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社会生活习俗看渤海国的族源
每一个民族都有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生活习俗，其中总有一些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的地方，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成了这一民族的标志性特征，而这些特征往往比较顽固，短时期内不易改变。所以生活习俗也是我们探寻渤海民族来源的方向之一。
一 葬俗
葬俗是历史学和考古学判断族属的重要标准之一。渤海国建立之初保留的传统习俗尚多，但不久之后，上层社会“宪象中国”，崇尚唐风，墓葬方式也向唐看齐，舍去了旧俗；下层社会则更多地保留了传统的方式。所以我们探索渤海传统的墓葬方式，就要从平民墓地和早期贵族墓地入手。
“冢上作屋”。所谓“冢上作屋”是在墓上建有似房屋一样的建筑，用以防止墓穴被雨淋湿，这是勿吉人的葬俗。勿吉人，“其父母春秋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不令雨湿”。[31]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葬俗，至今还没有发现与勿吉同时期的别的民族有此俗，这一点遂成为勿吉人的标志性习俗。考古发掘表明，渤海人有此俗。
吉林敦化六顶山古墓群是渤海国早期贵族墓地。1949年，敦化启东中学与延边大学历史科对该墓群进行了初步发掘，发现了著名的贞惠公主墓。1963年至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对该墓群进行了再次发掘，共发掘20座墓葬。墓群分1、2两个区，在第2区的M209号墓有明显的“冢上作屋”的遗迹。墓室为长方形土坑，“在墓室的四角各有一块石块垫在墓底上，在东北角和东南角之间还有三块石板垫在墓底上”。墓室四角四块石头的作用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建筑物的础石，足见当时冢上有屋。这屋什么样呢？除了四角各有一柱外，其余不大好说，但可以肯定是瓦房。“封土上曾普遍铺瓦，绝大部分是板瓦，亦有少数筒瓦，铺列时板瓦的凹面多向上。此墓系筑在山坡上，所铺的瓦多顺着斜坡下移，集中在墓的东面和东南部，但犹能看出瓦的排列呈扇形”。[32]这瓦并非铺在封土上，而是铺在墓上建筑物的屋顶上，建筑物倒后，瓦落下来，似乎是铺在封土上。
六顶山墓群并非只有M209这一座墓有这种情况，比如与之相邻的M210号墓，“在墓的南部遗有个别碎瓦。推测埋葬的当初封土上或许也铺瓦，由于顺着山坡下移，故绝少遗留”[33]。这里所说的“封土上或许也铺瓦”同样有问题，也应该是铺在冢上之屋的屋顶，同样是“冢上作屋”的遗迹。
李强先生对M209“冢上作屋”的修筑过程、形制和遗迹的成因做过如下推测：“先在山坡上挖一个呈簸箕状的浅穴，然后将穴底铲平，铺一层黄沙，再将础石放于墓室的四角，竖立木柱。柱上横置梁木，梁木上再搭建椽檩、苫铺树枝后压盖板瓦、筒瓦。门道开启于南侧。‘冢屋’的墙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用树木或树枝围上，另一种是只有屋顶而无墙壁，它只起到‘不令雨湿’的作用就可以了。‘冢屋’搭建好后，放入木棺两具，同时或相隔一段时间再将他处的5具尸体取来，放于东侧棺外。当不需要再向‘冢屋’放置尸体后，把‘冢屋’点燃。当燃烧到一定程度时，‘冢屋’必然向受力的东南方向倾斜，屋顶的瓦同时滑落于‘冢屋’的东南边。‘冢屋’基本烧尽后，送葬者向墓穴内填埋沙土。至此，‘冢屋’完成了它‘不令雨湿’的使命，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人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冢屋’，变成了一个只能见得着的坟冢。此时，‘冢屋’已不复存在。”[34]
这种冢上有屋的墓葬往往是合葬墓，须合葬一处的成员，比如一个家庭，当其中一人死后，葬于冢屋之中，待其余成员都死后，才将墓上的冢屋点燃。木质冢屋燃烧过程中可能也烧毁了墓内的部分尸体和葬具，烧后的残余物，比如木炭落在墓上，这些常常给人以火葬的错觉。M209就存在这种情况，“葬具经火烧，棺木及部分人骨都有火烧的痕迹。在墓内还发现了较多的木炭。保存较好的木炭作长条状，并附有树皮的残余”[35]。
“冢上作屋”是渤海墓葬的一个普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六顶山墓群中。东宁大城子、宁安三灵坟、和龙县等地的渤海墓中也有比较典型的表现。
东宁县城东四公里处有大城子古城，据考为渤海国率宾府治所在地，或为率宾府下辖的某一州的治所，古城西北有渤海墓葬区。197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和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单位组成的东宁考古队对其中的四座墓进行了发掘。其中的M1“墓室底部均为黄色沙土，四角各铺一块略呈方形的平整石块，光面朝上”。四角各铺一块平整的石块，而且光面朝上，这显然和六顶山M209一样，是墓上建筑的四块础石，冢上有屋。墓内共发现十六具人骨架。“首先发现的三具出于墓室东部，已被火烧，十分零乱，骨架周围还发现有棺钉、火烧过的棺木和大量的红烧土块、烧焦了的草拌泥块、成条的木炭……当把这三具被火烧了的人骨架清出后，下面的墓室的东部和西部又各发现两具非常零乱的未被火烧过的人骨架……”[36]发现的火烧痕迹同样不是火葬，因为如果是火葬，尸体和葬具应全部焚烧，但事实上只有上层尸体被烧，那是点燃冢屋，火炭落下时的结果。冢屋是木架草拌泥抹墙，所以才会出现烧焦了的草拌泥块。
三灵坟墓葬位于今宁安市三灵乡，南距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约5公里。它由几座古墓组成，一般所说的三灵坟渤海墓葬是指其1号墓。关于三灵坟1号墓的墓主，史学界有几种说法，如刘晓东、付晔认为是渤海后妃，或具体为文王妃；[37]朱国忱等认为，为渤海王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38]无论如何，可以肯定这是一处高规格的渤海墓葬。三灵坟1号墓墓顶发现东西二排，每排四块，共八块础石。[39]证明墓上有建筑物，也是“冢上作屋”。础石有八块，不是六顶山和大城子的四块，说明这个冢屋很大，很讲究。
“冢上作屋”之俗在吉林省和龙县龙头山渤海墓葬中也有反映。在这里发现了贞孝公主墓，贞孝公主墓以东200米的山坡上还发现了十座保存得比较好的墓葬。“每座墓的规模都比较大，多数墓的石堆范围都在4×5米左右，在石堆上发现较多的砖、瓦等遗物，可推知原来在墓顶地面上修有建筑物”[40]。
看来，渤海国普遍存在着“冢上作屋”的习俗，上层社会的墓葬尤其如此，它明白无误地向我们透露出了渤海主体民族来源的信息。
渤海以前，肃慎族系的葬俗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到渤海建国前的靺鞨时的基本特征是土坑墓，无棺椁等葬具，即所谓“死者穿地埋之，以身衬土，无棺敛之具”[41]。就是无葬具的土坑墓。“死者埋之，无棺椁，杀所乘马以祭”。[42]当靺鞨与高句丽族及汉族接触后，开始有了石圹墓，甚至砖墓。但传统的土坑墓仍然存在，如六顶山发掘的20座墓中，土坑墓四座，[43]其他渤海稍早些时候的墓中也都存在大量的土圹墓。有的虽然不是土圹墓，受到高句丽的影响而为石圹墓，但无葬具。比如宁安虹鳟鱼场墓群共323座墓葬，其中只有27座墓中发现过棺钉，为有葬具墓，[44]其余296座墓均无葬具，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靺鞨的风俗。这说明渤海主体民族由勿吉-靺鞨一系发展而来的线索是十分清楚的。
除了勿吉-靺鞨的内涵外，渤海墓葬习俗中也包括高句丽族的因素。高句丽墓葬的基本特征是石室墓。田野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个现象：在渤海更流行的是代表高句丽习俗的石室墓，而不是代表勿吉-靺鞨族的土圹墓。因为已经发掘过的渤海墓葬绝大部分是石墓，所以金太顺等学者认为：“渤海人活动过的中心地更流行的是石墓，而不是土圹墓，可以确切地讲，石墓系列是渤海时期的主要墓葬结构。这说明高句丽灭亡之后，高句丽时期流行的传统石墓风格延续于渤海，高句丽领地以外的黑龙江渤海故地发现的渤海石墓，其中包括虹鳟鱼场墓葬的渊源，可以解释为高句丽文化的影响。渤海墓葬的结构与形状，可能是渤海人接受了高句丽文化影响后仿照高句丽的石墓，结合本民族需要所建造的。另一方面是高句丽人来到这个地区以后建造的。不管出于哪种情况，高句丽的石墓系列在渤海地区的影响是不容怀疑的。”[45]
渤海墓葬中存在大量的高句丽式石墓，这在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证实了确有相当多的高句丽遗民几经辗转，最后融入渤海中了。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了渤海国占有了辽东等地的说法。那么，渤海就占有了原高句丽的绝大部分土地。自然，高句丽遗民除了被迁到唐内地，以及散奔突厥等外，大都归了渤海，他们成了渤海人的重要来源之一。
高句丽的石墓系列对渤海墓葬的影响确实不容怀疑，因为其在数量上更多。其原因除了渤海国中确有相当多的高句丽遗民外，诚如金太顺等的分析，是渤海人接受高句丽文化影响的结果，并不能证明高句丽遗民在渤海国民中占了多数。很多石室墓的主人并不是高句丽人，这和贞惠公主墓、贞孝公主墓虽然采用了中原汉族式的砖室墓，但两公主并非汉族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渤海墓葬中存在不少二次葬的情况，这在六顶山、虹鳟鱼场、和龙龙头山、东宁大城子、海林山嘴子等墓都有很多发现。二次葬是沃沮人的葬俗，它表现的是强固的家庭血缘观念。沃沮人“其葬，作大木椁，长十余丈，开一头为户，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尽，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46]沃沮有南北之分，南沃沮在朝鲜咸镜南北道沿海的狭长平原地带，北沃沮则分布在图们江下游、绥芬河中下游，以及俄罗斯滨海地区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渤海时期尽为渤海所有，沃沮遗民大部分成了渤海编户。二次葬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沃沮也是渤海人的来源之一。
渤海还有树葬的习俗。树葬本是契丹之俗，“契丹之俗，死者不作冢墓，送入大山，置之树上。渤海之俗，间与之同”。这说明渤海的族源中或许还有契丹等东胡族系民族。不过也可能与东胡族系无关，因为树葬也是萨满的葬式。“相传萨满之死，穿穴于树干，葬尸其中，俗多效之”。契丹人树葬也源于此，“此为契丹之俗，置死者于树上之所由。今宁安人尝于古树中发现罐、匙、刀、鼓之类，多铁制，即是类也”[47]。
二 陶器
在生活器具的制造方面，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彼此交流较少的古代更是如此。不论哪一个渤海遗址，陶器都是发现得最多的生活器具，所以我们就再通过陶器探讨一下渤海的民族来源。
渤海的陶器种类繁多，有重唇敞口深腹罐、横耳器、盘、碗、碟、壶、瓶、钵等好多种。而在渤海初期，重唇敞口深腹罐和横耳器更多些，后来逐渐多起来的其他各种器形大多可在中原地区的陶器中找到原型，是学习中原地区的结果，所以这两种器形更多地反映了其来源，我们重点考察之。
渤海早期陶器的代表器形就是重唇敞口深腹罐，以手制夹砂黄褐陶、灰褐陶为主，泥制灰褐陶、灰陶次之，流行在口沿下饰以锯齿形附加堆纹，常见“盘口”。器身素面居多，少量的有刻划纹、弦纹、附加堆纹、压印纹等。一般烧制火候不高。
图1 黑龙江海林市兴农渤海城址中出土的陶器[48]
图2 宁安市渤海镇西石岗出土的渤海早期陶罐[49]
图3 宁安市虹鳟鱼场渤海墓葬中出土的两陶罐[50]
这种罐的形制与靺鞨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可以说完全属于一个系统。所以黑龙江考古界称此类罐为“靺鞨罐”。
图4 黑龙江绥滨县同仁遗址出土的勿吉-靺鞨时期的陶罐[51]
俄罗斯学者在对俄远东滨海地区渤海遗址出土的陶器进行研究分析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对渤海考古颇有造诣的季娅科娃对8500件陶器实物资料研究后认为，“渤海文化陶器与靺鞨文化陶器的分类原则是一致的”。她从制作技术上把渤海陶器分为三种，即手制陶器、慢轮修正陶器和轮制陶器，认为约80%的手制陶器为“典型的靺鞨式陶器”。[52]由此可以看出，渤海国的主体民族为靺鞨族无疑。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渤海陶器也存在横耳罐。
图5 宁安虹鳟鱼场渤海墓葬出土的横耳罐[53]
而横耳罐是高句丽陶器的特征。这反映了渤海居民构成中有高句丽的因素，在渤海人的来源中，高句丽遗民也是重要的一支，但与靺鞨相比，显然是次要的。
三 婚俗
关于渤海人的婚俗，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各两条，两条文献资料一是《金史》卷七《世宗本纪中》“大定十七年十二”条，“以渤海旧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礼，必先攘窃以奔，诏禁绝之，犯者以奸论”；二是《松漠纪闻》中说，渤海“妇人皆悍妒，大氏与他姓相结为十姊妹，迭几察其夫，不容侧室。及他游，闻则必谋置毒，死其所爱。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觉者，九人则群聚而诟之，争以忌嫉相夸。故契丹、女真诸国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妇、侍婢，唯渤海无之”。两条考古资料为贞惠公主墓碑和贞孝公主墓碑，二公主均是“敦诗悦礼……六行孔备，三从是亮”。[54]二公主的婚姻观念显然是受了中原儒家思想的影响，已经不是其传统的婚俗了，所以暂且不论。所谓“婚娶多不以礼”，就是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实行“攘窃以奔”的抢婚，当然不是真抢，是以男女两情相悦为前提的形式上的抢，实质是自由恋爱式的婚姻。而“不容侧室”则说明渤海实行一夫一妻制。渤海人的葬俗也证明了这一点，二人合葬墓都是男女合葬，足见当时盛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归纳起来，渤海婚俗的特点一是以男女相悦为基础，即自由恋爱；二是一夫一妻。
男女相悦和一夫一妻的婚俗都可以在挹娄、勿吉、靺鞨一系中找到源头。挹娄人“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妇贞而女淫”[55]。男以毛羽插女头，说明男方是自愿的，女方同意则持归，不同意则可不持归，说明女方也是自由的。妇贞说明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女淫则说明婚前的选择是不受约束的，这是活生生的自由恋爱，一夫一妻。勿吉人“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执女乳而罢，便以为定，仍为夫妇”[56]。男到女家，执女乳而为定婚之仪，当然也是以男女相悦为前提的。靺鞨人“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57]。其俗淫，是指婚前的自由恋爱，在中原人士看来当然是不合礼法，故称之为淫。妒则是一夫一妻观念的表现。由此看来，渤海人的婚俗源自挹娄、勿吉、靺鞨一系，这也是其族源的一个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