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跨文化传播是植根于人的物质生活生产与精神交往需要之中的历史现象。如今随着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类社会相互依存的紧密关系使得跨文化传播成为历史巨轮的轴心，于是文化间的互动扮演了引导、批判甚至抗拒人类社会变迁的角色。文化处在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之中，一方面在文化内部它对自身文化在不断地习得、传承和延续，即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另一方面在与他文化密切和直接的接触中相互影响、不断产生着变化，即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认识到文化内部和文化间发生的变化为跨文化对话开辟了可能性，因为文化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它在与他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地调整和变化着。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是我们与他者如何交流的问题，那么文化适应研究则探究“文化中人”（people-in-culture）或“文化群体”在与他者的交流中所发生的“变化”（change），以及这些变化的前因、后果和遭遇的挑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不同群体在最初较封闭的环境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和世界观。当不同文化群体需要彼此交往和相互了解时，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传统及其差别成为痛苦和冲突的来源。文化是意义、价值和行为标准的整合系统，社会中人据此生活并通过社会化将其在代际传递。^[1]人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成员和他的文化的承载者，所以文化总是首先表现为某些人的文化，某些个体文化或群体文化。不同的人群形成不同的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体系也相应地拥有不同的特定人群，这些特定人群就成为某种具有文化属性的文化中人。对文化中人而言，文化的意义体系在路径清晰的已知世界和未知不明的外部世界之间竖起了一道保护性屏障。一方面，对文化中人而言，文化具有心理功能，特别是减少恐惧和焦虑的功能。而另一方面，文化中人对他者的闯入和移入产生不安和焦虑。^[2]所以，超越文化边界而进行的跨文化传播常常会导致文化不适应的状况发生，引起个体的抑郁和焦虑、文化身份的冲突和矛盾、文化信仰的缺失和迷茫、价值判断的失据、行为的失范等，继而在个人、群体和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一系列问题。

当代社会从现代性的“固体”阶段过渡到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谓的“流动的时代”（Liquid Times），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3]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家间、民族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人口的全球流动正在加速，人们的跨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一个由留学生、移民、难民、商旅人士、外籍劳工等流动人口组成的庞大的“跨文化交往群体”正与日俱增。移民已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世界上几乎每一座城市都有数量可观的移民社群，在一些工业国家里，非本国公民占到总人口5%的比例。^[4]据联合国2009年的数据统计，全世界有1.91亿人移居国外，除移民以外还有1400万的难民和背井离乡的避难者，此外还有大量的短期居留者，总计有300万接受高等教育的外国留学生和3000万由于工作关系移居海外的人士。而2013年全世界移民达到2.32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2%，2000～2013年，移民人口数量年均增长2.2%。^[5]除了跨国的人口迁移，随着急速推进的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在各国家和社会内部不同种族和文化群体等亚文化间的流动迁徙也日益频繁。这些内部移民在中国通常被称为“流动人口”，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78年的城市化率仅为17.9%，而到了2012年城市化率已达52.6%，预计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5%。^[6]社会内部的人口迁徙和流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在复杂多样的跨国领域和文化多元的国家内部，不同文化个体和群体在相互交往和接触的过程中都存在文化适应问题，在与异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跨文化交往者或群体为了适应社会环境的需求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感受到文化冲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当操有不同语言或方言、拥有不同信仰、来自不同民族或种族的人们一起工作和生活时，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世界上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少数裔和多数裔之间，移居者和本土公民间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广泛的人口流动打破了原有的民族构成和既已形成的平衡关系。施莱辛格（Schlesinger）甚至指出，这些民族和种族冲突会代替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这个时代具有爆炸性的问题。^[7]

文化适应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历史最悠久、触及其根本性质的一片领地，它贯穿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之中。如今它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不断扩展，不仅仅限于移民和土著居民研究，而且包括各种族群体和短期移居者；因为它不仅仅是个体或群体层面的适应问题，而是深嵌在社会问题之中，其触角延伸至变化无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文化群体已不再是独处一隅的地方化部族，更不是汪洋中的孤岛，全球化成为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一。每个文化中人都在与他者的隔离和联系之间试图找到正确的平衡点释放他的创造性潜能，同时社会也在逐渐演变，寻求一种能平衡所有文化群体的利益和需求的机制让他们充分、平等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之中。

跨文化传播学者们在追寻这样的平衡点，文化适应研究成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引人注目的理论景观，有着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以及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在不同层面探寻着文化适应问题。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在资本的力量和强势政治文化力量的裹挟之下变得越来越小，时空的压缩使得文化间的征服、抵抗、转化、吸收、适应与融合的问题日益凸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适应研究在近几十年来呈蓬勃发展之势，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而另一方面文化适应理论体系又呈现出纷繁复杂、众说纷纭的景象。任何理论都具有观念的调适功能及行为的修正功能，由此形成某种价值和经验，同时任何理论都带有理性的褊狭。为此重新梳理、审视和反思文化适应的理论话语及其实践，追问文化适应研究的内在价值及其局限性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