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唐蕃争夺中变的因素

（一）唐蕃地位之争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二月，入蕃使判官常鲁与吐蕃使论悉诺罗等至自蕃中。初，鲁与其使崔汉衡至列馆，赞普令止之，先命取国信敕。既而使谓汉衡曰：“来敕云：‘所贡献物，并领讫；今赐外甥少信物，至领取。’我大蕃与唐舅甥国耳，何得以臣礼见处？又所欲定界，云州之西，请以贺兰山为界。其盟约，请依景龙二年敕书云：‘唐使到彼，外甥先与盟誓；蕃使到此，阿舅亦亲与盟。’”乃邀汉衡遣使奏定。鲁使还奏焉，为改敕书，以“贡献”为“进”，以“赐”为“寄”，以“领取”为“领之”。且谓曰：“前相杨炎不循故事，致此误尔。”其定界盟，并从之。^[44]《新唐书》作者明确指出，此举系“以前宰相杨炎不通故事为解”^[45]。

（二）吐蕃破坏性骚扰与唐朝的“防秋”

《旧唐书》记，“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哥舒）翰（公元？～757年）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余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46]。但是这一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史料记载，唐代宗永泰八年（公元773年）“吐蕃六万骑寇灵武，蹂践我禾稼而去”。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八月，“吐蕃寇泾、陇、邠、宁数道，掠人畜，取禾稼，西境骚然”。三年（公元787年）八月，“贼遣羌、浑之众，衣汉戎服，伪称邢君牙之众，奄至吴山及宝鸡北界，焚烧庐舍，驱掠人畜，断吴山神之首，百姓丁壮者驱之以归，羸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九月“是月，吐蕃大掠汧阳、吴山、华亭等界人庶男女万余口，悉送至安化峡西，将分隶羌、浑等”。围陇州后“贼并焚庐舍，毁城堡壁，虏（掳）士众十三四，收丁壮弃老而去”。“吐蕃驱掠连云堡之众及邠、泾编户逃窜山谷者，并牛畜万计，悉其众送至弹筝峡。自是泾、陇、邠等贼之所至，俘掠殆尽。”贞元四年（公元788年）五月3万余骑犯塞，分入泾、邠、宁、庆、麟等州，焚彭原县廨舍，所至焚庐舍，人畜没者约二三万，计凡二旬方退。^[47]吐蕃军队进入陇东、陕西之后一直采取焚烧毁坏房屋，践踏庄稼，抓驱掠丁壮、牲畜，杀羸弱的政策，对唐朝京师及以西地区造成极大的破坏。

（三）吐蕃军事进攻方式之改变

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前后，吐蕃进攻唐朝的军队人员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吐蕃入寇，恒以秋冬，及春则多遇疾疫而退。是来也，方盛暑而无患。盖华人陷者，厚其资产，质其妻子，为戎虏所将而侵轶焉。”也就是说，原来担心疾病流行的缘故，只有秋冬季节才发动进攻，现在将抓来的唐朝汉人作为春季进攻的主力，而将他们的妻子财产作为抵押，迫使他们出兵效命。^[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