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化适应研究的意义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对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人们来说，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适应了。于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文化适应一直是一个吸引众多学者思考而又难求正解的问题。本书的作者试图厘清文化适应研究的脉络，探寻其中的理论难题并摆脱它的纠缠，从而为人们开辟文化适应的新路径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首先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阅读渴望。
人是一种寻求交往的动物，在人类交往史中，文化适应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人。人类学考古上的发现一再向我们解释，不同的生态环境塑造出不同人群行为，进而促成针对特定生态的文化适应。根据19世纪的人类学发现，来自异文化的初民群体对本土文化适应过程是从“海盗型文化适应”（piratical acculturation）过渡到“敌对型文化适应”（inimical acculturation）、“姻亲型文化适应”（marital acculturation），再到高级和文明的“友好型文化适应”（amicable acculturation）。[1]初民部落起初只是简单粗暴地直接模仿对方群体的武器和象征符号，以期掠夺对方的“神力”为自己所用，从而赢得战争，实现工具上的文化适应，进而通过强迫对方群体中的女性嫁给自己部落的男性，完成跨部落婚姻，来传递本群体信仰与文化模式，再逐渐过渡到通过协商与物品贸易，乃至跨文化教育来达成与异文化的友好交往，各取所需。这种带有文化进化论思维的早期文化适应研究往往有一种“理论野心”，不仅力求还原初民群体交往的历史图谱，更试图从低层次文化适应与高层次文化适应的过渡与演进中尝试图解人类跨文化交往的转型历程。
在初民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中介环节相对较少，交往程度相对停留在浅层，交往模式也相对简单，一个外来部落对本土社群中的其他部落之间的文化适应并不复杂。财产与社会地位的竞争导致病态适应的消除，目的在于保存本族人群的种族健全和文化活力。[2]但在对不同文化群体进行田野观察的时候，人类学家逐渐意识到，“文化”并非一个固定且一成不变的封闭概念，更很难通过简单的低级到高级的“进化”来诠释。对特定群体的微观观察需要放置在一个联系的、更为广泛的交往层次上进行诠释，一个群体的文化形式如何传播到另一个群体中去，不同的文化群体生活特质与社会结构如何能形成“共同体”，现代资本主义如何渗透到传统社会中去，这些都需要文化适应研究的视角。世界并不是一个“台球桌”，各个文化只会在上面相互碰撞而互不相连，相反，历史是动态的、相互关联的进程。[3]在某些墨西哥村庄里，初民社会与城市阶级之间分野鲜明，两个群体之间交往甚少，唯一能促成他们产生关联的就是从初民过渡到市民的这个过程[4]，而文化变迁与文化适应并不必然意味着“得到”某些文化特质，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文化模式的“失去”，在处于变迁的族群里，那些无法适应新的时间与空间要求的文化行为、习俗被无情抛弃了。一旦我们忽略了这一点，过度阐释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与分立性，或是过度强调现代社会的绝对优越性，二元对立的刻板成见便不可避免。文化适应研究则持续关注着不同人群的接触与关联、联系与互动，以期获得历史事实的另一种图式。
怀着类似的期待，20世纪前半叶，以美国大城市中的“他者”为研究对象的文化适应研究，开始关注异文化群体如何同本土社会、文化发生作用与反作用。在20世纪初，伴随着大量移民不断涌入美国大城市，来自异文化的陌生人（stranger）、文化旅居者（sojourner）、边缘人群体（marginal man）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与跨文化交往方式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的前提或假设是，异文化群体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认同了本土文化，而他们对本土文化的反作用力与其文化适应的程度密切相关。对外来文化群体成员而言，是否适应本土文化以及适应程度如何，往往与他们来到新文化环境中的原因和本身的移民倾向有关。从1850年到1920年，超过100万瑞典人选择迁移到诸如明尼苏达、堪萨斯、内布拉斯加以及芝加哥之类的美国大城市，这一时期的瑞典由于灾荒与农业危机，加上政治迫害与宗教纷争，移民美国的人口激增[5]，这些瑞典移民的主要目的在于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以及躲避政治与宗教迫害。而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难民从伊拉克、叙利亚来到瑞典，对他们而言，这种选择几乎完全是被动的，在心理上并没有做好适应异文化的准备。于是透过文化适应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出于截然不同的外部环境因素而选择移民的文化群体，接受与适应新国度里的文化环境意愿和程度也不尽相同，前者更倾向于被新文化涵化，以美国人的文化习惯与要求来重新定义和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并找到在这个新文化当中自己的位置，很多人甚至完全遗忘了他们的母语，[6]从语言和宗教信仰上最先实现对美国文化的适应。但与此同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又保留或改造了自己原来的瑞典文化传统，使之与美国社会不相冲突。
而战争移民，如来自越战的移民，他们更倾向于保留自己原本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在最初的阶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由于遭遇突如其来的变故，选择移民往往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对新环境的适应意愿与倾向并不强烈。[7]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尽管最终留下，但在文化身份认同、宗教信仰上强烈归属于自己原本的文化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移民原有的文化模式与新环境中的文化模式极有可能发生激烈冲突。至于只在异文化当中做短期停留的文化旅居者，他们则更愿意在较为边缘的地带与主文化产生接触，他们可能有着特定的旅居意图，而且这个意图并不需要完全适应新文化就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主文化的适应程度可能会降到最低，而与自己原属文化群体保持更多的交往。[8]对跨文化交往中的群体文化适应程度的研究，一方面揭示出文化交往的复杂面向，另一方面又加深对群体间文化冲突的深层原因的理解，从而更好地理解跨文化策略，以避免冲突或寻找合适的解决方案。
当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本身拥有丰富跨文化经验的学者加入到移民研究当中时，他们发现，简单的“我”与“他”的群体划分并不足以诠释跨文化交往在个体层面的复杂性，群体中的个体行为可能会受到群体行为规范的指引，但并不能解释行为本身的动因。于是文化心理学者从个体出发，试图找出文化适应程度在个体层面的差异及其原因。从根本意义上讲，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一切误解与冲突首先源于我们失去或弱化了感知文化差异的跨文化敏感。而发展文化差异的积极意义、克服其消极意义，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入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过程，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9]告诉我们，文化适应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过程，长期适应也不意味着文化适应的终结，因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对自己原来所在群体和现在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取向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这种区分包含两个维度：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而由于主流群体和非主流群体采取的策略可能不尽相同，这个双维度模型展示出全球化的四种可能后果：（1）世界文化的同质化；（2）相互的改变；（3）非主流群体抗拒支配群体的运动；（4）非主流文化被毁灭。类似的跨文化心理学对文化适应研究的价值在于，其试图找到“人”与“社会”，个体心理层面与更高层次的社会文化层面的结合点[10]，当个人被放置于社会生活之中时，其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倾向会指导其行为，进而对其人际交往与群体交往发生直接影响。借助“人”这个载体，微观的个体文化适应与宏观的社会文化调适（adjustment）被统合到同一个理论范畴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跨文化转型过程中个体所遭遇的“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如何转化为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调适。[11]
到今天，文化适应研究的视野也更加宽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让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磨合成为新的研究兴趣，本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资本体系？全球资本在迁徙过程中又如何与地方文化相匹配？“球土化（glocalization）”一词的诞生显得适逢其时，它讨论的是本土文化在面对强势的全球资本扩张时，如何吸收其影响，并通过自然地转换使之适应本土文化，区分出与自己文化不同但可以共存的相异之处，从而消解全球化的某些不相容特性，丰富本土社群的文化。[12]到这里，文化适应研究已经开始关注本土-全球这个双向的适应。“适应”本身就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动态过程，很难去定义文化适应研究究竟是什么，它的核心在于关注人—人群—社会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关注人类交往关系与互动模型变迁，而非简单地关注或比较某一或某几个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异同，这或许是人们醉心于其中的意义所在。
李加莉长期从事外语教学，热心于跨文化传播实践，在与外国留学生的交往过程中深刻领悟了文化适应的重要意义，由此涵泳于文化适应研究的文献海洋，打捞出思想的精华，也体悟到思想的困局，遂成此作，完成了对文化适应研究的系统总结。读者诸君可顺着她的论说得以窥见文化适应理论的堂奥，反思自我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或许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跨文化路径。这的确是值得期待的事情。
是为序。
单波
甲午年冬至于珞珈山
[1] W.J.McGee，“Piratical Acculturation，”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 11，No.8 （Aug.，1898），pp.243-249.
[2] W.G.Sumner，Folkways：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Manners，Customs，Mores，and Morals，Ginn，1906.
[3] 参见〔美〕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 Robert Redfield，“The Folk Society and Cultur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45，No.5 （Mar.，1940），pp.731-742.
[5] 参见〔瑞典〕安德生《瑞典史》，苏公隽译，商务印书馆，1972。
[6] Florence Edith Janson，The Background of Swedish Immigration，1840-193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1，p.118.
[7] Young Yun Kim，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An Integrative Theory，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88，p.5.
[8] Ronald Taft，“Coping with Unfamiliar Cultures，”in Neil Warren，ed.，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ume 1，London：Academic Press，pp.121-153.
[9] J.W.Berry，“Globalization and Accultu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2008）：328-336.
[10] J.W.Berry，“Immigration，Acculturation，and Adaptation，”Applied Psychology：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6（1997）：5-34.
[11] C.Ward，“Acculturation”，in D. Landis & R. Bhagat，eds.，Handbook of Intercultural Training（Thousand Oaks，CA：Sage，1996），pp.124-147.
[12] Thomas L. Friedman，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Understanding Globalization，Macmillan，2000，p.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