定了南越国政权，岭南复归统一。汉武帝统一岭南后，将秦始皇原设置的三郡分设为九郡，在今广西原桂林郡地设置郁林、合浦、苍梧三郡。汉武帝借鉴南越王赵佗“和辑百越”的统治方法，采用“怀服百越之君”、任用越人首领为官和“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等“以夷治夷”的羁縻统治政策，迁来中原移民，又从中原地区输入青铜器、铁器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播中原文化。在广西原住民族和南迁的中原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推动了岭南边疆的开发，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基本沿承汉朝的统治政策。在此期间，中原地区纷争不止，但僻处南部边疆的岭南社会较为安定，大批中原人为避乱而纷纷南迁，进一步推进了岭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唐宋时期，继续在岭南推行和完善“以夷制夷”的羁縻制度，实行驻军屯田和移民垦荒措施，促进了广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元明时期，在前期羁縻制度的基础上，在广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土司制度，继续实行官兵屯田、移民垦荒实边等一系列旨在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政策与措施，加强水利的兴修，发展商业，开办学校，进一步促进了广西边疆的开发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清朝时期，废除了任用当地民族首领为官的土司制度，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大批汉族官吏、文人、商贩进入广西各地，特别是从广东通过西江进入广西东南和西南部的大批农民、商贩和手工业者，形成了“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瑶苗住山头”的分布格局，促进了广西商业的繁荣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推进了广西边疆的全面开发和经济社会的新发展。民国时期，广西先后为旧、新桂系集团所统治，提出了“桂人治桂”的口号，致力于发展农业、林业、工业，重视公路、铁路、机场建设，开创国民基础教育和广西高等院校建设，成就显著，被时人誉为“模范省”。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就是对地处中国南部边疆的广西地区从史前时期直至明清及民国时期的开发建设历史进行全面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研究，论述和揭示先秦时期广西原住民族及其先民的开发成就、秦代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的统治政策、开发措施及广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情况。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通过对相关的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研究，从历史的纵向上（包括史前时期以及秦汉以降直至唐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全面、系统阐述地处祖国南部边疆广西地区的开发历史，梳理历史上各个时期广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阐明各时期的开发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特点。

（2）从横向上论述各时期以壮族及其先民为主体的广西各民族（包括世代居住在广西的侗、仫佬、毛南、水等原住民族以及后来从中原或周邻地区迁入广西的汉、瑶、苗、回、彝、京、仡佬等民族）团结奋斗，开拓进取，为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南部边疆、抗击外来入侵，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推进广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3）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述广西边疆开发、民族团结、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与国家发展战略，广西边疆与我国西部边疆的关系，以及广西从“徼外”走向统一到国家认同的历史发展过程。

（4）壮族及其先民是南部边疆文明的最早开创者、经济文化的最早开发者和边疆领土安全的坚定守护者。壮族及其先民从石器时代的史前时期到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当代，为南部边疆的开发、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的团结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5）历代中央王朝对南部边疆采取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守、经济开发、文化传播和思想教化相结合的政策与措施，随着其建立的地方政权机构日趋严密，使原来被称为“蛮荒”“徼外”之地的南部边疆逐渐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管理之下，广西边疆开发被纳入国家统一开发格局之中，广西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密切互动，共同发展。当南部边疆地区发生的反抗斗争被平息后，中央王朝随之调整了有利于维护边疆社会稳定、民族和解及经济发展的统治策略，实行更为有效的开发措施，为发展南部边疆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维护边疆社会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抗击外来入侵，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后来南部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环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历史借鉴。

二 研究现状

关于我国南部广西边疆开发史的问题，包括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因地制宜的特殊统治政策、派兵驻守、移民实边、开荒屯田、兴修水利、修凿运河，发展生产、创办学校，发展教育、开拓集市和水路交通等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应用不同的学科知识，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不同的专题对之进行研究，其中既有广西本土的学者，也不乏区外乃至国外的专家学者，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除发表各种专题的论文外，还出版了一些专题类或综合性的专著；与此同时，在许多学者的相关著作中也有部分章节或内容论及广西各历史时期的移民、开发和经济、文化发展状况。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就国外而言，日本学者很早就关注并对广西开发史进行调查和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日本学者为了国内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对中国各地的自然地理和资源、民族分布、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料进行全面的收集和整理。1939年，由日本收集、编著和出版的《广西省综览》一书，在“汉人对广西的开拓”一节中，追述了从秦汉以降直至明清时期中央封建王朝对广西的经略与开发措施。国内学者较早开展对华南及其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学者，首推徐松石先生。徐先生经过多年的考察与研究，写成《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岭南的开拓”和“铜鼓研究”一章，都涉及岭南边疆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岭南及广西边疆的开发史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20世纪50年代，由黄现璠撰写的《广西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57）和黄藏苏撰写的《广西壮族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1958）相继出版。书中除了论述壮族的历史渊源、社会发展之外，还揭示了壮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此后，相继出版了《壮族简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瑶族简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以及覃圣敏等的《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周荣源的《广西农业经济史》（新时代出版社，1988）、黄现璠等的《壮族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张声震主编的《壮族通史》（民族出版社，1997）、覃乃昌的《壮族稻作农业史》（广西民族出版社，1997）、方铁和方慧的《中国西南边疆开发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杨新益等的《广西教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钟文典主编的《广西通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覃彩銮的《壮族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吴小凤的《广西经济史论丛》（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吴小凤的《明清广西商品经济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郑超雄的《壮族文明起源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俸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肖永孜的《壮族人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等著作，都有涉及广西边疆开发历史的章节和内容。相关的论文则更多，包括覃彩銮的《历代封建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的政策及其历史作用》（《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钦州汉族的来源、分布及历史作用述论》（《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莫家仁的《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与开发》（《广西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陆荣廷统治广西的经济措施》（《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第1期），李干芬的《略论历代封建王朝的“以夷制夷”政策》（《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覃乃昌的《唐宋至明清时期广西的屯田——明清时期广西稻作农业史研究之一》（《广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环北部湾地区汉族的来源及其历史作用》（《环北部湾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白耀天的《唐代在今广西设置的州、县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覃雪源的《唐宋至明清时期广西的屯田制度》（《史林》2000年第1期），陈炜的《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明代广西交通建设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4期），蓝武的《论元代在广西民族地区的屯田》（《广西文史》2004年第1期），吴小凤的《汉唐经济史述略》（《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明清时期广西水利建设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陈一榕的《近代粤商对百色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等等。

上述著作或论文，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论述地处祖国南部边疆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情况，为我们全面、系统地开展广西开发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综观以往的研究成果，多是对广西历史的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进行研究，显得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全面性和整体性，尚未有从历史的纵向上（历时性）和横向上（共时性）对中国西南边疆——广西的开发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整体性的研究成果。因而，开展广西边疆开发史的系统研究，可以拓展、丰富和深化这一问题的研究。

三 研究意义

地处祖国南部边疆的广西南部濒临北部湾，西面与越南毗邻，是中国大西南便捷的出海通道，也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重要走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广西成为其自由贸易区的前沿或桥头堡，区位优势十分明显。广西又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一个自治区，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广西各民族和睦相处，团结互助，共生共荣，为广西的开发、边疆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中国民族团结的模范。因此，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广西开发史的研究，有以下意义：首先，全面、系统地论述广西边疆的开发史，阐述历代中央王朝对广西边疆地区实行的有别于内地的统治政策和旨在发展边疆地区经济、促进民族和解、维护边疆安全的社会稳定的开发措施，总结历史上广西边疆开发过程中的政策、措施、成就及经验，可以为广西进一步开发、发展与东盟各国的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制定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发挥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大西南出海通道的区位优势，推进广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借鉴。其次，全面、系统地论述广西边疆地区以壮族及其先民为主体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开拓进取，为开发和建设边疆，推动广西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和边疆的稳定，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可以为巩固和发展广西的“四个模范”（民族团结的模范，维护统一的模范，维护稳定的模范，我国民族关系“三个离不开”的模范）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再次，从理论上阐述边疆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与边疆安全稳定的关系，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广西从原来的“徼外”边疆走向内聚与统一及其与中央政府的密切联系，深入研究边疆民族国家认同和内聚力增强的历程，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深化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最后，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历史上，包括广西在内的广大岭南地区，是壮侗语族诸民族及其先民世代居住之地，他们是岭南文明最早的开拓者，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的文化，是岭南地区积淀深厚的原生文化。闻名中外的铜鼓文化、青铜文化、花山崖壁画艺术、稻作文化、歌圩文化、干栏文化等，对周边地区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19世纪中越国界划定以后，原本属于同一族群或文化区的民族，现已分属不同的国度，形成了跨境民族及其文化。因此，开展此课题的全面、深入研究，厘清民族文化的本源与族属，有利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此外，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广西开发史的系统研究，可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环，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是对边疆开发与国家发展战略理论的开拓、丰富和深化，对于我国正在实施的泛北部湾经济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兴边富民和平发展的系列战略，提供历史经验与借鉴。

四 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考古发掘、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以广西地区开发历史的纵向（历时性）为主线，从广西原住民族——壮族先民的历史发展、开发历程以及历代中央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和开发政策切入，分别通过史前时期、秦汉时期、南朝时期、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的统治政策与开发措施及其效果研究，阐明各历史时期开发的特点以及广西边疆从“徼外”边缘逐渐内聚于中心的历史过程；再从横向上阐述广西各民族在开发和守卫祖国南疆、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作出的积极贡献。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与观点，注重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梳理与横向论述相结合，分别从政治、经济（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交通、水利等方面，从整体上全面、系统地揭示广西边疆开发的历史过程及其对边疆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意义和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