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吐蕃兵临长安（公元755～766年）

一 “安史之乱”与吐蕃东进

（一）“安史之乱”及其对唐蕃关系之影响

唐太宗贞观年间，大将军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4镇，烽燧逻卒，万里相继，中西丝道，畅通无阻。为了控御西部地区，陇右鄯州为节度，河西凉州为节度，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关内则在灵州设立朔方节度，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庭为之藩卫，充分保障了辽阔的西部地区的安定。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叛乱后，局势急转直下，安禄山占领洛阳，长安面临危机，朝廷以河西陇右兵和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称作行营。募令哥舒翰为将军，屯守潼关，大军随其内调，河陇为之一空。吐蕃趁机东进，占据大片原属唐朝管辖的地区。河陇丢失，西域孤悬。在今四川西部的剑南西川地区，自从唐高祖武德以来，开置州县，设立军防，行使有效管辖。但是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陷入混乱状态，肃宗乾元（公元758～760年）之后，亦相继落入吐蕃控制之下。

“安史之乱”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业已出现的唐朝和吐蕃的对抗形势，使逐渐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唐王朝完全丧失了与吐蕃争锋的能力。随着唐朝大军东调平叛，吐蕃等部趁机东进，占据唐朝原来控制的大片地区，百万汉人转归吐蕃治下，中国西部地区的政治格局和民族关系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安史之乱”也使原来属于唐朝管辖的西域地区各个部落纷纷转归吐蕃或者回纥等强势军事政治势力，唐朝的西部边疆地区陷入一个空前的危机境地。“安史之乱”爆发后，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为之中断，经济文化往来进入低潮，也影响到唐朝的财政收入和文化交流规模。从唐朝西部地区的文化形态上看，吐蕃占领河西、陇右以后，唐朝原来统治下的大批汉人和其他民族，和随军东进的吐蕃军人和奴仆混杂居住，尽管存在新的民族压迫问题，但是也出现了吐蕃文化和汉文化的密切交流与融合时期，对唐朝和吐蕃双方的政策以及后来双方的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吐蕃夺取河西、陇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调兵东守，河西、陇右因此空虚。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八月，回鹘可汗和吐蕃赞普都曾派遣使者，请求帮助朝廷平定叛乱，唐朝没有接受。接着吐蕃军队向唐朝辖区推进，轻松占领威戎（在石堡城北）、神威、定戎、宣威、制胜、金天、天成等军，唐朝的石堡城、百谷城、雕窠城等重要城池均在吐蕃控制之下。次年十月吐蕃占西平（西宁）。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攻下河源军。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八月，吐蕃攻下哥舒翰在临洮西磨环川设置的神策军，廓州也陷落。^[1]

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七月，吐蕃对唐朝河西、陇右地区展开大规模的攻击活动，吐蕃军队入大震关，陷落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感慨：“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连地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牛马，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伐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2]

关于河西陇右失守的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大兵内调平叛引起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不止于此。唐朝长期的开疆拓土，边疆战事不断耗费了民力财力；在与吐蕃长期的交战中，不能有效地解除威胁，取得战争的根本性胜利，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而进入鼎盛以后很多社会矛盾与问题被掩盖起来，上层官僚贵族的腐败和无能逐渐显现，这些问题也反映在军队中，唐德宗时曾经担任神策军节度使的李晟就曾指出：“河陇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将帅贪暴，种落携贰，人不得耕稼，展转东徙，皆自弃之耳！且土无丝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岂有已乎？”^[3]毫无疑问，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以及唐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与吐蕃东进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唐朝军事、政治、经济和吏治中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应该被忽视，后者才是值得反省的本质性因素。

（三）长安失守与关中之战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攻克泾州，俘虏泾州刺史高晖，高晖遂为吐蕃军做向导，向京师长安推进，接着劫掠奉天（陕西乾县）、武功，然后从武功渡过渭河，沿秦岭山脉往东，京师震骇。在周至，吐蕃遇到唐朝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一作月）将率领的两千精兵的有力抵抗，吐蕃军队损失数千人。吕日将终因寡不敌众，兵尽被擒。当吐蕃军即将逼近京师时，唐代宗想不出更好的对策，即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出镇咸阳。此时郭子仪原来的属下部曲已经四散，接到诏书，他能够指挥的只有20名骑兵。郭子仪只得强令征收百姓的牲畜以助军。等郭子仪所部到达咸阳时，吐蕃军队已经从司竹园渡过了渭水，代宗在宦官程元振等人的劝说下，向东逃命。唐朝官吏鼠窜，六军逃散。但是，代宗一行刚出苑门、渡过浐水，就发生了射生将王献忠带领的400名骑兵发动叛乱，逼迫封（丰）王珙等10王西行投降吐蕃军队。他们在开远门内遇到郭子仪，被拦住。代宗等随从到了华州（华县），由于官吏逃跑者很多，他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恰在这时，观军容使鱼朝恩带领神策军从陕州（河南陕县）来迎接，遂前往鱼朝恩营帐，到了陕州。^[4]

郭子仪沿长安城南的御宿川循终南山往东，他命属下王延昌立即前往商州（商洛）集合逃亡那里的将士。过了蓝田遇到元帅都虞候臧希让、凤翔节度使高升，得到士兵近千人，辗转来到商州。在这里招抚正在抢夺朝官和百姓财物的将士，整饬队伍，严明纪律。连同武关的防兵合4000人。为了防止吐蕃军东进威胁代宗等的安全，郭子仪准备出兵蓝田。此时，鄜延节度使判官段秀实说服节度使白孝德引兵南进京师，并与蒲城、京畿、陕州、商州等地合势进击。

吐蕃、吐谷浑、党项等20余万军队在高晖的带领下进入长安城中，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拥立邠王守礼的孙子，也就是金城公主的侄子广武王承弘为皇帝，立年号，署置百官，大赦天下。接着以于可封、崔瓌为宰相^[5]，吐蕃等各部将士大肆劫掠京城财物，并准备将掠夺到的仕女和有技能的人带回本土，以为奴役。

郭子仪命令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200骑兵出蓝田观察敌情，同时命宝应军使张知节将兵跟随其后。长孙全绪至韩公堆，白天则击鼓张旗，晚上则点燃火把，以疑惑吐蕃军队。前光禄卿殷仲卿聚众近千人，守卫蓝田，与长孙全绪相互照应。唐朝200余骑兵直渡过浐水，而城中百姓又告诉吐蕃人，郭子仪将军带领大批人马将要返回长安了。吐蕃军队恐惧，开始撤离京师。长孙全绪派射生将王甫入城，私下组织长安城中的少年，晚上在朱雀街上击鼓大呼，制造紧张气氛。吐蕃军队以为唐朝大军要至，便在长安城驻守15天后撤出。导引吐蕃军队的叛将高晖也感觉形势不妙，带领300余骑兵向东逃走，刚到潼关，就被守将李日越捉拿并处死。

吐蕃大军撤离长安后，王甫自称京兆尹，聚众2000余人，自己设立官署，在城中行凶作恶。郭子仪自带30余名骑兵，渡过浐水靠近京师，他派人传令王甫来见，并以扰乱长安之罪斩杀之。他又召鄜延节度使白孝德和邠宁节度使张蕴琦率兵至京城屯守，民心得以安定。十二月丁亥，代宗从陕州起程，甲午返回长安。郭子仪带领城中百官和军队，在浐水迎接。当天，派骆奉仙为户县筑城使，带兵在户县和中渭桥修筑城防，以备御吐蕃。代宗把吐蕃立为皇帝的广武王承弘流放到华阴地区。^[6]

吐蕃离开长安后，退至凤翔，围攻凤翔城。守卫城防的凤翔节度使孙志直坚兵抵抗。同时又得到率领精兵千余骑、自河西东赴国难的镇西节度使马璘的协助，吐蕃兵西走，居于原（甘肃固原）、会（甘肃会宁）、成（甘肃礼县）和渭等州地区。

（四）长安陷落的诸多原因

长安陷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有内外两个方面：从内部来说，唐朝社会内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矛盾，首先，长期的征战使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戍守边地、承担各种兵役力役，以及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而增加的赋税等，使百姓有无力承担的感觉。其次，宦官当政并掌握军权，导致朝纲败坏。当时的精锐部队神策军就由鱼朝恩等人掌握，而朝廷大政则在宦官程元振的控制之下。他担任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专权自恣。当吐蕃入犯时，他没有及时奏报皇帝，吐蕃兵至时，他拒绝给郭子仪援兵，对吐蕃轻松进入长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次，在战争年代，排斥才智卓越的将领，使他们报国无门，直接影响到对吐蕃东进的抵御。朝廷在使用宦官主政掌军的同时，又把像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卓越的将领闲置起来，直到吐蕃逼近长安之后，才加以启用。郭子仪受命抵御吐蕃时，身边能调动的只有20人骑兵，怎么可以和吐蕃带领的20余万部落大军相对抗呢？当时的太常博士柳伉指出，吐蕃入关陇兵不血刃入据京师的原因有四条：吐蕃大兵进入，武士无一人力战，将帅背叛陛下；皇帝疏远功臣武将，重用宦官，群臣无一人犯颜直谏，是公卿背叛陛下；皇帝刚一出都城，城中百姓就夺府库，相互杀戮，是京师百姓背叛陛下；皇帝下诏各路兵马援助京师，四十日之间，没有一辆车马进京，是四方守将背叛陛下。^[7]最后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安禄山、史思明叛乱使已经脆弱的唐王朝不堪负荷，“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朝长期重兵防边有关系，而藩镇兵权过重，内部空虚的形势也导致京师防御空虚，是吐蕃大军进入很少遇到较大的阻拦的重要因素。

从外部原因来看，主要是两点：一个是吐蕃利用了“安史之乱”的时机，当唐朝竭力应对叛乱时，内部涣散，吐蕃趁机发动攻势，唐朝穷于应付，在兵力调动上也感到困难，此消彼长，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另一个是吐蕃的军队人数众多，而唐朝守卫长安的军队几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进行有效抵抗。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其结果自然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